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德旺没有想到会以一种“跑了”的方式火起来，这背后其实折射出了美国政府和科技界的一场漫长博弈。
“曹德旺跑了”的背后，特朗普引爆了中美制造业大战！
“玻璃大王”曹德旺突然“火”了，原因是他的福耀集团准备投资10亿美元，将一家玻璃工厂建在美国。曹德旺还表达了对在美国投资的看好。这番言论一出，此前李嘉诚抛售内地资产时所引发的担忧再度上演：“曹德旺要跑了吗？”
曹德旺把工厂建到美国，这似乎有悖于一般民众之前的认知。除了曹谈到的中美投资建厂的各种差异外，其实从美国的角度来看，
让制造业回流是美国政府多年来孜孜以求的梦想。奥巴马长达八年的执政期并未达成这个目标，刚刚赢得美国选举人团选票的特朗普，会如何实现他在竞选时许下的诺言?
于是，特朗普想到了硅谷的科技大佬们。
上周特朗普召开了一场特殊的“峰会”，他
邀请了多家科技公司的领导人在纽约曼哈顿的特朗普大厦会面，并就制造业回流、科技创新、就业等问题进入了探讨。
死亡税率提出者李炜光：我捅了马蜂窝 以后啥也不说了
本文源自网易号自媒体《知道》
李炜光，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
今天国税总局网站上发表了李万甫关于"死亡税率"之说严重误导公众的文章，你怎么看？
李炜光：李万甫说错了，“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会导致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总税率”指标计算的企业税负虚高”：世界银行压根就没将流转税计入“总税率”中，同时人家的假设是——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流转税可以实现顺利转嫁这个前提，他的这个错出的不小。也就是说，
如果世行把流转税未转嫁出去的部分计入公式中，中国的总税率还要高
。
中国的宏观税负率从1995年的16.5%，到2015将近37%了，这个过程中民营企业税负变化情况如何？
李炜光：民营企业税负占比一直在上升，2015年达到51.43%。另外，
国有企业的税负占比是往下降的。外贸企业稍微有一点下降
。
今年上半年，您带课题组先后赴全国四个城市，对中国民营企业税负问题进行调查，这是基于怎样的背景？
李炜光：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10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8.3%，有媒体称，这个数字创2000年以来最低水平；其中民间投资增速仅为2.9%，比5年前同期的25.2%，堪称“断崖式下跌”。我想知道民营企业到底怎么了，目前国家财税政策是否适合企业生存和发展。
由于经费限制，我们去了四个城市，采集了一百多个样本。有人抨击我以偏概全，我没有概全的想法，但是我调研的数据有代表性。我们以座谈为主，和企业家面对面交流，调研进行了半年多的时间。
李炜光：
企业负担的税费太高了，四个地区调研结果一样
。企业家认为税收负担很重和较重的比例很高，达到87%，认为税负可以接受的仅占8%，认为较轻和很轻的仅占1%。调研中发现，
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率约40%，大部分企业利润率都不到10%
，很多企业不堪重负倒闭，我称之为企业“死亡税率”。这是我国经济持续低迷的一个真实原因。
死亡税率”的概念一出来，有人抨击这种说法以偏概全，误导公众，你怎么看？
李炜光：反攻来势汹汹。财税背后是政治，所以要是弄清这个问题，面临很大风险，我就是捅了马蜂窝。这个话题是我引起来的，
我解释清楚，以后就撤了，什么也不说了。
企业实际税费负担率，国家从来没有公布过，你得出40%的结果论，是怎么算出来的？
李炜光：我们主要靠调研，官方数据作为辅助分析。从宏观数据分析，我国宏观税负率约37%，政府税收90%由企业承担，微观企业税负率就很接近这个数据。
另外，现在政府统计数据，用企业缴纳的税费除以企业营业收入，我认为这样不行，分母太大。分母应该用销售利润，即商业净利润，这样税负率就高了。
如果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中的“总税率”指标来衡量我国企业所承担的税负，2013年—2016年，
我国企业总税率分别为68.7%；68.5%；67.8%，68%，这个数据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
增值税等都不合理
按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中国企业总税率将近70%？
李炜光：对呀！这还只是中位数，实际上很多企业税收比这个还要征得多。这个问题必须要面对，其实我不想再说这个事了，很多人指责抨击我。
李炜光：这个不好说。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盈利能力不同，但不管如何，起码要保证企业能获得利润。企业获得利润才能去投资、去创新，才能更好地发展。
我主张轻税
。亚当斯密阐述过，市场经济认轻税，不认重税。
重税肯定对企业造成很多困扰
。
李炜光：据不完全统计，涉及企业税费的超过10种。
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占比较大
