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激荡求职路：看遍中美高校与公司

文章来源：千老与教授（ID：InsideScience）

十多年前本科毕业就来到了美国，读了博士、做了“千老”（注：对博士后的戏谑称谓）。近几年一直在生物制药领域找工作，最近感到了一些希望和正能量，献丑跟大家分享。

我本科博士都是化学，博士后生物化学，都是辛苦的方向，是个千老。从博士起所做的方向一直跟蛋白质有关，博士后有幸在几个颇有声望的实验室工作，做得不错也很愉快。2014年在投文章的时候，就开始考虑下一步了。个人对于学术和公司并没有偏好，也没有坚定地一定要留在美国，而是到处晃荡了一圈。近两年从国内药企风投、国内科研院校，美国高校、美国药企都拿到过offer，有相当深入的接触，并认真地考虑过每一个可能性。我只有两个方面的考虑：职业发展前景和基本的家庭生活。新鲜的经验或可为大家借鉴，在此按时间记一下流水账。

2014年8月，回国和朋友聊起了我做的东西，之后被一个听众推荐给了他老板：一个国内生物咨询公司。 随后再次回国，在咨询公司的联系下，两个星期内跟国内近十多家药企的老总或研发总监单独面聊，包括市场老大山东齐鲁制药、上海恒瑞制药，和技术实力派北京天广实等，也有机会听到了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领导的具体意见。行程目的明确：了解某技术在国内市场的需求，寻求有意向有远见的合作伙伴。

回去之前，对国内行业的状况是两眼一码黑，还计划了三板斧：“一，对大分子制药感不感兴趣？二，想做新药还是仿制药？三，知不知道某技术和某技术，对它们感不感兴趣？”最初两个聊下来前两个问题就不用问了：对大分子制药当然感兴趣，当然想做新药。大分子制药之所以火热，因为确实能治一些以前治不了的病，加上免疫治疗概念的爆发，潜力被认可；更重要的是海外市场在专利保护下的暴利。

大家都举Humira（注：阿达木单抗，为抗人肿瘤坏死因子的人源化单克隆抗体，可减缓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的例子，目前年销售额超过100亿美金，生产成本只有售价的~3%，有~97%的利润；这些销售数据都是海外市场的，国内市场不到零头。除了产品的潜力和利润的火爆，政策的支持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政府来说，现有抗体药物一支好几万，还需要重复注射，虽然有效，但不是大众百姓能够负担得起的，因此迫切希望通过自身的研发降低药物价格。国家十二五、十三五的规划中，大分子制药相关的政策不少。

就中国的市场和人口规模而言，所需的生产量不是单个公司可以供给的，而且大分子药物生产在技术上要比小分子难控的多，需要更多的参与者。于是政府大力扶持大分子制药企业，只要能够尽快仿制生产出来就好；达不到原药的效果也没关系，有个80%能用就可以接受。政策支持，加上国外成熟的产品和商业模式，还有看得到的市场和经济增长出来的热钱，吸引了一大批有相关经验的技术人才海归。从跟踪国外的临床项目，到各种各样的仿制，ADC，Bispecific等，速度非常快。商业成功的重磅炸弹就那么十几个，国内申报了仿制药的已有三百多家。

咨询公司所联系的也都是对大分子制药有了明显动作的。各个企业都在不断衡量自己现有的产品和生产线，引进的人才和技术能力，盈利压力和现金流等等，力图在大分子制药的潮流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目前企业在扎堆仿制药的生产，建几万吨几十万吨的反应罐，挤着申报药监局，希望能在原药专利过期之后马上占有市场。因为产品没有上市，投入的资金还没有回流，至于再下一步怎么走，不同公司的考虑各有不同：针对目前还是将来的市场？走哪一个技术流程？跟什么上下游合作？个人感觉都还在摸索，动作也没有成型。所访谈的公司对大分子制药自然都感兴趣，都理解并认可某技术在产业中的位置，认可我个人的技术背景；但对于自己的需求和合作方式并不明确，对我是否能在国内建立我在国外展示过的技术能力也有疑惑。另外我们试图提供的会是一个核心的技术，合作模式在国内也会是一个壁垒。“企业之间，不知道的还想着偷呢。”若跟一个企业进行合作后，其他的企业会顾虑我们将核心信息泄露给竞争对手，肯定不会选择跟你们合作。

