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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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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读到老杨头，读懂老杨头，读懂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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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当代谍战系列小说《致命追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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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声明：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二
好不容易摆脱了食堂庆祝“新当选的院长就职典礼”活动，穿着白大褂的杨文峰一出门就吐了一地。他发疯似的冲到花园里，然后冲到红砖墻旁边，他使劲敲墻，对着那些小洞声嘶力竭地喊，但是半个小时过去了，没有任何回响，他突然怀疑墻那边是否有人，又或者墻那边的武装警察是机器人，或者是聋哑人，这些胡思乱想和怀疑让他深感不安、恐怖和痛苦。
他顺着红砖墻跑过去，一路上看到花园、池塘和竹林，大概跑了10分钟，又回到了原地，他这才发现他真是被关进了一个与世隔絶的桶子里：精神病院是在一个被两道10米的高墻团团围住的桶子里，而那些武装警察则处于两道高墻的夹层之间。
由于墻高林深，这时院子里已经开始暗淡下来。杨文峰浑身是汗，头疼难忍。他让自己勉强靠墻坐下来，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开始努力思考眼前的情况和自己的处境。
这里占地有上千平方米，有一栋宿舍和两栋小洋楼，还有花园池塘和竹林，大概关着至少30个精神病人，都是30到60岁之间的男人。显而易见的是，这里面关的除了杨文峰之外，没有一个正常人。想到这里他开始真正担心起来，他担心自己还能坚持多久，会不会很快也成爲真正的精神病。
这里的精神病人实行“高度自治”，杨文峰刚刚被民主选爲院长，他现在就穿着院长的白大褂。
把30个精神不正常的中年男人放任自流地关在一起，赋予他们民主权利，这会有什麽结果？正常的杨文峰是不用深思也会得出结论的。刚刚绕着院子跑了一圈的时候，他就看到在围墻几个转角处，有好几个严重受伤和缺鼻子少眼睛的人躺在地上哀号，从那些人的伤口上看，显然这里每天都有小规模的战斗发生。
杨文峰不寒而栗。他扫了一眼高达10米的高墻，想到外面持枪的特工，心里忽然有了个想法。于是，他站起来，假装慢慢朝宿舍走，同时用眼睛四下仔细搜索……
果然不出所料，他心中暗喜，原来在很多隐蔽的地方，他发现了小摄像镜头。那就是说整个院子是被严密的摄像镜头监视的。这个发现多少让杨文峰稍微得到点安慰。他想，祗要那些监视他们的人是正常人，他杨文峰就不是孤单的。
接下来的几天里，杨文峰很快让自己适应这里的生活。这里的食物都是由外面直接从一个像机场行李传送带的入口送入的，有中式盒饭、面包、牛奶和茶水。整个精神病院没有火种。各种日用品也是外面输送进来的。这里没有统一的日程，大家想干什麽就干什麽，饿了可以吃，困了可以睡。头几天，杨文峰穿着白大褂到处行走了解情况，安排日程，也碰上几起打斗的，有一个病人把同屋的耳朵割了下来，他抱怨说同屋的长着耳朵却听而不闻，要了也是个摆设，不如割掉；另外一个在下棋时发狠，用棋子作暗器，把对手的眼睛打流血了。除此之外，稳定暂时压倒了一切。
一个星期后，杨文峰已经交了些朋友，原来的院长是一名律师，杨文峰问他的名字，他说：还是不说了，否则吓你一跳。杨文峰说，那你就让我吓一跳吧。那律师不说话了。那位坐在他旁边与他分享食物的高度近视的年轻人自称是广东人，在电视台工作过。另外一位，就是那个穿棉袄和短裤的，杨文峰看到他整天都是“这也是假的，那也是假的”啰嗦个不停，也认识了他。还有几位是宗教信仰者，整天围在一起搞宗教仪式。另外有一位年纪较大的，是西单民主墻时期的民运领袖。还有两位长得像军人一样的老者，经常腰板笔挺地坐在一个角落里，一坐就是一天，沉默不语。杨文峰也看到几次“死魂灵”，但他看到自己时毫无感觉，显然认不出杨文峰了。“死魂灵”最大的兴趣是找一些愿意和他坐下来，忍耐他长久的直视和啰七八嗦说教的人谈心。和“死魂灵”这种精神病状相比，另外一些人的症状也各不相同。广东电视台的那位年轻人说话谨慎，在交谈或者听见人家说话时，常常出现双手痉挛的症状。大律师则经常处于自责和痛苦之中，有一次杨文峰看到他一个人在花园里痛哭流涕。
杨文峰本来就是个随遇而安的人，而且说句公道话，这里的条件并不差。杨文峰自从两年前开始写小说后，生活状况每况愈下，到后来他那靠和农村来的青年民工一样到处流浪打工维持温饱的生活都快维持不下去。相比较那些拥挤在十几个人的工棚里的日子，到路边买偷工减料的往往混杂着有害物质的专供民工果腹的饭盒，杨文峰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相比而言，这里的生活倒是别具一格。而且，杨文峰渐渐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观察这里的病人，一开始可能是无聊爲了打发日子，但一个星期不到，他已经乐此不疲了。他觉得眼前的神经病人都深不可测，都在演绎人生的深刻意义，甚至在向他揭示神秘宇宙和生命的奥妙。
当然这祗是他的想法，他并不知道爲什麽会有这样奇怪的想法，但他隐约感觉到，祗要自己认真观察眼前的人，就会得到答案。
有一点杨文峰是确信无疑的，那是经过他两个星期的观察以及分别接触30位病人后得出的。杨文峰认爲他们都很有教养，受过很高的教育，而且其中大部分人都曾经是领导干部，剩下的则是知识分子。相处久了，杨文峰甚至发觉自己的不足。例如那位律师知道各种法律，甚至可以清楚地背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那位电视台的年轻人则知道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应该说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