。根据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得税法》，一般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应纳税所得额的25%，根据财政部规定，我国目前增值税最高税率为产品增值额（小规模纳税人除外）的17%，最低为3%。
相比之下，日本的增值税率为5%、韩国与越南均为10%、新加坡为7%
。
企业除了承担税负外，还要缴纳哪些费用导致其负担重？
李炜光：劳务税即五险一金，2016年中国总税率68%，其中48.8%是劳务税，而世界平均水平仅为16.3%，
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
。在会计记账上，它是五险一金当作职工福利，但他其实是作为企业的一个税费。
政府其实可以对企业进行一定补贴，降低企业的五险一金缴纳
。
玻璃大王曹德旺曾说，中国税负高的原因主要在于征收了增值税，您的调研结果显示，很多企业都觉得企业所得税和房产相关的税是不合理的，您觉得主要是哪些税不合理？
李炜光：曹先生说得没错，我们说得也没错，在企业这两方面税负问题都存在。
“营改增”后企业税负不减反增
曹德旺觉得中国税负太高，计划在美国投资10亿建厂，中美税种设计和征收方式上有何不一样，导致中国税负高？
李炜光：美国以企业所得税为主，即
有利润才征税，没利润就不征税
。它调节的是分配销售这块，所以企业家可以放手去投资、去发展。
中国以增值税为主
，增值税就是在企业生产环节增加税收，
不管企业是否盈利都需缴税
。除了缴纳所得税、增值税等，还要缴约
13%的附加税费
，包括7%的城市维护建设费、5%的教育附加费和1%的防洪费等。
您在调研中，有遇到企业因税负比较重，偷税漏税的问题？
李炜光：我没这方面信息。现在国家监管的很严，
企业家逃税的可能性很小，但可以避税
。
国务院也相继出台政策减轻企业负担，财政部公布数据称去年营改增减5000个亿，在实际调研中，企业税负减轻了吗？有专家甚至直指：“财政部去年营改增减5000个亿是假减。”
李炜光：外界有人认为“假减”这句话是我说的，其实与我无关，是另一位学者的话，但是我在调研中发现，
确实有不少企业税负加重了
。税负减轻企业，比例很少。
增值税的缴纳税费应该是由
企业的销项税额减去进项税额所得
，但是现在很多情况下，企业的进项税额不能抵扣。
进项税额不足额，无法转嫁出去，就变成了企业实际负担
。我国近三分之一税收无法抵扣。比如你购置产品，购置库存，要取得增值税发票，两个额相抵才能减税，购买时没有增值税专用发票，无法抵扣，实际税负就增加了。
之前您说，现在中国就20多年的新经济体，本来不应该这么快进入衰退期，换言之，假如改革开放以来，不对企业苛这么重的税，是不是现在经济会稍微好一点？
李炜光：是啊！肯定是这样。不过，很多中共决议很好，但是由于体制问题，在具体落实过程中不到位，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刚才也说，以后我不说了。
李炜光：
政府、企业、消费者都会受创
。比如有些交易本可以进行，惠及多方，但是征税过重，交易难达成。企业没挣钱，消费者没享受到商品价值，政府也没获得好处，最后三方都得不到好处。
美国减税 中国企业也很难出去
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要让制造业回归美国，提出将企业所得税从35%降到15%，将来中国企业会不会都去美国开厂子了？
李炜光：这个恐怕难度很大，企业要出去，得把资金换成外汇。我国对外汇有管制，很难把资金转移过去。中国企业在国内发展还行，像打篮球，在各省之间打还是挺热闹，但是能打世界强队吗？恐怕不行。
特朗普的减税政策，肯定会对惠及美国，里根政府减税曾引领上世纪80年代全球性的减税运动。这项政策实施后，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也带来了新技术与信息革命。但是，
过分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把企业都关在国内未必是好事
。
有消息说英国女首相也打算仿效美国，继11月宣布减税到17%后，把所得税减至15%，全球减税浪潮要开始了？
李炜光：全球很多国家的政府肯定会减税，不减税的话，对它的竞争是不利的，产品价格越来越高，引起国内市场很大反映，肯定物价要发生变化。
李炜光：那就不知道，什么事情到了中国，就不好说了，我不做任何评价。
中国只有3种税通过立法
你之前的专访中提到，中国18种税中，只有3种税是人大立法通过的，是这样吗？
李炜光：是的，除了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车船税，其他税种都不是正式立法的。84、85年的时候，人大在税法上对国务院进行了两次授权，授予国务院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对税收政策进行调整，属于那种“无特定目标、无特定范围、无特定期限”的授权，但是那个授权基本上是一种形式，并不是把实际的权力授予国务院，实际权力本来就在国务院。目前主要的税种增值税还是以国务院暂行条例的形式存在的。
那是不是说明大部分的税都是政府单方面定下来的？宪法第56条只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纳税的义务，并未设计与纳税义务相对应的纳税人权利问题，您觉得应该如何保护纳税者权利？
李炜光：国家宪法对于税收的立法权语焉不详，税收立法权到底归属于谁，是国务院还是人大，这些问题还不明确。