调研近距离了解了国内的企业、市场、技术配套、商业模式，发现对我所提供的技术服务的需求并不迫切，商业模式也不明确。我所擅长的只是产业链条中的一环，国内市场上没有看到明显的上下游的衔接。边做边等市场也是一种选择，但对于我一个有家有口的小人物来说，总体的风险实在太大。咨询公司明确表示，这种技术本身是可以争取国家政策支持的，但有些事情我甚至不敢去参与，没有答应马上全职回国。

国内的两个机会，来自跟这边一个改变了领域进程的牛人之相识。他听到了我在学术会议上做的报告后，对我的工作印象深刻；当知道我有意回国发展后，把我推荐给了国内最好的院所。基本上都是材料发过去，一个星期内就安排好了面试，当时推荐信都没有要。

在国内最主要的标准是文章的影响因子和数量，对文章级别也有门槛要求，一般是一作的CNS文章，或者多篇一作的CNS系列的文章。关心的是下一篇CNS文章会在什么地方、多快能够出来，不太关心研究计划的系统性和远景规划。我联系的地方，配套的仪器和资源又全又新，排排坐，相当壮观。个人也是受了这些优势基础设施的感召，觉得只要能够在这种环境中利用这些资源，总能做出一些东西的。启动经费足够支撑五六年，数值在600万到1000万人民币之间，最后的package（注：指全部包括在内的薪水福利和工作待遇）取决于各项人才计划落实的级别。

比如说，启动经费虽有600万，但PI五年的薪水可能会从中扣除；如果拿到了青年千人300万的支持，启动经费可能会扣除300万。除了国家级别的人才计划，还有省市级别的可以申请，资金不见得会少，但行政级别会低一些。就算刚开始的package不算太理想，经过一轮一轮政策的变化和各种申请，总能轮到一些，最后的差别也不会太大，足够启动一个研究组。这些政策性的东西，是按照政治级别，从一线二线城市一层层分配下去的，会因单位而异，且年年在变，需要自己回去寻找摸索，总体的吸引力在近几年越来越小。新的PI回去，会有资深的团队需要你的背景一起去申请国家大的项目，会是额外的一些科研资源，积少成多。目前，对海归科研人员的行政等级化已经成型，青年千人、优青、杰青，院士等，不同的行政级别意味着不同的资源，会有不同的个人待遇和对应的科研支持，这跟以前高校政治级别基本一样。在跟国内正式交流offer的时候，我已经拿到了美国排名100左右高校的两个offer，问了问他们是否可以match一部分，得到的回答是只有施一公的北大清华生命科学研究中心能够match海外的offer。

我所了解到的个人待遇和《学术界现状及海归高校前景分析》一文中所描述的相当，绝对数额差不多是美国排名100名以内高校AP（注：assistant professor）的一半。青年千人的待遇相对是好的了，在一线城市，对于单收入的一家来说也就勉强够生活，其中最大的问题自然是房子。

经过反腐运动后，科研经费管的非常紧，有着非常细的条条框框，死到正常的实验试剂都需要相互合作走账，不但没有改善自己生活的可能，偶尔真还需要从自己的薪水中来补贴学生的花费。当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级别越高，对策自然越多，大家慢慢也都过得去。此外，孩子的教育是更现实的考虑，在国内高考和美国教育之间，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有的单位没有对口的小学，在国内一线城市去争取公立学校的资源，谁都是头大的。单位里资深PI的孩子不少在国际学校，中等国际学校的学费在12-15万人民币一年，这不是我看到的待遇能负担的，而且这些国际学校也并不容易进。仔细了解后还发现，好多国际学校是跟美国接轨的，跟国内高考不接轨；也就是说，如果孩子进了国际学校，就只能出国读大学了，在国内也会是国际学生。那我回国的选择，对于孩子们来说，就为了来回折腾一圈重新回到美国读书？我相信若回去后会有解决方法的，但在我下定决心回国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些。

