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群居动物。人离不开政治，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一样。
因此对弥散在身边的政治，有
一个清醒的认知，相当
重要。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留下了无数政治教训。
其中至少有六条，是我们认知政治的绝佳开始，更值得我们永远铭记，时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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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初，马基雅维利写出了《君主论》，为分崩离析的意大利指明出路：一定要建立强有力的国家，而一个强有力的君主是强有力国家的前提。
一个世纪以后，英国学者托马斯·霍布斯完成了《利维坦》，认为惟有依靠一个有效的国家，才能终结“人与人的战争状态”。
又差不多过了一个世纪，美国人由于受制于邦联体制的软弱无力，决定制定新宪法，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
所有这些思考，都在表示，凡人类群居的地方，就必有统治。
所以说，
历史留给政治的第一条教训是：
有效统治是人类社会的必需。
有效统治的前提是国家建构。
国家建构，一是建立起能垄断暴力的军队、一体化的官僚体系与有效的税收系统；
一是国民普遍对国家的认同。
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以前已经完成了现代国家的建构，但对于索马里、阿富汗、南苏丹这样的落后国家，能否拥有一个有效的国家，仍然是它们今天面临的首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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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固然是必需的，权力固然是必需的，但只要打开历史教科书，就能看到滥用权力带来的社会苦难。
事实上，权力不受约束不仅带来社会问题，对掌权者本身也未必有利。权力争夺常变成殊死搏斗。
公元395年到1453年的拜占庭帝国，共出现了107位皇帝，但仅有34位正常死亡，9位死于战争或事故，其余64位要么被迫退位，要么因被毒死或刺死等方式死于非命。
从思想上看，自英国的洛克以来，很多思想家都以不同方式阐述了约束权力的重要性。
从实践上看，自英国1215年签署《大宪章》，到美国1787年制定宪法，政治制度设计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约束权力。
这都表示，必须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所以说
，历史留给政治的第二个教训是：权力必须受到约束。
迄今为止，人类约束权力主要有三项发明：一是用宪法法治来约束权力；二是用民主投票来约束权力；三是用分权制衡来约束权力。
从具体操作来看，发达国家花了很长时间才逐渐摸索出这一套政治发明。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套制度绝不是靠简单移植就能成功的，而是需要一个自我建设和集体学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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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职位上的政治家，制度不赋予他适当的权力，他就做不成什么事情；如果制度赋予他过大的权力，就容易放纵他、败坏他。
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天壤之别，朝鲜韩国发展程度的天差地别，都说明了制度的重要性。
所以说，
历史留给政治的第三条教训是：好制度使坏人变好，坏制度使好人变坏。
但制度的问题，不仅在于制度本身，还在于制度是怎么来的、如何运作的。
只要制度不是外部强加的，制度就一定是政治博弈的产物。无论是1787年《美国宪法》，还是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都是政治博弈的产物。
而制度创设以后，更为重要的是如何运行这套制度，因为任何制度都是由人来操作的。
比如，不少国家在转型时刻很容易制定出一部新宪法，但新宪法又很容易被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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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真实的政治生活，始终充满着分歧与冲突。
阶级上，富人和穷人的观点从来不一样；
身份上，来自不同族群和宗教的人们往往政治认同也不一样；
意识形态上，有的人主张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场，有的人主张更大的政府和更多的干预。
这些分歧，永远不能完全消除。
所以说，
历史留给政治的第四个教训：
分歧与冲突是人类政治的永恒主题。
因此，所有人必须接受人类本身的不完善性，没有完美的乌托邦
。
其实，冲突与分歧对一个社会来说，并不全然都是坏事。
比如，英格兰议会就来自于贵族与国王之间的冲突，普选权就来自于工人阶级与社会精英之间的冲突。这些政治发明最初都是作为政治冲突的解决方案而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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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的力量是巨大的
人们常说，政治是利益的博弈。但利益的作用往往被高估了，而观念的力量常常被低估了。
正如经济学者凯恩斯所言，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都比我们一般人所设想的要更有力量。很多政治家执政时，他们的思想资源，往往来自于上一代的思想家们。活着的政治家往往是已故思想家的奴隶。
比如美国制宪先贤，追随着洛克、孟德斯鸠的思想，召开了奠定美国繁荣的制宪会议；
里根、撒切尔夫人，追随着哈耶克米塞斯的思想，开启了英美两国80年代的改革；
而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得益于我们开始相信市场、法治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