其中包括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司马贞自己的看法，认为“古文”指古文《尚书》；二是唐初《史记》学者刘伯庄的看法，认为是泛指《左传》、《国语》、《世本》这些先秦古书。对于刘氏之说，司马贞评论说“是亦名‘古文’也”，没有加以否定。清人周寿昌批评司马贞自己的说法，认为从年代上看，司马迁不可能见到伏生，司马贞把“伏生”与“孔生”弄混了。周寿昌也不同意将“古文”特指为孔安国所传的古文《尚书》，他说“自从刘氏说为正”，赞成刘伯庄的意见。[3]清人邵晋涵亦持类似观点，认为《史记》“叙事多本《左氏春秋》，所谓‘古文’也”，[4]将“古文”所代表的书进一步认定为专指《左传》。
另一种意见认为，“古文”指战国时期的六国文字。这是王国维首先提出的。他在《史记所谓古文说》一文中说“太史公所谓‘古文’，皆先秦写本旧书”，又说“凡先秦六国遗书，非当时写本者，皆谓之‘古文’”。意思是先秦古书因为用六国古文字抄写，所以被称为“古文”。这样，“文”就不是指“文书”，而是指“文字”了。王国维此说是承《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而发。该文论证汉人所谓“古文”不是殷周文字，而是秦统一以前东方列国所用文字，揭示出战国文字的东西差异，深具卓识。[5]但如果《太史公自序》所谓“诵古文”是指文字而言，那就意味着西汉前期乡野中的十岁小儿也有机会阅读并且懂得战国六国文字写本了。这有可能吗？为了释此疑难，王国维说这些战国文字虽已废而不用，但“当时尚非难识”，[6]司马迁曾“就闾里书师受小学书”，[7]故能读之。然而，他自己的另一个观点就与此矛盾。在《两汉古文学家多小学家说》一文中，王国维认为汉代古文学家“当缘所传经本多用古文，其解经须得小学之助，其异字亦足供小学之资”。[8]若阅读古文必须通明小学，怎么还能说“尚非难识”呢？汉代古学专家的小学，跟乡里塾师用来开蒙的小学，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对此，后文还将详论。
王国维之说影响甚大，后人即便不完全赞成，也无法绕过。1933年出版的张鹏一《太史公年谱》称：“‘古文’二字，似指文字之古者，别于隶书而言”，[9]采信王说。泷川资言认为，“古书以古文书者，以分今文也”，[10]显然是将“古文”理解为古文字。程金造首先认定此处“古文”指用古体文字抄写的书，同时赞成刘伯庄，认为具体指古文字抄写的《左传》《国语》。[11]这看似调和两说，其实误解了刘氏之意。刘伯庄并没有说《左传》《国语》是用古文字抄写的，也没有把古文所指的古书范围限定在《左传》《国语》二书。李长之则认为“诵古文”就是指《汉书·儒林传》中说的“从孔安国问故”，此“古文”既与经学今古文之争无关，也不是一种特殊的文字，而是指“古代语言学（classical philology）”。[12]推测其意，相当于汉人所谓的“小学”。但是，据张大可考证，孔安国从鲁国到长安为博士在元朔、元狩年间（前128~117）。司马迁十岁时是建元五年（前136），根本不可能见到孔安国，“问故”当在二十岁壮游归来以后。[13]李长之此说的成立必须以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前135）为前提，然而这一生年说经过反复讨论，已经不能不放弃了。[14]
此外，钱穆别立新说，以为《史记》所谓“古文”即六艺。[15]此说也未免武断。一方面，“古文”所包括的历、谱、谍、五德终始之书不在六艺之科；[16]另一方面，钱穆所谓“六艺”，囊括经传记说，多为秦汉以后人所造作，也不是司马迁所承认的“古文”。
其实，罗列《史记》中“古文”一词的使用场合，可以发现这些“古文”都见于各篇序言或“太史公曰”，是司马迁自己习用的术语。九处“古文”中，有七处是指古之文章，也就是秦以前的古书，只有《仲尼弟子列传》和《儒林列传》两处说到孔安国所传古文经传时，特指抄写其书的古文字（见下表）。因此，张富海在《汉人所谓古文之研究》一书中虽然接受王国维之说，但指出“古文”在《史记》中可以“转指包括诗书六艺在内的古书”，原因是“司马迁认识到古书本来都是用古文写的，所以用古文来代指古书”。[17]此说纠正王说之偏，但仍以为“古书”之义是从“古字”引申出来的。事实上，司马迁所说的“文”一般都是指文章、文书，很少有指文字的。《太史公自序》中有一句大家很熟悉的话：“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18]其中的“遗文”与“古文”含义是很接近的。
司马迁所称“古文”一览表
回到“年十岁则诵古文”的语境，问题的关键在于：司马迁为什么要强调诵读“古文”，他当时能不能读到并且读懂六国文字抄写的古书，他在写作《太史公自序》时是否特别看重古书用何种文字抄写？