国内行政的力量无可比拟，行业内的产业园，工业界和学术界很大程度上都是政策导向的。产业园追求的政绩，首要的自然是企业的税收，以及解决了多少就业；能够盈利自然好，不能盈利，能够留住有实力背景的团队也是可以的。制药企业，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是争取国家政策性计划的支持，大的自然是冲着国家的五年计划，小些的就是把自己的产品加入到国家药典中，能够被医疗保险所报销。不少小公司的收支平衡直接就来自于园区支持，减免税收房租，人才支持等地方性的政策，这些自然取决于团队的行政级别和个人的能量。

学术成果也是政策性量化的：多少年的海外经验，引进了海外人才的比例，发了多少CNS文章。评价标准是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独创性诺贝尔奖级别。其实评价科学工作的价值没有那么复杂，学术期刊的同行评审制度就很有效，也可行。这很类似于英美法系中的陪审团制度，或者王阳明的致良知：科技工作者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多杆秤的衡量也就八九不离十了。使其复杂化的是政府的掌控欲望和政策的细致干预，让良知的声音经过修饰才能摆上台面。举个最近的例子，韩春雨的工作虽然也很难证伪，若专业同行的意见能得到更多的尊重，事情会简单得多，行业本身也会有更强的自我修复能力。糟糕的是，行政的力量让多数的科研工作者核心动力变成了对于量化标准的迎合，不再是探索未知。用个比较冒犯的类比，如果韩春雨的工作属实，尽管只是一篇Nature子刊，会比施一公几十篇CNS正刊的文章更让科学界欣赏尊重。学术可以有不同的方式，但行政性的量化让短平快的代工厂模式更容易得到资源，让艰难的科学研究方向偏离并受到了额外的限制和偏向。

现实并不完美，我依旧选择了回国。后来单位高层变动，跟我联系的主事人被掣肘，没能发出正式的offer，真切体会了现实的无奈和一腔热血洒在了地上的感觉。已然动了回国的念头，马上又到另一个相当的单位面试，面谈的感觉是非常不错的，但两个星期后收到一封邮件，说我科研资历还够不上PI的标准。至此彻底断了回国的念头。就事论事，国内顶级单位的科研基础设施条件完全可以跟海外名校媲美，是我能接触到的最好的硬件环境，于是愿意用年轻的时间精力向在更好的环境中努力一番，同时参与大分子制药产业链的技术积累，但未能如愿。

到美国这些年我一直在学校，思维有局限性，想的也只是走学术这条路。个人兴趣所致，成果也算拿得出手，加上几个老板所提供的平台，在领域内也混了个脸熟，跟很多大大小小PI八卦过。这两年申请美国的高校教职上，总共跟七个地方有过深入的联系，了解的就更细一些。

众所周知的是，现在NIH（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R01研究课题基金竞争惨烈，最近几年的资助率差不多到了个位数。这是什么概念呢，比如100个申请中，只有不到10个会被资助。现实是，任何一个申请都会被不同的评审人员打分，就NIH内部的统计，一般的标准偏差是超过10%的。也就是说，再好的项目申请，会有人认为非常好给了一个5%，同时也有人觉得没好到那个地步给了个20%，最后能否被资助，概率也就是运气有决定性的因素。因此科研领域是建立在一个credential（信誉）基础上，这对于新PI是不利的。如果有新PI跟资深PI同时提出类似的远景和实验方式，肯定是资深PI得到资助；而从客观上来说的确是资深PI更有可能做成。我曾以为美国的基础科研是鼓励新idea的，创新性的idea是王道，近几年才知道“idea is cheap”。NIH的R01是要求新idea，但你要显示出自己已经完成了最核心的那部分，接下去只是需要NIH的资助完成整个研究计划。

基于残酷的生存压力，招新PI的单位最主要的考量就是：申请人有没有足够的背景和能力申请到独立grant活下去，引来更多的资源，将来不会成为单位的负担。作为申请人，主要考虑的是环境和启动资金。环境主要是周围faculty的质量和已有实验平台，将来能否完成自己的试验计划，寻求高质量的合作。启动资金的数量是相对的，最主要的考虑是新环境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条件，能够在没有外部资金的情况下支撑自己的试验计划多久。支撑得越久，就越有希望积累数据去申请独立的项目。

