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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地珐琅彩牡丹纹碗
清康熙，高
7.2cm
，口径
15.2cm
，足径
5.7cm
。
碗敞口，口沿下轮廓线缓收，腹部微丰，圈足。碗内光素无纹饰。碗外以黄彩为地，其上以粉、蓝、绿、紫、藕荷等色彩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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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盛开的牡丹花。碗底蓝料彩方框内楷书“康熙御制”
双行四字印章款。
康熙珐琅彩瓷和铜胎珐琅器一样多作色地装饰，少见白地画珐琅者。常见色地有红、黄、蓝、紫、绿、胭脂等色。纹饰以缠枝牡丹、菊花、虞美人、折枝大朵花卉及团花中心加寿和开光花卉等为主，画工严谨细腻，具有图案化的效果。此碗的绘画技法已经改变了铜胎珐琅器规矩、呆板的风格而趋于生动写实。其洁白细腻的胎质，莹润如玉的釉面，明快艳丽的色调以及精湛绝伦的绘画技巧充分体现出皇家宫廷御用器之精美。由于珐琅新瓷是在康熙晚期才创烧成功的，数量极少，传世品十分罕见，尤显其珍贵。
珐琅彩瓷器是中国瓷器生产工艺发展到顶峰时期的产物，堪称中国古代彩绘瓷器中的佼佼者。它是在清代康熙晚期按照康熙皇帝的授意，将从欧洲传入的金属胎画珐琅技法成功移植到瓷胎上而创烧的釉上彩瓷新品种，以雍正、乾隆时期的产量最大，乾隆以后即少有制作。
珐琅彩瓷器的制作工艺非常考究，成本高，产量低，属于专供皇帝和皇后玩赏的艺术珍品。所用白瓷胎山景德镇御窑厂提供，彩绘和烧成则山宫廷画家同专门的技术人员在清宫造办处和圆明园造办处内完成。儿乎都是适合把玩的小件器物，不见大器。珐琅彩瓷器的烧造受到宫廷的极严格控制，致使珐琅彩瓷器成为清代瓷器中最为名贵的品种。
一、珐琅及珐琅彩瓷器的创烧
珐琅又称“拂郎”、“佛郎”、“发蓝”，发音相近，都是对一种人为加工而成的玻化物质的称谓。它以天然长石、石英等矿物质为主要原料，加入纯碱、硼砂等化合物作助熔剂，加入氧化钦、氧化锑、氟化物等作乳浊剂，添加氧化铜、氧化钻、氧化铁、氧化锰、氧化锑等金属氧化物作着色剂，经过粉碎、混合、锻烧、熔融后，倾入水中急冷得到珐琅熔块，再
经粉碎、细磨得到珐琅粉(图1-1,图1-2)。将珐琅粉调和后，涂施在金、银、铜等金属器上，经焙烧，便成为金属胎珐琅。若以玻璃为胎，则称为玻璃胎珐琅;以瓷器为胎者，则称瓷胎珐琅。
图1—1清宫遗留的珐琅粉（大绿）
图1—2清宫遗留的珐琅粉（米黄）
按装饰工艺不同，金属胎珐琅器可分为掐丝珐琅、黎胎珐琅、画珐琅、透明珐琅等。若将上述两种或两种以上工艺结合起来共同装饰一件器物，则称为复合珐琅。其中与瓷器有关的珐琅工艺只有一种，即画珐琅，一般称之为“珐琅彩”，其正式名称应为“瓷胎画珐琅”。至于其俗称“古月轩”，见于目前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珐琅彩瓷器上从未发现有署此款者，而在晚清玻璃胎画珐琅器物上见有个别署此款者，所以推测很可能是晚清时期宫中所藏署“古月轩”款的玻璃胎画珐琅流散出宫后被古董商看到，遂误认为瓷胎画珐琅上亦署“古月轩”款所致。
黄地珐琅彩缠枝牡丹纹碗
清康熙，高
7.8cm
，口径
15cm
，足径
6cm
。
碗广口撇沿，口沿至腹部轮廓线缓收，腹部微丰，圈足。碗内光素无纹饰。碗外以黄彩为地，以红、蓝、绿、粉、藕荷等色绘盛开的缠枝牡丹花纹。碗底蓝料方框内楷书“康熙御制”双行四字印章款。
