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
侯丽
（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讲师）
张济顺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研究员）
罗岗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童明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
时间：
7月21日（周日）14：00
地点：
上海图书馆东馆演讲厅（黄厅）
地址：
合欢路300号识别二维码预约入场
本次活动将以大庆这座独特的工业城市为切入点，通过多维度的探讨和分享，为公众提供一个深入了解中国城市现代化的特殊道路，理解东北这一工业基地，在城市史上的普遍与特殊，为思考城市，以及未来发展道路提供有益启示。
作为共和国前三十年建设活动的典范，大庆油田成为时代工业城市的地标，进而在全国推广它总体规划与建筑设计思路，比如大量的三线建设项目，都以大庆模式为蓝图。
这种“去城市化的工业化”，缘于快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目标，与资源匮乏的复杂交织，从而在东北平原上形成了另类景观。它形塑了中国现代城市的底色，使得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城市建设，呈现出完全不同于西方的面貌。
《大庆：为了石油的建设》是一部以大庆油田为背景，深入探讨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史诗性著作。作者侯丽现任教于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她以细腻的笔触，巧妙地将宏大的历史叙事与个人命运交织在一起，生动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国家意志驱动下，大庆油田如何从荒芜之地崛起，成为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象征。
活动当天，侯丽将与张济顺、罗岗、童明等研究当代史、城市规划的学者，一起探讨如何理解这种城市现代化进程的独特性，如何把“另类景观”作为观察共和国建设史的一扇窗口，以及个人生命经验在这种多样态模式中如何安顿。为我们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丰富和细腻的视角。
侯丽
，现执教于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研究兴趣主要在城乡规划历史与理论、共和国城镇化与工业化历史、城市政治等。
张济顺
，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现任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海社会史。
罗岗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研究。
童明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生态城市研究、城市住房与社区发展，城市公共政策理论与方法，建筑设计与理论。
*文章节选摘编自《大庆：为了石油的建设》（侯丽 著 三联书店20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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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一书 | 大庆
晓华和阿松建党节在天安门广场的结婚纪念照（1967年。来源：晓华）
晓华第一次到大庆油田时，还是个务实聪慧的21岁年轻姑娘。她有一双明亮的黑眼睛，圆润的脸颊红扑扑的，梳着长长的辫子。她是20世纪50年代少有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在上海著名的理工科大学——同济大学学习城市规划专业，在那里她也遇到了她的未婚夫阿松。当他们听说北方边境需要城市规划师时，这对年轻的情侣自告奋勇，希望“在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为祖国建设一座社会主义石油新城。
