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赖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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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副标题——三国两晋时期的端午节习俗
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全国各地在端午节那一天都会举办纪念屈原、包粽子、赛龙舟等各种民俗文化活动庆祝节日。端午节在我国的历史十分悠久，今天我们看到的端午节日文化活动是数千年历史沉淀的结果，大体上是唐宋之后才基本定型的。也就是说，虽然远古时期华夏民族就已经在过端午节，但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人们过端午节的社会文化蕴涵和现代人过端午节是存在很大差别的。
在三国两晋时期，端午节的民俗活动开始变得接近于现在的端午节，但即使如此，三国的端午节活动和现在的端午节活动还是不太一样。下面，让我们一边检索史料记载，一边以曹操为例，脑补一下三国英雄们在端午节那一天的日常，看看他们是怎样过端午节的。
端午节的历史非常悠久，但具体起源于何时已难以考证。根据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教授常玉芝等人研究，“端午”之设，与夏至密切相关。上古以“夏至”（坤日）与“冬至”（乾日）为一年之两大节日。现代农历的夏至，为公历6月21日或22日，约当上古夏历之五月初五左右。在殷商古历中，夏至之节是新年的开始，是收麦、种黍的日子。《晋书•律历志》：“颛顼以孟夏正月为元。”孟夏即五月，此说法可印证殷商古历以后世农历五月为新年正月。西周建国后，采用了另一系统的历法，才确立立春为正月新年。其后，历法运算日益精密，夏至不再确定于五月初五，夏至与端午（五月初五）遂分别为两个节日。
在阴阳五行学说出现后，五月被认为是恶月、凶月。《礼记·月令》载五月“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这是说到了五月，白昼越来越长，天气渐热，古人认为此时阴消阳长，是阴阳相争的死生之际，极其凶险。同时，因气温上升，毒虫繁殖、病菌滋生，在医疗卫生水平不发达的古代是一年中生病、死亡概率较高的月份（曹操夫人卞氏、曹丕、曹冲均死于五月，这些生活条件优越的贵人尚且如此，普通百姓的情况可想而知）。因此，在东汉以前，五月特别是五月初五是一个可怕的日子，有许多现在看来十分邪门的习俗：
（1）杀婴、弃婴。王充《论衡》云：“讳举正月、五月子，以为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应劭《风俗通义》云：“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王充、应劭均为东汉时人，他们记录应是东汉社会文化禁忌。但这种说法并不始于东汉，至迟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例如《史记·孟尝君列传》载孟尝君田文生于五月五日，其父田婴认为：“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命令田文之母将其遗弃。《世说新语》载胡广轶事：“胡广本姓黄，五月五日生，父母恶之，置之瓮中，投于江。胡公闻瓮中有儿啼，取之，养为己子，遂登三司。”田文、胡广都是五月五日出生而侥幸活下来的人，故而史书给予特别记录。可见这种杀害、遗弃五月五日出生的婴儿的习惯在战国时即已存在，并至少延续到东晋。