这里先提出我的基本结论：司马迁时代尚未有经学今古文之争，他跟同时代人一样，并不太看重文字的古今之别。其间涉及汉代的经本传写和学风演变，有一些疑难之处，需要稍加申说。
首先，六国文字对于西汉中期以后人来说，已经难以识读。
王国维《史记所谓古文说》以为《史记》所谓“古文”是用六国文字抄写，理由是“盖汉景武间距用古文之战国时代不及百年，其识古文当较今日识篆隶为易”，甚至司马迁十岁时就能诵读“古文”，即古书战国文字抄本。但王国维所能见到的战国文字材料十分有限，根据后来发现的大量出土战国文献可知，战国文字不是那么容易识读的。今人论战国文字，分为燕、齐、晋、楚、秦五系。秦系文字直接继承西周、春秋文字，而与六国文字相去悬殊。[20]汉代文字直接上承自秦，与六国文字的差异甚至超过与现代汉字的差异。由于字形和用字习惯迥然不同，今天的古文字学家对六国文字尚难尽识尽读，何况汉代的十岁小儿？
汉初尚有战国遗民，少数藏有先秦古书并有志于学者，也许较今人更有能力识读战国文字，但让一般知识人来识读，未必比今天的古代文史学者更加轻松。《汉书·艺文志》称《苍颉篇》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张敞从齐人能正读者受之，传至杜林而为作训故。又《郊祀志》云，张敞好古文字，能释读周鼎铭文。可见张敞训读《苍颉篇》的古字，需要向特定的专家学习。他能够释读周代古文字，也是一种当时少有的特殊能力。这种通晓古字的“小学”，是语言文字方面的专门之学，虽然跟童蒙之“小学”一样都要认字，但认的却是已不行用的“死文字”，旨趣不同，需要的知识水平更有天壤之别。
前引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说，司马迁十岁以前必已就闾里书师受小学书，故能诵古文。这是混淆了《汉书·艺文志》所谓“古者八岁入小学”的蒙学识字“小学”与语言文字学家的专家“小学”。《说文解字叙》引《尉律》云“学僮十七以上始试”，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史律》则谓“史、卜子年十七岁学”，“学童学三岁”后才用《史籀》十五篇考试，“能讽书五千字以上乃得为史”，选拔为史之后，“又以八体试之”。[21]这清楚地表明，《史籀》十五篇以及八体是史官书记的专门之学，字数繁多，直到傅籍成年或已选拔为史之后才习学课试，不是寻常的童蒙“小学”可以比拟的。如果十岁少年开蒙不久就能够诵读古文字，那么释读古文字怎么会被史书当作特殊技能记载下来呢？王国维之说在此显然无法自洽。
其次，先秦古书的古文字写本历经秦火，到了汉初还保存下来的已经很少，司马迁十岁时，恐怕不可能见到真正的六国文字写本，也不太可能读到汉人用古文字写的本子。
根据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司马迁生于景帝中五年（前145），[22]“年十岁”当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当时，他还在家乡夏阳（今陕西韩城），“耕牧河山之阳”。[23]司马谈则出仕未久，以汉廷书籍管制之严，即便供职太史，想要偷取出秘所藏的先秦写本古书，归家课子，也势所不能。王国维在《史记所谓古文说》中称“太史公自父谈时已掌天官，其家宜有此种旧籍也”，[24]只是想当然罢了。再者，汉廷直到武帝元朔三年（前126）才开始“大收篇籍”，获得比较多的古文旧书，那时司马迁已经二十岁。至于司马迁得以大规模亲身接触古文旧书，则很可能要等到元封三年（前108）。《太史公自序》说，这一年他当上太史令，这才“綢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以居官之便，抽取、抄撮国家藏书，以供著述。
有人可能要问：即使司马迁读不到先秦旧本，汉人难道不会用古文字来抄写先秦的书来读？王国维在《汉时古文诸经有转写本说》一文中就提出，经书的六国古文抄本在汉代不仅有转写本，而且转写仍用六国文字。可是，他提出的六项推测如他自己所说，皆“无确证”。[25]其中有的是无根据的臆测，有的最多只能说明少部分转写本可能保留了古文字，无须一一反驳。
实际上，两汉古文字本经书存世极少。《汉书·刘歆传》有一段著名的记载：“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春秋左氏传》此前不乏传习者，刘歆在校秘书以前，不可能不知到其书的存在，也未必见不到儒生间流传的抄本。他之所以到了校秘书以后才“大好之”，当是因为中秘所藏的是古文字写本，不同于民间所传流俗本。这从反面说明，此前民间传习《左传》所用的应是转写为隶书今字的本子。古文《尚书》尽管在西汉平帝时立于学官，传习渐广，但古文字写本仍难得一见。《后汉书·杜林传》记载，传习《古文尚书》的大师杜林在王莽乱时避难河西，“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难困，握持不离身”。他之所以珍爱古文《尚书》残本，正因为古文字本《尚书》十分罕见，似乎也无法轻易复制。