晓华是来自民国故都南京的城市女孩。她的父亲曾为国民政府工作，所以她的家庭成分被定为“职员”，处在社会成分鄙视链的下端。阿松出生于浙江温州的一个商人家庭。一条长江将中国划分为南北两个不同社会、文化和地理的区域，他们都是长江以南的南方人。在五六十年代，所有的大学毕业生都由国家分配工作。拒绝接受国家分配，通常意味着失去专业发展的可能性。晓华和阿松自愿前往大庆油田，也是希望消除他们家庭背景的不利影响。同时他们考虑到，到国家的工业化前线工作，是他们能在一地共同生活的最好机会。
晓华（第一排戴草帽者）和阿松（晓华身后穿衬衫的男子）与同学们在下乡活动时合影（1959年。来源：晓华）
北上之前，晓华回到南京向父母告别。母亲已经六十多岁了，送小女儿去如此遥远的地方工作，心中悲戚。晓华安慰母亲说，她每年都能回家探望，根据国家规定，未婚职工每年能给三周探亲假。但这没有缓解母亲的难过。
那年夏天，晓华的父亲遇到了倒霉事，整个家庭氛围沉重。他在南京明故宫旁的一个邮亭工作，当时这片区域人员稀少，工作人员只有父亲一人。一天，快下班时，晓华的父亲发现绑在他自行车后架的邮袋不见了，袋子里刚巧装着他当天收的3000元汇款。这对他们家而言是一笔巨款。由于没有证人，她的父亲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所以必须赔偿全部金额。邮局将每个月从他60元的工资中扣除30元，直到金额完全还清。在晓华的儿时记忆中，父亲总是愁眉苦脸的，但这是第一次看见他真的流下了眼泪。她答应每个月寄回家里30元，直到欠款还清。这个瞬间她第一次感觉到独立女性的责任。
离家使北上的旅程充满了挥之不去的悲伤。1962年10月，晓华没有让母亲陪她去长江北岸的浦口火车站，因为她不想看到母亲的眼泪。但是，如果她知道下次再见母亲是五年之后，那她一定会让母亲送她这一程。
阿松在浦口和她会合，他们一起乘坐津浦线前往天津。津浦线是当时中国最繁忙的铁路之一，连接天津和南京城外的浦口。在1968年南京长江大桥建成前的几十年里，所有京沪线的旅客和货物都必须在浦口停车，乘轮渡渡过长江，再登上去往上海的火车。天津和北京之间的旅行也是如此。当晓华和阿松到达天津时，政府招待所为所有拿着官方派遣证的毕业生提供免费住宿。在招待所的食堂里，晓华第一次吃到了窝窝头。很多人告诉她北方的食物“难以下咽”，但是晓华喜欢这味道。这对情侣第一次来天津，所以他们决定多花一天时间逛逛这个城市。他们憧憬着即将在国家北部边疆开始的新旅程，心中既兴奋又紧张。
第二天，他们登上前往哈尔滨的火车。这段旅行长达20个小时。绿皮火车里塞满了乘客。随着他们越行越北，外面的天气也越来越冷，火车窗户被牢牢关上，车厢的空气里充满了各种味道。火车发出催眠的咔嗒咔嗒声，晓华的脑袋越来越沉，她靠在阿松的肩膀上，最后在冷硬的座位上睡着了。阿松在去往哈尔滨的路上全程保持警惕，盯着头顶行李架上的两个箱子，里面是他们的全部家当。
黎明时分，火车终于抵达哈尔滨。哈尔滨火车站还没有完全建成，未经粉饰的砖墙上本应装有门窗的地方洞开着。他们听说，因为车站的设计被批评追求“大、洋、古”而被勒令停建。两人从火车站前的街边小贩手中买了一份热乎乎的早餐吃，随后又跳上火车开始下一段前往安达的旅程。
夜幕降临时，售票员喊道：“前往安达的乘客，现在准备下车！安达要到了！”阿松掏出报到证，对上面的地址感到困惑：“黑龙江省第十五农垦场。”直到1964年，大庆油田的发现一直是国家机密。家人只知道他们被分到黑龙江的国家农场，靠近中苏边境。毕业生们被通知前往安达市报到。阿松对售票员出示了报到证，问他们是不是要在这一站下车。
年轻的售票员看了一眼，很肯定地回答：“你们在下一站下车，萨尔图。补一下车票吧，两张再多交1元2角。”他补充道。
晓华和阿松翻遍口袋只找到5角钱。他们的毕业派遣费是精打细算刚够这段旅程的，在天津多吃的三顿饭让他们超了预算。
售票员同情地摇了摇头说：“学生？算了算了，到萨尔图我会喊你们下车的。”
一个小时后，他们和一大群青年男女一起，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下了车。
临近午夜，迎接他们的只有黑暗和寒风。火车开走了，留下一团烟雾。他们什么也看不见——没有车站，连一个标志都没有。一些人很快就从铁路边上一个扯开的铁丝网缺口处消失了。晓华和阿松不知道要不要跟着他们走。突然有人站在他们前面：“你们是新分来的大学生吗？”他问。阿松放下行李箱，拿出了报到证。
男人很快地扫了一下证件，安排道：“跟我来。”
黑暗中，他们很难看清男人的脸，但是不曾有丝毫怀疑。这个时期，人们相互之间有着最基本的信任——这种信任直到多年后才变了味。他们拿起行李箱，毫无二话地跟上了男人。他似乎很适应不开手电筒就在野外行走，但是晓华和阿松走得很笨拙，不时被坑坑洼洼的地面绊倒。人们很快超过了这两个笨拙的南方人，有说有笑。晓华可以看到远方有微弱的红色灯光在闪烁。
