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个苦差事，好译者只能靠自己内心的爱了吗？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张畅

“当过翻译，或者在毕业之后想做翻译的，请举下手好吗？”在北京语言大学坐满了500余人的礼堂里，七个人举起手。

从事翻译工作十年的青年译者冬惊原以为，语言类院校的学生想从事翻译的人数应该相对多一些。但在礼堂里稀稀落落举起的手，还是让她“有点失落”，但又知道“在情理之中”。

据统计，全国拥有英语专业硕士点的高校有220所以上，选拔职业翻译人才的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报考者每年将近十万人。但最终，真正选择专职从事翻译，尤其是文字翻译的人，如凤毛麟角。

众所周知，翻译一本书，尤其是学术类、文学类的书籍，译者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是无法想象的。有人特地为此写下一副对联：

翻译稿酬低、译者待遇差、出版方拖欠稿费、洗稿侵权等现象屡见不鲜，已成为翻译和出版界公开的秘密。随着傅惟慈、孙仲旭、杨绛等翻译大家的辞世，“提高译者待遇”和“提高翻译水准”的呼吁，频频出现在网络、媒体上。

现状并没有多大改变。为什么做翻译会这么苦？既然苦，为什么依然有人选？就目前的出版环境而言，译者们面临哪些困惑？编辑们又如何回应？在对翻译行业不休的质疑声中，人们究竟在谈论什么？又在质疑什么？

我们采访了近二十位译者与资深出版从业者，试图给出上面这些问题的答案。

翻译的艰辛与不可言传的美妙

“每一种感知都不可诠释，表达即是背叛，诠释则为隐瞒。”

——译者陶立夏曾引用法国戏剧家翁托南·阿铎的名言，以此形容翻译文学作品的艰辛。

表达之于背叛与诠释之于隐瞒的语言的吊诡，虽然给翻译本身设置了不小的难度，但也恰恰构成了翻译之玄妙。能将一种语言转化为另一种语言，并以此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无碍交流，让很多译者在入行之初便体会到其不可言说的美妙。

从事翻译工作近十年的法语译者朱艳亮对《新京报·书评周刊》说：

“如果思维主要是靠语言结构并且具体化并得以传递，那么隐藏在翻译背后的是一种对共鸣的寻找——寻找同样对以另一种语言思维着迷的同类。这也是我从事翻译的动力。”

几乎所有热爱翻译的人，都对文字有着某种执念。因为翻译，除了不同语言与文化之间的转换外，更重要的是在保存原作风格的基础上，发挥译者的效用，让一个故事或一段经历在另一个文化语境之中存活、流传。“英语与中文互相摩擦，彼此映照，反映彼此的独特特性，各自携带深远的历史与文化性格。有一些美妙的瞬间几乎是不可言传的。”英语译者吴永熹这样解释道。

虽然在现有的高校考核体系中，和科研、著作、论文等学术成果比起来，译作几乎无足轻重，不纳入考核范畴。但依然有很多高校教师、学者选择在工作之余，享受翻译，享受字斟句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汉语言文学系副教授何磊在接受《新京报·书评周刊》采访时说，从事翻译，“最初是学术需求，后来成为学术生活的动力本身，翻译的动力就是对雕琢文字过程本身的热爱”。

一部译作，即便原作者远隔万里之外，或早已不在人世，依然在世间流传，既是文字永恒的意涵之所在，又构成了译者无法替代的成就感。“血肉之躯不会长存，但文字的力量将世世流传，”从事专职翻译四年半的译者韩阳面对“你为什么从事翻译”反问记者：“If not now, when? If not me, who?”

抛去文化传播的重任、沟通中西的桥梁这类堂而皇之的理由，译者的乐趣，或在打磨雕琢文字的快感，或在探寻语言之深潭，或在打通时空之神圣……不管是哪一种，都让很多译者视之为“追求的事业”，其乐趣让他们“心甘情愿接受其他种种的不好，并且甘之如饴”（引自从事翻译八年，译有《东北游记》《当呼吸化为空气》的英语译者何雨珈）。

《语际书写》

正如《百年孤独》译者，北大西语系教师范晔在接受《新京报·书评周刊》采访时所说：

“有掌声有讥讽……作为译者，最理想的‘报偿’还是那句话：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很多译者，穷其一生，都在期待或幻想这一刻吧？

种种不公正背后，

译者是不可替代的吗？

“过去翻译一本书的稿费可以在北京买到一个四合院，现在买一个厕所的角落都不够。”这类说法一直在坊间流传。按照目前的行业标准，图书类翻译的酬劳为千字70到100元，只有极少数译者能拿到千字100元以上的报酬。如果按照千字70元来算，一本10万字的书，大约需要花费译者2到3个月的时间，稿费为7000元，按规定，超过4000元，需扣除10%—12%的税，最终剩余大约6000余元。而对于年轻译者而言，千字的稿酬或不及70元。

此外，由于图书出版周期较长，一本书从完成翻译到最终出版，再到收到翻译费，可能需要至少一年时间。在我们采访的将近20位译者中，有将近半数的译者曾经历过拖欠稿费（未在合同约定时间内收到稿费）；也有人遇到过完成翻译后非自身原因不能出版、最终没有拿到任何报酬的情况；还有一些出版机构会让译者签终身买断的合同或模糊性合同；有的译者虽然签订了合同，完成翻译后，图书公司却倒闭了，最终“血本无归”。针对以上情况，译者多半会选择在社交网络上“吐槽”，或在自身所在的翻译圈子提醒同行，或自认倒霉，提醒自己下次擦亮双眼。

