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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吴晓波
（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这两年，我在各地调研和讲课，跟不少政府公务员和企业家有过交流，创新这个关键词被反复提及。一开始时是传统制造业要转型，要创新，要互联网化，然后是房地产、金融业、互联网也在谈转型，谈移动互联、谈智能化，现在，全民皆创新，你问100个企业家，99个都会告诉你，必须要创新，但是，究竟该怎么办，大部分都陷入迷茫，束手无策。
创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中国更是如此。100多年以前，
美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
济发展概论》中
定义
：创新是指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
按照这个界定，
技术创新本身是一个经济概念，创新的过程就是个市场化价值实现的过程，是通过新技术的研发与运用，制造出市场需要的商品。
【点击此处，听吴老师说为什么我们研发能力强而商业化能力弱】
我有一个朋友在浙江做奶粉，有一次，我问他现在在想什么？他说，未来三年内要干一件事情，让中国孩子生出来之后，做一个基因测试和身体偏向测试。通过技术创新，了解到每一个孩子不同的体质之后，再为这个孩子定制奶粉。可以想象，如果奶粉都能做成这样，就真的实现了个性化的定制，这些孩子就会一直吃他的奶粉。这就是
技术创新带来了产品的不可替代。
有个老板是50后，做了30年的洗衣店，开了几十家店，洗衣店很难赚钱，做得比较辛苦。两年前他做了一个手机APP，你有衣服要洗，按一下服务，他就派一个人到你家来，然后拿一个袋子，你可以把所有要洗的衣服塞在里面，一袋子99元，48小时内洗好、烘干、叠好再送到你家里去，去年估值2亿。这是商业模式的创新，
让传统的洗衣店完成了一次重度垂直，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无论是品牌还是市场，无论是技术还是商业模式，创新无处不在，如影随形。随着经济发展，随着中产阶级的产生，随着中国变成制造业全球第一大国，新一代的企业竞争，最终的杀手锏还是核心技术。
不过，
在中国谈创新，则有着更广和更深刻的内涵，首先是“中国式”制度创新。
经济上的全面开放和政治上相对稳健与保守，共同组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形态。改革开放，事实上就是制度创新的鲜活呈现，创新从打破计划经济条条框框开始，让生产力得到释放，让资源配置趋于合理。制度创新的出发点是尊重市场和经济规律，它所释放的制度红利，造就了一大批中国的企业，组成了现在这个充满活力的商业时代。
科技创新的成本和风险很高，一定要有制度作为基础条件。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科技创新也是在沿海一线经济发达区域出现的概率大得多，因为这些地方无论法治环境、商业规则和市场氛围，普遍优于中西部地区。同时，
由于制度创新的边际效应在递减，发达地区未来的经济增长，将更加倚重于科技创新。
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我们的研究视野里，出现了一个独特的平台型创新机构——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下文简称先进院），才让我感觉，在知识经济的时代，科技创新是不是有另一种可能。
科技创新，简而言之，是指原创性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总称。
原创性的科学研究可以促进技术创新、经济发展，这是现代大国崛起的内生动力。
跟经济领域的全面开放不同，科技领域的创新行为，大都由政府推动，由研究机构、大专院校等具体执行。两弹一星、航天军工科技、杂交水稻等重大项目，无不如此。
这类政府主导的科研，可以集中优势人力物力，短期内见成效，在诸多国家战略领域是很成功的，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国家需要”导向还是比较明显，自由探索的程度不高，企业参与度低，也延缓了对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
其结果是，政府像对待小学生一样管理科研单位，科研投入长期有“重物轻人”的现象。北大教授饶毅甚至惊呼：中国科研一直在捡别国成果的“面包屑”。
经济领域的改革活力并没有在知识领域里得到释放，知识经济的载体仍然延用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知识分子的创新活力被冻结。
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这成为最大的制度创新空白点，也意味着一个巨大的机遇。
十年前，当中科院院长路甬祥拍板创建先进院，当樊建平等人来深圳开疆拓土的时候，他们事实上是在科研管理体制下撕开了一个口子。也许，有无数双眼睛都盯着看，这类面向市场、以成果转化为首要目标的科研工作，到底能玩出什么花样来。
十年来，当中科院的优势科研资源，与香港中文大学国际化视野、深圳市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的需求结合在一起，产生化学反应，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在实践中，有很多创新型的制度设计，发挥了重要作用。
比如，
先进院的理事会制度
，其实是借鉴了国际上许多科研机构的通行做法，但在中国科研机构中则是首创，它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行政力量对于科研工作的过度干扰，
有效地保障了人、才、物的高效配置和运用。
如今，先进院已初步构建了以科研为主的集科研、教育、产业、资本为一体的微型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积聚了一大批科研精英，推动了机器人、高端影像、低成本健康等产业快速发展，与国际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
能够并驾齐驱。
因此，先进院是将中国优势的科研资源向市场主动对接的一次积极尝试，它能够出现在深圳，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短短十年间，成为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的生态平台，说到底，它本身也是制度创新的成果。
在调研期间，我与樊建平有过多次交流，作为一线工作近30年的科研管理人员，他对一些体制问题深有感触。他说，“
传统的研究所与高校论资排辈现象很严重，埋没了很多的青年才俊，不利于激发年轻科研人员的创新积极性。
我们知道，在互联网时代，很多重大创新成果都是由35岁以下的年轻人发明的。
我希望能给年轻人更大的舞台，
先进院一直努力探索建设现代化的人力资源体系，让全球顶级的科研人才来这里精彩绽放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