美国最好的offer大概能支持一个“三个博士后+一个实验管理员”的组五年时间，可以让你在初期心无顾虑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稍微次一点的大概是两个博士后三年时间，剩下的就需要自己申请到grant来继续活下去。至于个人的待遇，虽也有soft money/hard money和9/12月之分，在美国生活还是够的，也是容易的。我所在领域的Tenure（注：获得终身教职）率，基本上除了Harvard，其他的地方包括MIT， Caltech， UChicago等，一般在90%以上。由于是wet bench（注：即laboratory setting的传统型实验室，与处于office setting的dry lab相对）的实验室，除去大型仪器和公共平台的支出，每个PI的start-up + base salary + benefit基本投入在1~2百万美金。没有committee愿意说，他们当初挑选faculty的投资失败了；学术上的成败也不是短期能明确评价的，于是只要不是撂挑子或者特别的刺头，一般都能有个稳定的生活。在现在的环境下tenure后，如果拿不到研究经费，得不到数据，不再有机会去竞争经费，那科学生命基本就已经结束了，这情况哪儿都有，也不是个例。

除了最基本学术上的生存考虑，有很多的细节，做为申请人也需要了解。在美国，想招你的单位肯定有足够的背景和能力来评价你的工作，申请人需要基于最有成就的工作延伸出足够的远景，同时需要自成体系，不同于目前现成的东西。关于远景，面试中我基本都被问到了类似的问题：“What will you be known for 20 years later?”、“If you will win Nobel Prize 20 years later， what do you think it will be?” 申请人还需要跟环境融合，最好增强或者互补单位现有的技术能力或者研究兴趣，能否跟现有faculty committee在学术及个人关系上和睦相处同样重要。就如同你买的房子旁边来了一个邻居，如果你有投票权，你关心的首先是他会不会给你带来麻烦，至于他怎么样生活，将来是否得诺贝尔奖，关我屁事（”none of my business”）。

有些单位招人就是为了“attract talent”，你做什么东西都没关系，大方向跟环境相合就行；有的单位就有明确的目的，为了增强某一个领域的实力来“build up critical mass”。比如今年有一个地方招生物化学方向，我做为top candidate也撑到了最后，我是做蛋白质的，另外一位候选人是做RNA的，最后committee选择了做RNA的。这种选择跟qualification没有关系，取决于单位整体的兴趣和意愿，也是运气。

我再次申请的背景和研究计划，相对于第一次，都有明显的提高。很可惜，并没有拿到任何offer，失望苦闷至极。这几年做为导师的跟班，有机会跟几个牛校的faculty recruitment chair私下八卦。”The qualification of the candidate pool is amazing.”一个职位可能邀请5-10个人来面试，考虑的都已经不是qualification了，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可以接受的，而最后职位只有一个。现在生物科学的学术道路确实太窄，Nature/Science近几年不断的新闻调查，也是希望引起更广泛的关注，寻找解决方案。我对研究的兴趣依旧，但可能坚持不到问题好转的时候了，因为我首先是丈夫、父亲，然后才是passionate scientist。

2016年7月，开始在美国找工业界PhD级别的职位，有了一些面试。

工业界的选择对我来说，是对生活无奈的妥协。多年的积累，我已经形成了明确的兴趣、独立的想法和系统，我不期待在工业界会有这样独立的平台；自由散漫惯了，朝九晚五的重复似乎也会比较无聊。在跟各种公司的接触中，有机会细致地看到了产业中的多个环节，以及跟其它部门的交流方式，才觉得自己以前的想法实在局限。大分子制药整个产业链本身就很长，由于大分子本身的复杂性，从机理、蛋白质工程、生产和工艺改进、质量控制、客户支持等环节的细节来看也会很有意思，同时兼具挑战性，而且小细节的提高直接就可能带来很大的商业价值。