由于外版书引进的数量逐年递增，出版需求较大，大批新译者涌入，翻译酬劳低，零门槛，一些译者不愿花时间字斟句酌，加上译者自身水平参差不齐，外版书的译文质量一直以来都是读者诟病的焦点。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外版书编辑抱怨说：“好的译者越来越难找，能按时交稿的译者也越来越少了。之前做的一本书，试译还不错，结果翻译出来之后和原文的意思完全不一样，等于说是自己重写了一遍。一年半之后，书的出版搁浅，非常头疼。”

与此同时，一些译者却抱怨，眼下翻译成了“快消品”，在国内的出版市场上，短时间翻译畅销作品性价比更高，所需时间较长的译作，比如诗歌、长篇等则很难被人关注。因为长期伏案，和大多数文字工作者一样，相当一部分译者饱受颈椎病、肩周炎和腰椎病的困扰，健康情况屡屡亮起红灯。

行业中存在的诸多乱象、种种的不公背后，究竟反映出何种社会心态呢？

在西语译者范晔看来：“文学译者这个行当不会消亡，借用保护生态学的术语，至多就是从‘易危’（VU）到‘濒危’（EN）而已。因为有‘爱’。真遇上特别喜欢的书，恨不得不给钱也翻，只要书能出，出好就行。各种形式的不公正背后，往往是对译者角色的认知问题：译者的工作似乎缺乏不可替代性。文学翻译也是一门艺术吗？没有人因为哥德堡变奏曲是巴赫的原作而看轻古尔德或朱晓玫的贡献。”

《译边草》
作者:  周克希 
版本: 上海三联书店 2008年11月

  翻译乱象背后，

出版社、译者该何去何从？

这些问题如何解决？有译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第一，由于出版周期长，出版社应预支翻译费，降低译者不必要的劳务“损失”；第二，出版方应在合同中要求译稿验收合格多长时间内支付稿酬，无论图书出版与否，都应支付翻译费用。

从目前的出版环境来看，上述办法是否可行？当下看似蓬勃实则乱象丛生的翻译行业是否有更和谐的生态模式呢？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出版界从业者在接受《新京报·书评周刊》采访时回应说：“出版社在购买图书版权时，且不论日后出版能卖出多少，都必须支付外方一笔预付金，而且现在这笔预付水涨船高，日渐提升，对那些以出版外国文学为主的出版社来说，这本来就需要宠大的现金流来支撑。况且偶尔也会碰到拖稿或不负责任的译者，预支稿费后迟迟交不了稿，对出版方可谓雪上加霜。在大多数情况下，出版方肯定希望能尽快出版图书进入市场销售以收回成本。”

在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出版从业者看来，“大多情况下，作者稿费和译者稿费都是在书出版后三个月到六个月支付，这是由出版业态决定。比如，书印完后，出版社在三到六个月内给印刷厂支付印刷费，书发行到书店后，书店在六个月到一年付书款给出版社。这不单是因为付款延后有利现金流运转的需要，还因为书从选题到翻译到出版到发行到读者手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其中很多环节会出现变化，比如书店退货会造成付款时要抵消这部分退货款，如造成太多退货则又会影响支付作者的稿费。出版社出版一本书，很多时候是不赚钱的，有的能有些微薄利润，收益可能还没有译者一个人的翻译稿费多。”

因此，如果译者真的急需译稿费用，可以在签订合同时单独向出版方提出预支稿费的要求，出版方在综合评估译稿质量、译者的信用度、资金流转的可行性之后，是有可能向译者预支全部或部分稿费的。但据了解，这种情况在目前国内的出版界并不常见。

事实上，出版行业是个挣扎于手工业逻辑和资本逻辑之间的产业。不仅是作者、译者希望出版业能快速兑现自己作品的价值，设计师、编辑也同样如此。但是出版业本身却想把这些骄傲的个人纳入资本运作的逻辑——版权交易、物质生产流通的链条。

作者或译者希望出版社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交稿的时候就付账，但是这并不符合当代市场运作的逻辑。根据后者的逻辑，创作的价值并不在于它们本身，不产生于交稿的那一刻。稿子被加工成书，投入市场，产生收益，才有价值可言。

所以译者提出“交稿时就预支翻译费”，其本质是在和资本提要求。客观来讲，和支配着版权交易、工业印刷、物流渠道的巨大资本相比，译者所付出的艰辛都还是太渺小、太无力了。

当然，资本是资本，人是人。出版业和译界中成熟的参与者总会一方面学着负起责任，一方面避免过于急功近利。文化产业虽然已经被纳入资本链条之中，值得欣慰的是，身在其中的大部分人，都不是为了钱，既不是为了钱选择入行，也不会因为没钱而舍身离去。有人因缘际会选择了翻译，有人因为热爱和兴趣，有人享受翻译的快乐，有人视之为事业或生命。

采访的最后一问：“如果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是否会选择进入翻译领域？”

所有接受采访的译者，无一例外都回答了

——会。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张畅；编辑：小盐。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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