最后他们到了微弱的红色灯光处，那是破败的庭院围起的一片土坯房。从设计师的角度看，这土坯房建得太奇怪了，就像乡下男孩捏的泥巴，没有任何直角，墙立得颤颤巍巍的。房间里，炕占了超过一半的空间。这是北方一种泥和砖砌成的炕，炕底安了火炉。一个从天津大学建筑专业毕业的年轻女人躺在炕上。已经深夜，晓华和她简单交流了几句，也爬上炕睡在她旁边。晓华实在是太累了，即使棉被有股奇怪的味道，她还是很快睡着了。突然之间，晓华被室友的尖叫声惊醒，一只老鼠在咬她的鼻子！两个女人坐了一会儿，不知所措，然后又睡了下去，这次她们留了一盏灯。
“一五”计划后期，松辽平原首次开展石油勘探（1959年。来源：《大庆》画报）
1963年，大庆的生活条件逐渐改善。村里的水房可以提供自来水，元旦之后，公共浴室每周开放一次。对于几个月没水洗澡的晓华和同事们而言，这已经是文明生活的一大步了。带有供暖系统的托儿所也建成了。但是因为1963年还很少有家庭带着孩子来大庆，所以托儿所允许女职工搬进去用作她们的临时宿舍。和原来砖墙薄、炉子小的宿舍相比，托儿所温暖而宽敞。
两个漂亮的姑娘，小李和小杨，成了晓华的室友。她们中学毕业，做设计师的绘图助理。宿舍因此充满了女性气息。她们挂起窗帘，在床上铺上印花床单，用野花和玩偶装饰房间，还把工作服改得更加合身。小李甚至稍微烫了一下她的刘海儿。她们自然而然地成了这个男性主导的设计院的焦点。
相比之下，晓华总是穿着她剪裁宽松的灰色或深蓝工作服——即使是非工作日，她也不穿鲜艳的衣服。为了节省时间、节约用水，她在第一年到大庆的时候就把头发剪短了。有时候她的未婚夫会抱怨她的朴素。在大庆表现得朴素，比如穿着带补丁的衣服，意味着革命的精神。晓华避免让自己显得女性化，她像男人一样努力地工作。她不喜欢听这两个漂亮的女孩谈起她们来大庆，只是为了找一个高学历的丈夫。尽管如此，晓华无法忍住利用每个休息日去萨尔图见阿松。在第九个工作日的6点，所有人都还在工作的时候，她总是很不好意思地离开办公室。因为她经常到点下班，所以她知道她不会被评为劳模，不管其他日子里她多加了多少班。
然而，阿松不情愿过来在让胡路过夜。他觉得不能这样做。如果他来找晓华，那么他只会早上到、下午走。重聚的喜悦会不可避免地被即将分别的阴影笼罩着。在吵过几次架之后，晓华放弃了。她成了往返萨尔图和让胡路的那个人。“阿松更有机会在他的工作上冒尖，而我第一次进设计院的时候，命运就已经注定了。”她安慰自己。
晓华的第一个任务是设计墓地。她惊讶于新开发的油田会需要这样一个地方。后来才得知，墓地是为了纪念安装油井时因事故牺牲的烈士们。事实上，1960年后很多人牺牲了。这是一个让人难过的话题。和她共事的高级工程师戴先生看上去情绪也不怎么高。戴先生三十多岁，很瘦，明显营养不良——这是比晓华早两年来大庆的人的普遍特征。他很少公开讲话，刻意避开别人的注意，甚至不与人眼神接触。但是他从来不回避自己是基督教徒的事实，每餐前都会祈祷。晓华对戴先生的情感十分复杂。她很佩服他在公开场合祈祷的勇气。晓华的父亲也是基督教徒。部分是家庭背景的原因，她对激烈的政治活动保持距离。她还没成为共青团员，这在她的同龄人当中很少见。但她并不喜欢与戴先生一起工作时的离群感，这让她觉得没面子。
1963年春天，周总理访问之后，大庆领导人坚持建造“干打垒”来永久性解决住房问题。土木工程第四室的任务就是设计出“科学干打垒”，一种可以存在“至少50年”的土坯房。科室指派最优秀的职工组建了工作小组。调查和实验都是“干打垒”设计工作的一部分。这次，晓华加入了规划石油村的队伍，在老陈的领导下“建设生活基地”。老陈来自印度尼西亚一个富裕的华人家庭。他是一个典型的广东人，皮肤黝黑，颧骨很高，眼睛大而深邃。他在设计院很受尊敬，也是公认的劳动模范。事实上，他让晓华想起了很多1960年来到大庆的早期会战人。他很瘦，长期营养不良，患有胃病，背有点驼。但是他从来不抱怨条件艰苦，高度投入到他的工作当中。同事们叫他“老陈”，表示尊敬。其实他还不到40岁，但在设计院已经算是资历深的。
在规划工作中，晓华认识了阿松最崇拜的人——油田的总工程师刘树人。在指挥部，刘树人主管生活基地规划。他曾在三四十年代为南京政府的资源委员会工作。就在1949年解放前夕，他被任命为玉门油田的负责人，他帮助玉门油田免遭国民党的破坏，将玉门油田平安移交给了康世恩。阿松在机关2号院跟随刘总工作，多次陪同刘树人去油田实地考察。“你看不出他是在美国接受的教育，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一个高层领导，比我们年轻人工作还要努力。”阿松告诉晓华。