（2）食枭。《史记·孝武本纪》裴骃注：“汉使东郡送枭，五月五日为枭羹，以赐百官。以恶鸟，故食之。”枭为枭形目禽类的统称，俗称猫头鹰。古时认为枭是食母的恶鸟，故而食之，以绝其种类。之所以是在五月五日食枭，除了惩恶扬善的标榜之外，也有以枭为祭品、赎罪祈福、避凶驱邪的意思。（这一习俗未能长期保持下去，因为猫头鹰并不是繁殖能力很强的物种，很可能在三国时期的中原地区就真的被吃到濒临绝种了。）
（3）以朱索、桃印装饰门户。《后汉书·礼仪志》载：“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楙。其礼：以朱索连荤菜，弥牟蛊钟，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这是说五月初万物开始生长，但阴气犹盛，故而需要在门户上装饰一些东西，比如红色绳子连着各种荤菜（指葱、姜、蒜等气味较重的食物）和器皿，并在门上挂桃木印，印上用五种颜色的墨水写上咒文，以助长阳气、镇煞阴气、恶气。
（4）其他禁忌。《风俗通义》还记载了五月五日的许多禁忌。如禁晒席被、禁上屋顶、禁盖房，任官者不在此日上任（犯者卒于其位）等等。因为五月五日是阴阳相争、晦而不明的日子，一些恶鬼会趁此阴阳两界界限不清的机会来到人间，为避开恶鬼，人们遂“发明”了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禁忌。
可见，在三国以前，五月五日是个凶日，人们在这一天举行的种种风俗习惯活动，都带有拜神祭鬼、避凶求福的性质，给人的感觉十分神秘、恐怖、吊诡。因为两汉时期传统的鬼神文化十分盛行，就连贤明的汉文帝都是“不问苍生问鬼神”，更何况普通的市井小民。东汉时盛行的谶纬预言之术，就是正统的儒家经学也不得不与鬼神文化结合的奇怪产物。
但是到了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密集发生的政局动荡和天灾人祸，使人们的生活经历和心灵体验受到空前震撼，社会文化发生了剧烈的转变。这种文化转变，在精英阶层表现为玄学兴起，热衷于谈论“空”、“无”等终极性、本源性的哲学命题，在民众阶层则表现为视人生为苦旅，认为祭拜鬼神并不能给自己带来幸福，不如及时行乐、游戏人间的普遍心态。此外，东汉至三国两晋时期医学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张仲景、华佗、皇甫谧、王叔和、葛洪等名医辈出，可以说明这一点。医学的进步降低了人们在五月生病、死亡的概率，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这一季节肃杀、悲伤的气氛。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即使是五月五日这种凶日，人们也一扫过去虔敬、肃穆、沉重的气氛，发明了许多带有轻松、热闹、有趣的娱乐活动，使端午节里娱神、驱鬼的仪式，变成了娱人、自娱的游戏。唐初欧阳询编修的《艺文类聚》中引用了一首魏晋时期描写五月五日端午节的乐府诗《五日望采拾诗》，诗云：
“长丝表良节，金缕应嘉辰。
结芦同楚客，采艾异诗人。
折花竞鲜彩，拭露染芳津。
含娇起斜眄，敛笑动微嚬。
献珰依洛浦，怀佩似江滨。”
在诗中，五月五日被称为“良节”、“嘉辰”，人们的表情是“含娇”、“敛笑”、“斜眄”、“微嚬”，完全是一片欢乐的节日喜庆模样。可以这么说，在三国时期，端午节作为凶日的性质并没有改变（种种节日禁忌仍然保留），改变的是人们对待凶日的心态。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三国两晋时期已有“端午”之名，周处《风土记》载：“仲夏端午。端，初也，谓五月五日也。俗重五日，与夏至同。”可见至少在西晋时已有“端午”这一概念，但此时“端午”一词还不是普遍的用法，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律令、诏敕等正式文书中都是直接表述为“五日五日”，没有使用“端午”的例子，直至唐朝特别是唐玄宗以后，“端午”才被正式定为五月五日的节日名称。不过，节日叫什么并不那么重要，我们更关心的还是那时候的人们是怎么过节的。