由于新药研发的周期和资金投入是小公司承受不了的，目前的状态是：只有大公司有完整的pipeline，有从概念性研发、推进临床，到大规模生产和市场推广的能力。小公司一般专注在其中特定的技术细节，努力为大公司提供更多的选择，提高pipeline的效率和利润，为大公司产品线服务。反过来，大公司会积极留心小公司的技术特点和进展情况，一旦跟自己的生产线有切合点，其产品、服务、团队，甚至整个小公司都会是收购对象。这是一个技术资金都非常有活力的领域，概念性的技术也会被资本追逐，公司间大规模的并购令人眼花缭乱。个人理解是，美国大分子制药领域已经产生了巨额利润，现实的利润在金融市场成级别性地放大，涌回了产业，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工作机会。

我所接触的工作机会，都是在pipeline上的一个个具体的技术环节，在大公司和小公司的第一份工作的性质是相似的：需要申请人某方面的技术能力。大公司的机会，对于申请人有着非常明确的期待：我们的pipeline是怎样的，人员是怎样构架的，这个职位的上下游是怎样的，职位的工作性质和要求是怎样的，需要怎样的背景，发展空间是怎样的。最初的面试来自于大公司，我力图展现个人的激情和能力，结果有些过了火。seminar过后，没有任何人问我技术问题，明显感觉我的技术背景已经over qualify（超出职位所需）了，只是问我会不会喜欢长期做某个特定的技术；接下来单对单的聊天大都在解释同样的疑问：“像你这种背景，为什么会来我们这儿？你会不会有长期留下的打算？”私下跟同胞用中文聊的时候，得到的建议是：“这个职位你肯定是胜任的，但最好低调一点。你要是让人感到爱来不来的，还真不一定给你offer。”

大公司的首要目的似乎在维持pipeline高效满负荷的运转，希望员工能更好的融合进现有的生产线，做的多好没有多大的关系，少出错就很好了，工作相应的风险和激情都会小一些。Genentech是生物制药领域当仁不让的龙头老大和黄埔军校，其Early Drug Discovery和Antibody Engineering都是成就了传奇的部门，接触中我能感到它们的变化，和口口相传的Genentech已经不一样了。小的公司，因为体量小，就算同样的工作也没那么的模块化，会有更多的机会跟上下游的交流，出现各种问题的可能会更大一些，工作本身更有挑战。

对于小公司，最迫切的是时间和资金的压力，工作过程中会有更多明确的压力，公司的稳定性会差一些。有意思的是，现在的制药领域，大公司和小公司的工作稳定性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个人感觉，目前行业正在实质转型，大公司中被裁撤的多是传统小分子制药的部门，大分子相关的技术部门正在大规模扩建，职位的变动相对也大。

就个人待遇而说，我所看到的大公司和小公司的package，除去地域差异，差别不大，都够基本的家庭生活，比学术领域AP稍高。大公司的隐形福利会多一些，比如通勤巴士，食堂优惠，房租补贴等。小公司配以股权的可能性会大一些，如果对小公司技术和将来有信心，公司能在5-10年内被收购或者上市，额外收入至少跟多年薪水总和相当，那么小公司也是好选择；因为相对来说大公司的股权难有爆发性的增长。

最初工作的机会是从Indeed，Glassdoor和Biospace乱找的，背景相关的就申请，投了~40份简历。开始有面试的时候，投的就很谨慎了，确实感兴趣的才会去申请。这三个多月已有10个电话面试，6个on-site面试，实在非常意外。

我个人理解，科学在学术和工业的核心都是解决问题，但问题在英文中对应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学术中的问题是question，学术成果的价值在于解决了什么样的question，至于解决问题的技术、方式和过程，相对并不那么重要。学术的投入，在于增进对于未知的理解，巨大的投入，未知的产出；不断的不确定性和失败，偶尔出一些成果，可能还跟预期不一样。因为其非常低的投资回报比，学术一般都是政府支持的行为，对于追寻question的过程和结果都比较宽容。努力的尝试总能得到一些新的知识，至于这些知识的学术价值跟商业价值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在工业界的问题是problem，标准是直接的商业价值，更现实的是预期的投资回报比。相对于学术界question的动力来自于curiosity，工业界problem的动力来自于潜在商业价值，在项目推进的过程中会不断从各方面重复进行考虑。不管来自哪个层次，一旦有项目收益的忧虑，不论项目进行到了什么程度或者产生了多么有意思的结果，都有可能会被终止。对科学工作者而言，工业界的科研是自己更加难以掌控的。