没有一次田野考察是容易的。当卡车陷入泥地的时候，刘总经常第一个从车上跳下来帮忙推车。有一次不管他们怎么推，卡车都出不来，泥点就像子弹一样射出，车轮越转越快，卡车越陷越深。他们试着将树枝放在轮胎下面，但也很快就被压坏了。刘总脱下他的军大衣，放在轮胎下，司机和其他年轻人很快跟着做。最后，卡车从这堆大衣上面开过去了。这情景给阿松留下深刻的印象。机关2号院的年轻人打心底里崇拜刘总。
和指挥部其他领导人一样，刘树人的工作十分繁忙。老陈和晓华要向他定期汇报居民点规划的进度。这些汇报经常被安排在深夜。他们很快吃完晚饭，搭乘6点的班车去萨尔图，在刘树人的办公室外等待几个小时，看到好几组人进进出出。当他们终于进去的时候，晓华看到一位穿着石油工人制服的高大男子，和普通的工人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他的眼睛充满了智慧。
晓华和同事们在春天的田野里工作（1965年。来源：晓华）
晓华的计划整体遵照建立分散居住地的原则，然后为每个生产指挥部设计了一个“相对集中”的中心城镇。这个计划被刘总无情地批评道：“为什么现在设计院的年轻人思想这么过时？你为什么不敢抛弃过去死板的教条？想想油田的实际情况，想想我们国家的困难。你要忘掉资本主义城市规划的方法，做出真正革命性的设计！”
这是晓华第一次在工作上受到这么严厉的批评。这时候回到让胡路也太晚了，所以她跟着老陈去了一年前她住过的接待站。这一次她一个人待在房间里，想到她未来的日子都只能设计兵营一样的村庄，像农民一样工作和生活，每周在萨尔图和让胡路之间来回，她终于哭出来了。她“在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天真梦想破灭了。
回到设计院，她的小组长小陈感觉到了她的沮丧，用他自己的故事安慰她。小陈和晓华一样来自江苏省。年轻毕业生们都佩服他的才华和痴迷，叫他“陈大师”。受过苏州工专古典美院式的建筑专业训练，小陈的手绘表现了完美的线条和渲染技巧，像艺术品。他是一个“设计狂人”，没日没夜坐在他的绘图桌前。1961年，油田领导要求陈大师按照中国传统乡村理想——“一户两亩地”，为油田工人和他们的家属设计住宅。这是他第一个重要项目，他非常热情地投入工作。过了一阵子，他所设计住宅的样板房造出来了。房子是典型的南方乡村，红瓦屋顶，白木窗框，黄土墙。“他们说看起来像土地庙。”陈大师失落地回忆。这个小房子设计了能够容纳两户人家的四个简陋房间，有五扇门、八扇窗——在南方具有良好的通风性，但在北方显然是浪费能源和材料。于是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在设计院的绰号叫作“五门八窗”，在大会上被公开批评。幸运的是，这些批评并不影响他的政治地位。在1964年之前，大庆对不同背景、不同意见十分包容。但是陈大师说，他从这些批评里学到了一课：设计师需要尊重当地条件，通过认真的调研节约建设成本。
在接下来几个月里，晓华和她的同事被要求对当地土坯房进行详尽的调查。他们拜访了几百户住在农村房子里的家庭，学习当地建筑经验，并与家属们交谈。这是晓华在油田和农民接触时间最长的一次。她并非来自富裕的城市家庭，但是当她拜访那些靠一份工资养活三四个孩子的家庭，看到这些农村媳妇为了更好的生活努力工作时，她意识到了巨大的城乡差距。当她站在这些晒黑了的劳动妇女面前，晓华感到一种小资产阶级式的痛苦。这种让晓华觉得没有意义、想要逃避的生活，就是农村妇女们的生存现实。
晓华和同事们调研“干打垒”住房（1965年。来源：晓华）
当“向大庆学习”的国家号召发出后，全国各地的参观学习团开始来到大庆。晓华经常被推到台前，介绍过去三年，她从一个“教条”的城市规划工作者，转变为大庆“革命知识分子”典型的经历。她的故事也被发表在国家媒体上。1966年3月，在延安召开的第四届中国建筑学会年会上，大庆设计院应邀作两个主题发言。晓华是发言人之一。这一决定让部门和晓华自己都很吃惊。作为一个没有经验的年轻职工，她不知道要在一群声望颇高的专家面前说什么。
部门领导安慰她：“别担心。石油工业部是去给这些技术专家上课的。在会上，我们不是去谈技术，我们是去谈政治，是去建筑和工程领域革命。你应该谈谈你思想上的改变，而不是规划理论。”
晓华带着复杂的情感准备她的发言。在几轮修改之后，设计院通过了发言稿。直到晓华踏上火车，她还无法相信自己要代表大庆，在延安的中国建筑学会年会上发言。延安是战时中国年轻男女的圣地，直到60年代仍保持着这样的地位。同时那里也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油矿——延长油田的所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