（一）食粽子、鸭子、乌龟
周处《风土记》记载：“仲夏端午…，烹鹜、角黍。”又载：“先节一日，以菰叶裹黏米、粟、枣，以灰汁煮令熟。节日又煮肥龟，令极熟，去骨，加盐、豉、麻、蓼，名曰葅龟，节日啖之。黏米，一名粽，一名角黍，盖取阴阳包裹之象也；龟甲表肉里、阳外阴内之形，所以赞时也。”周处出生于三国时期，他写的《风土记》是三国时期社会风俗的真实记录，应是十分可信的，但因为原书已佚，只能从其他书中见到一些摘录的片段。按此记载，当时人们在五月五日前一天包好并煮熟粽子，粽子是用黏米（黄米）、粟（小米）裹红枣馅，外面再包菰叶（茭白叶），做成五角形状，所以也称“角黍”。因黏米属阳性，菰叶属阴性，故为“阴阳包裹之象”。粽子是我国人民的传统食品，历史很悠久，源头已难考证。所谓祭祀屈原的说法，最早见于南朝梁人吴均《续齐谐记》，是后世附会之说。还有人认为粽子是用细绳捆绑并投入江中，是在暗示屈原并非自杀，而是被人捆起来沉入江中，也就是被谋杀的，那更是无稽之谈。
除了做粽子，三国时期的人们还要煮鸭子（鹜）和乌龟。鸭子比较简单，大概是煮汤。煮乌龟就比较讲究了，首先要挑肥而肉多的龟，煮到烂熟，然后去骨，加盐、豆豉、芝麻、蓼（一种辛辣的调料，三国时还没有辣椒，也没有胡椒，只能靠蓼调出辣味）等拌匀，可蒸、烤、卤、腌，在五月五日过节时吃。
曹操是喜欢问仙求道的人，他十分注意养生，对饮食也非常讲究。曹操曾经写过一篇《四时食制》，详细论述了什么季节应该吃什么食物，可以说是“食不厌精”。今存《曹操集》还有一篇《奏上九醖酒法》，不但将南阳产的“九醖春酒”献给汉献帝，而且在表章中不厌其烦、津津乐道地介绍“九醖春酒”的酿造方法。又有《上杂物疏》，其实是一份曹操将一批御用物品献给汉献帝皇后（即曹操的女儿曹节）的清单，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杯、盘、碗、筷，可见曹操对食器食具也很讲究，妥妥的一个吃货。吃货曹操在过端午节时，吃粽子、喝鸭汤、啃龟肉这些“规定动作”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二）饮菖蒲酒
宗懔《荆楚岁时记》记载：“五月五日，以菖蒲或镂或屑以泛酒。”宗懔是南朝梁人，但三国两晋与南北朝是一脉相承的同一历史时期，社会风尚没有太大的变化，可以认为《荆楚岁时记》所记的内容也能反映三国时期的情况。按照宗懔的记载，当时端午节的一项风俗是将菖蒲叶穿孔或切碎用来泡酒。菖蒲本来就是活血、散风、去湿、开窍，治痈疽肿毒、跌打损伤的良药，泡酒之后更是别具功效。按《本草纲目》，菖蒲酒主治大风十二痹，通血脉，壮阳滋阴，饮百日颜色丰足，气力倍增，耳聪目明，行及奔马，发白变黑，齿落再生，尽夜有光，延年益寿，久饮得与神通。由此可见，这是一款以长寿为卖点的保健饮料！
对于经常念念不忘“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思得神药，万岁为期”的曹操来说，这样的长寿饮料简直就是他的命啊。由于菖蒲酒要“饮百日”、“久饮”才见功效，所以曹操很可能平时就经常喝菖蒲酒，至于端午节，不过是他多饮几杯的理由罢了。
（三）系五彩丝
《风俗通义》载：“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瘟。”又载五彩丝：“一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一名五色丝，一名朱索。又有条达等织组杂物，以相赠遗。”《荆楚岁时记》中也有几乎一模一样的记载。可见以五彩丝系臂是从东汉至南北朝都未改变的习俗。五彩丝大概是上古时代纹身习惯的残留，随着文化变迁，人们虽然不再纹身，但仍相信五彩纹饰可以驱鬼辟邪，遂以五彩丝系臂，代替纹身。