不论在学术还是工业界，科研本身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如果无法享受其过程， 它就是一个horrible的谋生手段，付出回报率相当的低。

生物科技是新兴的产业，概念虽然火热了多年，从市场规模和商业回报上看，还不算大，特别是相对于从业人员的数量。现在销售额最高的20个药物中，大都是与抗体相关的大分子药物，这显示的是大分子制药和免疫治疗的可行性，新技术都有风险，不妨碍资本市场对其的认可。从理论上说，人体机能肯定能为各种蛋白质所调控，用什么样的蛋白来调控什么分子，达到什么样的生理效果，会与什么疾病相关，都存在无限的可能性。技术层面，制药产业的核心就是在分子层面去调控药物靶点产生生理效果，并能缓解或治疗某种疾病。这个产业一方面需要有独创并有商业价值的想法，并有现实推进、实现想法的能力，资金和人才缺一不可。初期的想法在学术商业方面都是没什么价值的，但若能将ideal往药物方向推进，其商业价值在ideas with team of talent、proof of principle、pre-clinical、phases in clinical各个阶段是指数型增长的。“今天你对我爱理不理，明天我让你高攀不起”在近期并购中屡见不鲜。

相对于海外大分子药市场的火热，国内大分子制药产业的技术积累和资金投入都还很初级。调研中听到一句恐怖的实话：“一个新药，若是美国FDA没有批准类似的产品，中国的CFDA根本不敢批。”权威标准的缺失导致了两个直接的现象：

一，国内好的项目国内企业不认识，或者没有信心去接。比如王晓东BeiGene的两个临床前的成果卖给了Janssen Pharmaceutica到海外去推进临床。这里面可能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上亿美金的价格也是一个巨大的壁垒。

二，国内企业希望争取国外好的项目，但最好的项目轮不到国内药企。国外的大中公司的优先项目，肯定买不到，也买不起；最好的选择也只是大公司挑剩下的。现实也是残酷的：“”国内没有人做新药，就算是有人说在做新药，也只是打了概念的擦边球。”如不翻老帐，国内对已知药物靶点，筛选出了新的分子，大致达到国外成熟药物的疗效，在国内有独立知识产权，就已经是全新的药物了，通俗叫法是”me-better”。当年被卫生部长陈竺誉为”堪比两弹一星”的贝达药业所研发的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就是一个例子，这个药物马上被其它药企所仿制，专利保护的利润窗口期很短，企业目前也不大。国内第一个做出类似大分子药（biobetter）的是百泰生物药业，分子本身是跟古巴合作得到的，生产流程中的每个技术细节和耗材都来自于进口。其研发负责人开玩笑说，美国政府其实可以比中国药监局还清楚公司做了什么，具体产量多少。我并没有看低这些前辈的意思，这样的成果并不容易，也值得称赞；但客观地衡量，这些努力是产业链的原始技术积累，还在利润链的最低端。

在国内一片火热的经济中，我看到的却是脆弱的实业包括制药行业。金融市场的不成熟，非国有公司拿不到合理的商业贷款，也难用股市融资来支撑远期的战略发展，研发都是用现实的盈利来支撑，这是非常非常有限的。齐鲁制药是中国处方药的龙头老大，将近30%的市场占有率，其年盈利颇丰，但其绝对数量也难撑起美国标准新药的研发（20亿美金，20年的投入），何况新药的研发一般都是多个并进。前段时间的新闻，国内A股四成上市公司一年利润不够北上广一套房，跟我的印象是相当吻合的。类比一下，一个上十人的初创生物科技公司，在北京/上海前期的估值大致千万人民币级别，初始资金一般不会多于500万人民币。同样大小在旧金山和波士顿附近的生物科技公司，1000万美金的现金是非常基本的配置。绝对的数目没有直接的可比性，毫无疑问的是，美国的初创公司，能在技术上更长时间更努力地尝试，有更大的生存几率。