宪法应该在税收立法权、预算编制、审议、批准、监督、评估的一整套程序，还有财政体制，都要有所规定。这些问题倒不见得说得很细很具体，因为还有预算法、税收基本法，但是宪法在这些问题上应当给一个说法。
现在我国企业税负改革最大阻力是什么？还要进行哪方面的改革？
李炜光：我们国家目前的改革的阻力其实不是来自于民间。当年小岗村的农民写血书按手印，推动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那个时候政府很快发现了这个经验并推广之，党和国家的政府机构，大家都是追着改革往前走，现在我们面临同样的问题。
改革实践已经迫切需要，社会共识已经形成。中国经过三十年改革，应该转向一个民主、法治、立宪的体制，这个大方向不能变。
人民日报：税减了 企业为何还觉得负担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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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摄图网
这几天，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关于中国制造业综合税负高的观点，以及福耀集团在美国投资建厂的消息，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甚至有教授惊呼中国税率过高，是“死亡税率”。
22日，人民日报刊发时评《中国经济容得下企业家讲问题》，认为企业家敢于提出问题，正说明对中国经济仍然葆有信心，愿与中国一起成长。实际上，中国经济不但容得下企业家讲问题，还应当正视问题并解决好问题。
很多人关心：中国近年来不是一直在减税吗，为什么企业感觉负担还是重？问题究竟出在哪儿？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一问：制造业税负增加了吗？
“我国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制造业的增值税税率就是17%，20多年来一直没有变。”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说，这些年来，国家出台的减税政策很多，烟酒、燃油等消费税虽然有所上调，但总体上对制造业的影响有限。
用曹德旺的话说，他在国内办厂30年，有20多年是福建的纳税模范。
也就是说，福耀集团作为“纳税模范”企业，20多年来都是按照17%的增值税税率缴税的，企业不但没有“死亡”，反而一路做大做强，成为了行业的“领头羊”。实际上，不单是福耀集团一家企业，中国很多的优秀制造企业， 20多年来也都是按17%的税率缴纳增值税，并不断发展壮大。
在这期间，我国有两项大的税制改革，跟企业税负息息相关。一是2008年内外资企业实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内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由原来的33%降为25%。二是实施增值税改革：2009年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制造企业购买设备可以抵扣；2012年营改增试点启动，到今年全面推开，制造业购买服务、购置或租赁经营场所，也是可以抵税的。这两项改革，企业税负都是普遍下降的。
“单就制造业税负来说，中国跟美国相比，中国企业承担的税负的确要高。”刘尚希分析，主要是因为中美税制不同，美国针对企业的税收较少，主要以家庭、个人缴税为主；而我国增值税是第一大税种，主要对企业征收。这种税制的差异是历史形成的，与不同国家发展阶段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关联。
二问：企业负担重不重？
为什么减税力度大，但企业却感到负担更重了？20多年来，企业到底哪些负担增加了？
其实，曹德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在美国买的厂房花了1500万美元，而美国政府给了福耀1600万美元补贴，相当于没有花钱；电价是中国的一半，天然气价格只有中国的1/5。
我们很多城市的地价，这些年来是打着滚地往上翻，上涨几倍甚至十几倍。制造企业投资建厂，成本会增加一大块。
电价为什么比美国贵？“电价高，一个主要原因是电价上附加的‘费’多，能不贵吗？”一位电力业内人士坦言。
电价里附加了多少“费”？记者搜索发现，电价附加的费，全国性的就有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等5项。此外，还有各种部分地方性基金。
说起对企业的收费，这些年确实不少。有的项目虽然原来就有，但收费总额增加。比如，企业需要缴纳教育附加、“五险一金”、残疾人就业保障基金、工会费等等。
以残保金为例，根据一些地方的规定，按照本地区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交纳比例，一般是1.7%左右，专项用于残疾人就业。但一些企业反映，当地残疾人劳动力资源不足，就业保障金变相成了“为了收费而收费”。这项基金政府收上来后，很多地方发现收得太多根本用不完，只能“趴在账上睡大觉”。后来，政府对资金的用途作出改变，规定可以由财政根据需要调剂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