（四）飞舟竞渡
端午节以舟楫竞渡的习俗，最早见于周处《风土记》：“仲夏端午，踏百草，竞渡。”《荆楚岁时记》亦云：“五月五日……，竞渡，采杂药。”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书并没有说竞渡是用龙舟。龙舟的形象自古有之，但神话传说中的龙舟为神仙座驾，并非用于竞渡。曹植《妾薄命》诗云：“仰泛龙舟绿波，俯擢神草枝柯。”这里的龙舟是用于戏水游玩、表演歌舞，而非竞渡。“龙舟竞渡”的记载，至唐朝比较多见，最早的是张九龄《经江宁览旧迹玄武湖》诗：“凫鷖喧凤管，荷枝斗龙舟。”据此推断，赛龙舟是隋朝或唐初才出现的。三国时期人们在端午节进行的竞渡，用的是“舸”（细长的小船），形制应近似于后世之龙舟，只是没有龙的装饰而已。
至于竞渡是否与屈原有关，《荆楚岁时记》载：“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命舟楫以拯之。”葛洪《抱朴子》也说：“屈原没汨罗之日，人并命舟楫以迎之，至今以为竞渡。”但《荆楚岁时记》同时也补充说明：“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越地传》云起于越王勾践，不可详矣。”邯郸淳是汉末三国时的大学者，曾被曹操聘为曹植的老师，曹丕即位后任给事中，他记载的五月五日竞渡活动是为了纪念伍子胥，反映的是汉末三国时期吴、会稽地方的实际情况。而《越地传》则认为竞渡是起源于越王勾践训练水军。这表明竞渡以纪念屈原的习俗在三国时期虽已存在，但不具有普遍性，只是在荆楚等部分地区流行。以“迎救屈原”为名的竞渡，大概是在东晋朝廷南迁、荆楚地区的政治地位上升、其文化影响力渐渐扩大后的事情了。
竞渡的具体方式，《抱朴子》云：“或以水车为之，谓之飞凫，亦曰水马。州将士庶悉观临之。”这里说的“水车”、“水马”不太好理解。《荆楚岁时记》对此记载为：“舟舸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为水车，一自为水马。”有学者认为，水车、水马是指将竞渡的舟舸分成两队进行比赛。在比赛时，“州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刺史、太守常带将军号，称为“州将”、“郡将”）带领当地的官员、绅士等头面人物亲临现场观看比赛，可能赛后还要颁奖，情况大致与现在的赛龙舟差不多，想必也是人山人海、锣鼓喧天的盛况。
（五）采艾
艾又称艾草、艾蒿，据《本草纲目》，艾以叶入药，性温，味苦，无毒，纯阳之性，通十二经，回阳、理气血，具有逐湿寒、止血安胎、平喘止咳、抗过敏（抗真菌）等功效。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艾草的药用价值了。《孟子》中就有“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的说法。
艾叶可以煮熟、煨汤内服，也可以针灸、烟熏等方式外用。《荆楚岁时记》载：“五月五日……，采艾为人，悬于户上，以禳毒气。”也就是用采草扎成人形，挂在门户之上，这是利用艾草的“纯阳之性”镇煞阴气，扎成人形，大概是驱鬼。而实际上的作用，则是通过艾草的特殊香气驱赶苍蝇、蚊子、蟑螂等恶虫。
（六）踏百草、斗百草