另外一个强烈感受是，国内投资人的理念和美国风投（VC）不一样。美国占据着生物科技的制高点，风险投资有足够的专业能力去寻找颠覆性的、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投资十个项目，能有一个成功就能盈利。国内投资人的专业能力和资源要相对有限，更倾向能有稳定收益的项目，牢牢地盯着短期的投资回报比；或者是跟风的投资，比如看着红杉资本投了，我也愿意跟着投，可以多出资，收益小一些。我所见有限，描述的是一般印象，不包括个例。

最近让我颇有感触并有整理想法冲动的，是跟几个初创小公司的接触，让我看到了另外一群人的存在，发现了激情的另外一种可能性。这是一群充满学术热情的科学家，曾今在制药领域建立了重大的产品线，当产品进入市场，流程化后，离开了亲手建立的产业帝国，重新开始尝试新的产品。再一次，两次的成功后，他们成了VC，一方面去金融市场交流融资，另一方面去寻找让自己认可的项目，组建团队，一起推进。他们有着各种头衔：美国科学院院士，Lasker奖或者Nobel奖获得者，曾是大公司的CEO、CSO（Chief Strategy Officer）、VP或者被收购公司的Founder，一直在工业学术交汇的地方进行着exciting science。

虽然是些初创小公司，招人的标准明显是在attract talent。我在其中一个面试的时候，VP明确地告诉我，他本人向董事会推荐了背景合适的人，但第一轮就被HR给否了：第一作者的CNS系列文章是必要条件。在这个圈子里面，who you know也是必要条件，VP，CSO等都是通过不同方式直接推荐过来的。典型的自我介绍方式是，我曾经跟XXX在什么情况下共事过多少年，有着怎样的交往，XXX觉得需要什么样的人，所以我现在来到了这儿。从我的角度，他们biology的远景、技术可行性、团队质量和资金的稳定性都是上上之选。留心后发现，这样的小公司并不是个例，非常明显地在Greater Boston Area（大波士顿地区）和San Francisco Bay Area（旧金山湾区）扎堆显现。在被迫放弃学术激情的时候，这种可能性让我看到了另外一种希望。

我的经历虽然比较广泛，但每个可能性都浅尝而止。写下来也是整理自己的想法，尽量少做评论，给大家做个参考。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碰到合适的导师，并不是每个年轻的家庭都能够承受长期的minimum life，并不是每个project都能做得有影响力，并不是每个千老都能在资源无限的环境中享受激情，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去接触不同的可能性，我算是幸运的。由是我对下一步的期待不只是一份工作，而是希望能继续激情，同时能支撑家庭基本的生活。可惜三年来，我一直没能得到这样的机会。正如各位所感受到的，生物科学目前是一条竞争激烈而且出路很窄的路，不仅在学术界，工业界也是如此。同在湾区，Genentech Scientist的package所提供的生活质量还比不上Computer Science本科在Facebook拿到的offer。而Genentech的Scientist需要本科后十多年的高质量积累，跟Stanford的AP职位一样竞争激烈。今年申请美国教职受挫后，我也考虑去寻求“just a job”。如果放弃激情，只为一个谋生手段，我不介意去换一个专业方向，甚至重新读一个学位，去追求相对轻松的生活和更高的生活质量。都是高考、GT、PhD过来的理科生，花几年时间重新学一次也没什么。

最近凑巧，我看到了在美国工业界继续激情的机会，同时感受到了大分子制药领域的技术需求和爆发。也想把我的印象和感受跟各位战友分享，提供一点正能量。之所以能接触这些机会，我觉得有如下几个必要的因素：

目前在中美之间生活和工作，已经没有决定性的优劣。回不回国，是个人机遇和生活状态的抉择。不论职业发展多么艰难，不论在哪儿，最后总会有选择。What you want makes who you are。

就算留在美国，我也很珍惜身上深深的中国印，真心希望母国和同胞们能够安定生活，且有所成。欢迎交流，限于个人见识，板砖轻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