珐琅彩瓷是清代唯一在皇帝直接授意下创烧的，其艺术风格适应皇室富贵华丽的装饰需求，较之于当时流行的斗彩、五彩瓷更具魅力。它一经问世就秘藏于皇宫内苑，专供皇室赏用。珐琅彩瓷器全部采用景德镇御窑厂烧制的精选细胎白瓷，运京后再由造办处珐琅作画师遵照御旨画彩，经炉火低温烘烤而成。由于康熙时期珐琅料依赖于进口，故造价较昂贵，珐琅器的生产数量十分有限。此碗属康熙珐琅彩瓷中的精品，造型端庄，画工严谨，色彩艳丽，制作技艺已十分成熟。
瓷胎画珐琅的创烧，与康熙皇帝对画珐琅的喜爱有密切关系。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廷在紫禁城内武英殿附近设置珐琅作(康熙五十七年改归养心殿)，主要制作铜胎掐丝珐琅和瓷胎珐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收复台湾，废除海禁，欧洲的金属胎画珐琅器作为贵重工艺品，随来华的传教士被带入广州，后又进贡至内廷。这些舶来品以精细的彩绘技法和华丽的装饰风格，而深受皇宫贵族和广州地方官’员的喜爱。山当时欧洲传教士的私人信件得知，康熙皇帝对这种洋玩意儿也很感兴趣，并力图使中国的珐琅工匠掌握这门技术。于是广州和北京内廷珐琅作的工匠，分别在两地试烧画珐琅，经过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成功地烧制出了我国的金属胎画珐琅器。
黄地开光珐琅彩花卉纹碗
清康熙，高
6cm
，口径
10.8cm
，足径
4.4cm
。
碗撇口，弧腹，腹部略下垂，圈足。碗里光素无纹饰。外壁黄地开光珐琅彩装饰。黄釉地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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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花瓣形开光，开光内以松石绿釉为地，彩绘牡丹与菊花。开光外绘折枝莲花纹。圈足内施白釉。外底署红料彩楷书“康熙御制”双行四字款，外围红料彩双方栏。
此碗所绘纹饰工整细腻，画面色彩鲜艳夺目。珐琅彩瓷器为名贵的宫中御用瓷器，因烧造数量有限，传世不多，故弥足珍贵。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以后，随着广州和欧洲的画珐琅器制作匠师进入内廷，参与指导造办处珐琅器的制作，甚至亲自操作，画珐琅器的生产遂呈现繁荣景象。康熙五十五年，经广州巡抚杨琳推荐，广东画珐琅匠师潘淳、杨士章，并有西洋人三名、法蓝(珐琅)匠两名、徒弟两名，进入内廷。即:“广东巡抚奴才杨琳为奏闻事。西洋人严嘉乐、戴进贤、倪天爵三名俱会天文，广东人潘淳能烧法蓝物件，奴才业经具摺奏明。今又查有能烧法蓝杨士章一名，验其技艺，较之潘淳次等，亦可相帮潘淳制造。奴才并捐给安家盘费。于九月二十六日，西洋人三名、法蓝匠二名、徒弟二名，具随鸟林大、李秉忠启程赴京。讫。再奴才觅有法蓝表、金刚石戒指、法蓝铜画片、仪器、洋法蓝料，并潘淳所制桃红色的金子搀红铜料等件，交李秉忠代进。尚有已打成底子，未画、未烧金钮坯，亦交李秉忠收带，预各到日便于试验。合先具摺同李秉中奏摺进呈。谨奏。康熙五十五年玖月二十八日奴才杨琳。”在摺尾，康熙皇帝朱批:“知道了。”(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摺汇编》第七册第451页，档案出版社，1985年出版。)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奏准武英殿珐琅作改归养心殿，增设监造一人，显不出康熙皇帝对珐琅器生产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