《荆楚岁时记》载：“五月五日，四民并踏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踏百草就是赤脚踩踏各种药草，据说可以禳灾、解毒、祛热。斗百草稍微复杂一点，这是一种带有竞赛性的游戏，有文斗、武斗两种玩法。武斗是用采得的草打成结，双方互套，用力拉，谁的花草断了，谁就输了。这当然是小孩子玩的“儿戏”，大人们一般玩的是文斗，就是各人把自己收集的各种花草拿来，一人报一种花草名，另一人接着拿出不同种类、名称花草对答，一直“斗”到一方拿不出新的花草为止。这种文斗，最终是谁收集的花草种类多而齐全，谁就能报到最后，也就是赢家。当然，对答时说的花草名必须与采到的花草相符，如果说错了也算输。《红楼梦》六十二回有一段关于“斗百草”的生动描写：“外面小螺和香菱、芳官、蕊官、藕官、豆官等四五人，都满园中顽了一回，大家采了些花草来兜着，坐在花草堆中斗草。这个说：‘我有观音柳。’那个说：‘我有罗汉松。’那个又说：‘我有君子竹。’这个又说：‘我有美人蕉。’这个又说：‘我有星星翠。’那个说：‘我有月月红。’这个又说：‘我有《牡丹亭》上牡丹花。’那个又说：‘我有《琵琶记》里枇杷果。’”《红楼梦》描写的是曹雪芹所熟悉的清朝社会场景，但斗百草之戏想来也就这么个玩法，自古至今不会有太大差别。
踏百草、斗百草都是一种形式，其实是为了鼓励大家多采不同种类的草药而发明的游戏，最终目的是尽量多地储藏各种草药，以备病痛时使用。
（七）浴兰汤
屈原《九歌•云中君》有“浴兰汤会沭芳”之句，但没有说明浴兰汤是在什么日子。《大戴礼》云：“午日以兰汤洗浴”，说明汉代以前已有用兰汤洗浴的习俗，但时间是“午日”，不一定是五月初五。而《荆楚岁时记》记载：“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说明在三国两晋时，浴兰汤已固定为五月五日的节日活动，甚至成为节日名称而谓之“浴兰节”。据考证，当时的“兰”不是兰花，而是菊科的佩兰，有香气，可煎水沐浴。后来佩兰渐渐不常见，改为用艾、蒲等香草煎水，仍称之为“兰汤”。此俗至今尚存，在广东多用艾、蒲、凤仙、白玉兰等花草，而湖南、广西等地则用艾、蒲、桃叶、柏叶、大风根等煎成药水洗浴，据说可治皮肤病、防过敏、去邪气。
明确了三国时期端午节的节日习俗，我们已经可以大概想象当时的人们是怎么样过端午节的。下面，请跟着我一起脑补曹操在端午节那一天的各种美好画面。预备～，开始！
寅时二刻（4:30），曹操起床了，他吃过早点，换上朝服冠冕，登车入宫。到司马门下车，御史大夫郗虑、尚书令荀彧、侍中华歆、少府孔融、太中大夫贾诩、谏议大夫王朗、伏波将军夏侯惇、骁骑将军曹仁、中护军曹洪等文武官员早已在此等候。
卯时正（6:00），曹操率百官步行至崇德殿，觐见汉献帝，山呼万岁之后，备卤簿仪仗，迎汉献帝至太庙祭祀高祖、世祖以下。太常杨彪早已准备好一切事宜，祭祀依制度逐项进行。冗长的程序结束后，汉献帝就地面谕曹操及百官，祝大家节日快乐，并将祭祀用的肉和粽子分赐百官。拜舞谢恩之后，曹操率百官退出皇宫。
曹操出了司马门，已是辰时六刻（9:30）。曹操别过百官，回到丞相府，看到相府大门上已挂着条条朱索和艾草扎成的人偶，艾草的香气弥漫门前，沁人心脾。曹操点头微笑，入内院稍事休息，于巳时正（10:00）开仪门坐正堂接见中军师荀攸、左军师凉茂、右军师毛玠、参军陈群、军祭酒王粲、司直韦晃、长史辛毗、陈矫、掾主簿桓阶、主簿司马朗、贾逵、杨修、东曹掾崔琰、文学掾司马懿、仓曹掾裴潜、士曹掾韩暨等相府属官。曹操先向大家表示节日问候，肯定了相府各部门年初以来取得的成绩，勉励大家继续努力，接着，出席的众人自由发言，分别谈了自己负责的工作情况和下一步打算，最后曹操表示感谢大家的辛苦工作，并将自家做的粽子赏赐前来拜见的属官。
众人拜谢而去，已是巳时六刻（11:30），可以开饭了。曹操回到相府内院，脱下朝服，换上日常便装，卞夫人早已备好饭菜，曹丕、曹彰、曹植、曹熊分别向曹操行礼后入座。主食是汉献帝御赐的粽子，主菜是白果老鸭汤，另外还有三荤三素，曹操边吃边询问儿子们学习工作的情况，诸子一一回答。曹操吃饱后，继续和儿子们聊天，卞夫人及侍妾们则拿出五彩辟兵缯，系在曹操父子诸人的手臂上。