根据现在对出土汉代古书的了解，我们可以相信，秦代罢废六国古文，推行书同文字，到了汉初，人们已经习惯使用秦系文字。先秦书籍要在秦汉流行传布，不能不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今字”来抄写。比如马王堆帛书中抄写精善的汉初传本《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都以当时流行的书体抄写，基本上属于秦系文字。将考察范围扩大到已出土的全部西汉简牍古书，也未见使用战国文字的。儒家经书的六国写本，即便逃脱秦火，到了西汉也要转写成隶书今字，才便于阅读传习。皮锡瑞说：“孔氏与伏生所藏书，亦必是古文，汉初发藏以授生徒，必改为通行之今文，乃便学者诵习。”[26]其说是也。
秦焚书时，伏生壁藏《尚书》，当为古文字本，至汉初得二十九篇，教授齐鲁之间，其后演变为欧阳、大小夏侯之学，历史上一向称作“今文”。汉文帝时，晁错从伏生而受《尚书》，显然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字体来听写记录。
相传出于孔子故居的古文《尚书》，也是经隶定转写为今文之后才传习的。《史记·儒林列传》云：“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起其家逸《书》”的“起”，司马贞《索隐》释作“起发以出也”，不妥。按照《汉书·刘歆传》所载刘歆《移太常博士书》的说法，破坏孔子宅而起出古文经传的是鲁恭王，不能说孔安国“起发以出”。王念孙《史记杂志》引王引之说，认为当读“因以起其家”为句，解释说“起，兴起也，家，家法也”，[27]亦非是。司马迁时，经学家法未成，古文《尚书》未过两传，如何谈得上兴起家法？正确的理解是，“其家”指孔安国的家，也就是孔子旧宅。“起”，《说文》云“能立也”，这里指学问成立，也就是能通读全书，明了大义。至于通读之法，则是“以今文读之”。王国维在《史记所谓古文说》中认为，这指孔安国以今文《尚书》“定其章句，通其假借，读而传之”。[28]此说以为“今文”是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但若如此，古文中有逸《书》十余篇为今文本所无，孔安国又如何解读呢？马雍与此不同，认为孔安国改用隶书笔法而保留古文字形结构，是为隶古定。[29]其说近是。不过，“隶古定”是来自伪古文《尚书序》的说法，通常指保留文字原字形的“严格隶定”。以我之见，“以今文读之”当是指用隶书今字转写释读出来古字，至少大部分已经改为通行字。《史记》“安国以今文读之”，《汉书》作“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增一“字”字，明确说孔安国是用当时的通行文字释读古文《尚书》。班固之所以如此理解孔安国的工作，当是因为他所知见的“古文《尚书》”，大体都是隶书今字写本，最多只是保存了一些战国文字的原有的字形结构和用法罢了。古文《尚书》的“古文”表示的是文本来源，而不是抄写文本的字体。
古文《泰誓》和汲冢竹书的情况可以与孔氏《尚书》相参照。《书序》正义引《别录》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书于壁内者，献之。与博士，使读说之，数月皆起，传以教人。”壁中《泰誓》为古文，需破读转写，故交付博士硕学，历经数月才得以通读。“数月皆起”的“起”正与孔安国“起其家逸书”同义。《晋书·束晰传》云汲冢所出“漆书皆科斗字”，“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汲冢书出自战国魏国高等级墓葬，所谓“科斗字”当属晋系古文字。晋人整理战国“科斗书”简册，必须转写成“今文”，也就是当时通行的楷书。此二事足以说明，从古文转写而为今文，乃是释读、传习古文写本的首要工作。这就像现在释读出土文献，也要用楷书今字转写甲骨、铜器、简帛中的篆、隶古文，方可出版流传。古今虽隔，而事理不殊。孔安国整理古文《尚书》等先秦写本古书，不会有什么别的办法。汉代“古文”书籍的通行本是用隶定后的今文字书写的，这一点应该无甚可疑。
