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正惠评《回归中国》｜深深祝愿两岸同胞未来能够携手同行

回归中国： 光复初期台湾的文化场域与文学思潮(1945—1949)

徐秀慧
九州出版社2024-4

文/吕正惠

1999 年到 2004 年间，秀慧在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修读博士，本书就是在她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以我看来，在有关台湾文学的博士论文中，这是较优秀的一本。我想在这篇序言里说明，从 20 世 80 年代后半期开始，台湾文学为什么会逐渐成为大家关心的话题。这样，我们才能理解秀慧这本博士论文在选题上的独特性，以及她的研究成果所显示的意义。这本博士论文奠定了她的研究方向，而且最终导致她放弃在台湾已有的教职到大陆寻求发展。这个结局看来有点意外，但回顾来看，也并非纯属偶然。

1971 年 10 月 25 日，联大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样台湾地区在“国际上的地位”立即产生了问题，这让生活在台湾地区并受到国民党长期教育的台湾人感受到了强烈的危机。在这之前，台湾人可以很自然地说他是中国人，在这之后他就不知道该如何表明自己的身份了。在国民党的教育下，大陆长期被说成是“为共匪所窃据”，所以它是“匪区”。现在“匪区”被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台湾人一时难以适应这种“意外”的结果。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思考方式。第一种方式会质疑，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什么在长达二十一年的时间里，不能在联合国获得中国代表权，而只占据台澎金马这么小的地区的“中华民国”竟然可以“代表中国”。在国民党的教育下，会有这种想法的极其稀少，但还是有一些。从国民党的立场来看，这些人竟然认同“共匪”，那当然是“叛乱犯”，譬如 20 世纪 60 年代的陈映真就因此而被捕。1987 年台湾解除“戒严令”以后，有这种想法的人虽然不再会被逮捕，但在台湾的处境还是非常艰难的。我是从 1971 年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并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认识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是唯一可能的选择，从当时台湾一般人的眼光来看，我当然被归为统派，并被认为是难以理解的。

► 联大2758号决议的内容

“大会决议

二七五八(二十六)．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大会，回顾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考虑到，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第一九七六次全体会议。”

当时大部分的台湾人不可能这样思考。既然他们长期把共产党视为“共匪”，把大陆视为“匪区”，他们就不可能认同现在已经被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人中有些人还是长期反对国民党的，但在对大陆的看法上，仍然继承了国民党的偏见。就是在这种认同的困境下，台湾人开始关心台湾的历史与文化，想要从中寻求解决之道。这种想法本身，其实多少蕴含了脱离大陆、另外寻求自己前途的可能性，其实这就是“分离主义”的苗头。当时一般人不可能想得这么清楚，但其思考方向无疑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当时还无法从政治上直接谈论台湾前途问题，但借着谈论台湾文学，并在其中隐含自己的政治取向，虽然有点迂回，但还是比较安全的。以上所说的这些，大概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台湾文学突然成为文化界热门话题的主要原因。

► 陈映真（左）与曾健民（右）在鲁迅故居合影

到了秀慧在 1999 年考上台湾清华大学博士班时，文化界的统“独”分野已经相当明确，在这种情况下她还找我担任博导，至少表明她不会是“独”派，而且可能更倾向统派。在这之前，曾健民医生已经从日本回台湾地区定居，并且和陈映真一起主持台湾社会科学研究会，想要探讨当前台湾社会的性质。曾医师跟我说他搜集了一批光复初期的资料，问我有没有学生可以利用这些资料来写一本博士论文。我立即想到秀慧，并且希望她考虑考虑。她稍加考虑后，就同意了这个选题。秀慧把曾医师提供的资料仔细阅读后，感到很困惑。她跟我说资料所显示的讯息，和她在学界所听到有关台湾文学的论述，好像有很大的矛盾。此后我们的讨论，就集中在如何解决这些矛盾上。我跟秀慧说，你原先所接受的一些观念实际上是“台独”派的观念，你现在应该更认真地阅读这些原始资料，先整理成自己的系统认识，凡是碰到跟这些资料不合的观念，都要想办法加以反驳。如果你觉得，你有能力利用原始资料来反驳这些“台独”派的论点，那就表示你已经形成自己的见解，就可以开始写论文了。其后几年，秀慧确实非常认真，除了反复阅读原始资料、寻找更多的原始资料外，还跟日本学者横地刚先生请教，并且随时阅读陈映真和曾健民所写的一些文章，以帮助自己整理思绪。这样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把论文写出来。秀慧的论文让很多人（包括“台独”派和国民党派）都很惊讶，因为资料极其完整，所有论述都是根据资料而来，没有不合情理的地方，因此得到很高的评价，很快就找到教职。这本论文后来还申请到编译馆的补助，很快就于 2007 年由稻乡出版社出版。

秀慧在写博士论文期间，逐渐发现“台独”派学者常常没有独立的学术观点，为了宣扬他们的“台独”论，他们根本不在乎他们的立论是否在学术上站得住脚。秀慧在本书的引言中谈到“台独”文学论的鼻祖叶石涛，在 1991 年时还说“光复初期的知识分子最大的心理症结，并非现实的统独之事，而是马克思主义的蔓延”，“绝没有分离主义的倾向，倒有左倾思想却是事实”（见本书 2— 3 页）。叶石涛讲这些话，是自己的经验之谈，他在“二 · 二八事件”后，亲身经历到“左”倾思想在台湾知识界的蔓延，那时候根本没有统“独”之争。可是，在同一时段内，叶石涛又在另一些地方宣扬台湾文学内部“省籍对立”的观点。从这个观点再往前进一步，就会形成“台湾文学是台湾人的文学”“外省人的文学不是台湾文学”这种极端的立场。叶石涛从游移不定，到最终确定自己的“台独”立场，是在民进党的政治势力完全站稳了以后。在博士论文的写作期间，秀慧终于认识到一些“台独”论者其实并没有始终如一的立场，有的只是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什么时机该讲什么话就讲什么话，这哪里算得上“学术研究”。

以叶石涛为代表的“台独”派的台湾文学论的另一特点是，当他们形成自己的台湾文学史论以后，后继者即不断地重复、加强这一论述，经过反复宣说，在文化界“形成共识”，仿佛是定论。此后即使遭遇到强有力的反驳，他们也完全置之不理，仿佛这些反驳完全不存在，并继续宣扬他们的史论。譬如叶石涛在《台湾文学史纲》这本书中特别突出台湾文学史上的三次论争，第一次是 20 世纪30 年代的“台湾话文论争”，第二次是 1947 年发生在《台湾新生报·桥》副刊上关于台湾文学未来发展方向的论争，第三次是 20 世纪 70 年代的乡土文学论争。叶石涛认为，这一系列的论争，“在台湾文学发展的历史性的每一个阶段犹如不死鸟再次出现”，证明台湾文学一直坚持追求自己的“主体性”。实际上，叶石涛按照自己的需要，完全扭曲了这三次论争的性质，根本无法以当时的资料来佐证。其后，笔者和赵遐秋对于第一次论争、陈映真和曾健民对于第二次论争，应用了历史资料，以当时的背景为基础，提出了更合理的诠释，但“台独”派却对这些说法从不辩驳，这就有一点像是将他们“冷冻”起来，让他们不会引起注意。至于叶石涛关于 20 世纪 70 年代乡土文学论争的说法，就更为离谱，因为当时的乡土文学主要是以陈映真的理论为代表，而叶石涛当时所写的唯一一篇文章《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还遭到陈映真委婉的批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