不知不觉已到午时四刻（13:00），曹操和儿子们一起乘车前往颖水边，这里即将举行飞舟竞渡的比赛。司隶校尉钟繇、奋武将军都督兖州程昱、颍川太守高柔等各州郡大员已在路边等候，拜过曹操后，一众车马如流，直奔河边搭建的观礼台。曹操治下的每一郡都派出了代表队参赛，只见河边人山人海，锣鼓喧天，水上舟楫纵横，旌旗如云。未时四刻（15:00），曹操与钟繇、程昱等人登上观礼台，摇动令旗，示意比赛开始。比赛采用淘汰赛制，两队两队进行比赛，败者即出局。赛况激烈，到高潮处鼓声雷动，人们喊声震天，连曹操也禁不住拍手大叫。最后决出胜负及名次，来自荆州的襄阳郡代表队获得冠军，曹操及各州郡都督、刺史、太守分别为获奖代表队颁奖，并与参赛选手亲切握手（可惜不能合影）。
申时四刻（17:00），赛事全部结束，但一些选手意犹未尽，还在水上继续嬉戏玩耍。妇女和孩子们拿出早上采集的花草玩起了斗百草的游戏。曹丕、曹植与夏侯楙、曹泰、何晏、荀恽等人聚在一起赋诗唱曲、高谈阔论，曹操则和各州郡大员一起在河边散步（这是模仿屈原“行吟泽畔”的一桩雅事），边走边聊些各地的风土人情，谈谈对时局的看法。
酉时正（18:00），已是夕阳晚照，曹操与诸子登车回府，河边众人也纷纷散去，颖水两岸又恢复了平静，只剩下涛涛奔流之声。
酉时四刻（19:00），曹操回到相府，与卞夫人及诸子共进晚餐，晚餐主食仍是粽子，这次是自家包的粽子，虽然没有宫廷御制的那么考究，但是用料足，肉多馅厚，更合曹操的口味。晚餐主菜是干锅山龟肉，还上了曹操每天必喝的菖蒲酒。卞夫人少不了劝曹操少喝几杯，曹操不屑地笑了，大手一挥：“妇人家懂什么？酒乃百药之长！何况这菖蒲酒是保健酒，治肾亏，不含糖！是药王之王！今天过节，喝就喝个痛快！不醉不休！”卞夫人嗔道：“喝死你这死鬼也就算了，别把儿子们带坏了！”曹丕见状赶紧上来打圆场：“阿娘，您忙了一天也累了，您先歇一会儿吧。阿爹有我们陪着，没事儿的。”卞夫人点点头，一边嘟哝着，一边走进后院，吩咐侍妾叫丫鬟们生火烧兰汤，准备侍候相公沐浴。
过了亥时正（10:00），曹操终于在曹丕等人的搀扶下摇摇晃晃地走进后院，嚷嚷着要洗澡。卞夫人对曹丕道：“酒后不宜马上沐浴。你们扶你阿爹在院里歇一歇。过了四刻再洗。”到了亥时四刻（11:00），曹操已经清醒了一点，由三名侍妾侍候着解衣入浴，又扶着进卧房睡了。
曹操就这样度过了一个愉快又有意义的端午节。朋友们，你们的端午节是怎么过的呢？
小编吐槽：看看曹操的端午节，再看看我的端午节，终于知道我和曹操的差距在哪了
参考文献
【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王利器校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
【三国】曹操：《曹操集》，中华书局2009年版。
【西晋】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2000年版。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2000年版。
【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2000年版。
陶贤都：《魏晋南北朝霸府与霸府政治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朱大渭：《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陈颖：《论端午节习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转变》，《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6期。
王楠楠：《从〈荆楚岁时记〉看魏晋南北朝的端午节习俗》，《文化纵横》2010年第3期。
王青：《端午节风俗的流变及其文化思考》，《武陵学刊》201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