现在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汉人隶定古文的工作究竟有多大比例转写为当时通行字形，又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了六国文字的原字型？古文书籍在汉代的流传大致应有四种情况，一是彻底释读转写为今文，二是基本释读转写为今本，但少数难以破读或有意不破读的字则保留原字型、用法，三是用隶书改写，但完全保存古文的字形和用字习惯，四是严格摹写古文。实用类书籍变化较快，一般属于前两类情况。非实用技术书籍则用字较为保守，特别是儒家典籍中尤为显著。张富海认为古书在汉代流传必须隶定，但又补充说：“儒家的经书，因为受到特别的重视，被原样摹写流传的机会会比其他书籍大很多。”[30]将儒家经书与其他古书区别开来做特殊考虑，是有道理的。只是其中的古字究竟占多大比例，已经很难精确估计了。
如果从东汉魏晋以后的变化来反观西汉释读、隶定后的古文经本，可以推断其中古字的比例不会太高。从西汉到魏晋，经典中的古文字受到推崇的程度是越来越高的。汉代经学兴盛之初，重视的是经书大义，从中推求立身、治国之术。学者并不很关心经书文字的古今差别。到了西汉元帝、成帝时期，经学发达，特别是与功名利禄的关系日益紧密，于是师说并立，异端蜂起。此时，学者才开始注意借重所谓先秦旧本来别立新学，特别重视、标榜古文字写本。但其时距离战国已有近两百年，能够保存下来的战国写本恐怕极少。刘歆所见的中秘藏《左传》或许是张苍所献的本子，至于杜林宝爱的《尚书》，来源已不可知，未必真是战国写本。经过今文转写的古文经传中保留的古言古字，也会在传抄中趋于减少。所以刘歆、杜林才会那样热忱地喜好、珍爱经传的古文字本。
东汉中叶以降，古文经学大兴，风气丕变。但优秀的学者大多放弃师法而崇尚兼综。此风之下，世俗的经传写本中本来保存的少量古字形也渐渐失传。真古文字保存困难，待到崇古之风兴起，难免出现伪造。王国维论汉代古文，承认“壁中简策当时亦不无摩灭断折，今之所存，亦不无汉人臆造之字”[31]。张富海研究曹魏正始三体石经古文，指出字形多有非出战国文字者，或同西周金文，或从隶书转写，甚或出于杜撰，由此推测：“书写者手中并没有可靠完整的《尚书》、《春秋》的古文传抄本，他们可能只有一些残本，又掌握了一些古文单字，然后根据他们所掌握的古文单字重新把隶书写本的《古文尚书》、《春秋古经》翻写成完整的古文抄本。”[32]此亦可见东汉古文经多以隶书写本形式流传，仅是保留了若干独特的文本以及秦汉时期已不通行的旧字形。
至于三体石经的刊刻及梅赜献古文《尚书》，再度推重古文，又是当时的新学风所致。东晋梅赜所献隶古定本伪古文《尚书》多用古文的严格隶定字形，俗称“隶古定”，其伪造或许还受益于汲冢书的发现。伪孔《尚书序》述孔壁所出古文《尚书》曰“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孔安国“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孔颖达疏云“谓就古文体而从隶定之”。伪孔《古文孝经序》亦云“字科斗形”，“天子使金马门待诏学士与博士群儒从隶字写之”。此二序皆出东晋以后人伪作，固然不足据以说明西汉古文经的实情，但作者之所以有此说法，恐怕正是受到晋人整理汲冢书方法的影响。然而，西晋时期的崇学好古之风，是汉初所没有的。不能认为汉代的孔安国也依原字型隶定古文，写作“隶古定”。陈隋之际的陆德明竟根据梅赜所献的隶古定伪古文《尚书》，认为东汉马融、郑玄所注的古文《尚书》“并伏生所诵，非古文也”。[33]如此真假颠倒，恰好说明马、郑所注的真孔氏古文《尚书》早已用通行今字书写，看不出多少古文字的痕迹了。
以上的讨论，表明先秦古书到了汉代以后一般不再以战国抄本或战国古文字抄本的形式流传，当时的古文字写本保存极少，是司马迁十岁时不可能读到，也不可能读懂的。《史记》所谓“古文”，大部分是泛称先秦古书，有时也有特指某种或某类书，比如《宰予问五帝德》《帝系姓》《终始五德》《春秋左氏》《国语》等。[34]这些书无一例外都成书于秦代以前，属于先秦古书，但没有证据表明它们在西汉仍以六国文字抄本的面貌行世。
总之，汉人所谓“古文”有三义：一是先秦六国古文字及其写本；二是转写自六国古文写本的文本，主要指儒家经传，后又演化为指经学学派；三是指先秦古书。《史记》所称“古文”，偶有取第一义者，但大多数则是取第三义。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的“古文”就是指先秦古书，如《左氏春秋》《国语》、历、谱、谍、《宰予问五帝德》之类。但司马迁当时所读的这类书一定是用隶书“今字”抄写的。“诵古文”的“古”，不是指文字形体，而是重在说明文章的内容传自往古，有经典性，不像战国秦汉之际和秦汉以后的近世百家之书那样有许多杜撰无根之说。司马迁如此描述自己，并不说明有何经学立场，倒似乎是在标榜自己从小就在知识上为写作《史记》打基础、做准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