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源自网易号自媒体《知道》

李炜光，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

李炜光：李万甫说错了，“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会导致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总税率”指标计算的企业税负虚高”：世界银行压根就没将流转税计入“总税率”中，同时人家的假设是——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流转税可以实现顺利转嫁这个前提，他的这个错出的不小。也就是说，如果世行把流转税未转嫁出去的部分计入公式中，中国的总税率还要高。

李炜光：民营企业税负占比一直在上升，2015年达到51.43%。另外，国有企业的税负占比是往下降的。外贸企业稍微有一点下降。

李炜光：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10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8.3%，有媒体称，这个数字创2000年以来最低水平；其中民间投资增速仅为2.9%，比5年前同期的25.2%，堪称“断崖式下跌”。我想知道民营企业到底怎么了，目前国家财税政策是否适合企业生存和发展。

由于经费限制，我们去了四个城市，采集了一百多个样本。有人抨击我以偏概全，我没有概全的想法，但是我调研的数据有代表性。我们以座谈为主，和企业家面对面交流，调研进行了半年多的时间。

李炜光：企业负担的税费太高了，四个地区调研结果一样。企业家认为税收负担很重和较重的比例很高，达到87%，认为税负可以接受的仅占8%，认为较轻和很轻的仅占1%。调研中发现，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率约40%，大部分企业利润率都不到10%，很多企业不堪重负倒闭，我称之为企业“死亡税率”。这是我国经济持续低迷的一个真实原因。

李炜光：反攻来势汹汹。财税背后是政治，所以要是弄清这个问题，面临很大风险，我就是捅了马蜂窝。这个话题是我引起来的，我解释清楚，以后就撤了，什么也不说了。

李炜光：我们主要靠调研，官方数据作为辅助分析。从宏观数据分析，我国宏观税负率约37%，政府税收90%由企业承担，微观企业税负率就很接近这个数据。

另外，现在政府统计数据，用企业缴纳的税费除以企业营业收入，我认为这样不行，分母太大。分母应该用销售利润，即商业净利润，这样税负率就高了。

如果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中的“总税率”指标来衡量我国企业所承担的税负，2013年—2016年，我国企业总税率分别为68.7%；68.5%；67.8%，68%，这个数据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增值税等都不合理

李炜光：对呀！这还只是中位数，实际上很多企业税收比这个还要征得多。这个问题必须要面对，其实我不想再说这个事了，很多人指责抨击我。

李炜光：这个不好说。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盈利能力不同，但不管如何，起码要保证企业能获得利润。企业获得利润才能去投资、去创新，才能更好地发展。我主张轻税。亚当斯密阐述过，市场经济认轻税，不认重税。重税肯定对企业造成很多困扰。

李炜光：据不完全统计，涉及企业税费的超过10种。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占比较大。根据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得税法》，一般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应纳税所得额的25%，根据财政部规定，我国目前增值税最高税率为产品增值额（小规模纳税人除外）的17%，最低为3%。相比之下，日本的增值税率为5%、韩国与越南均为10%、新加坡为7%。

李炜光：劳务税即五险一金，2016年中国总税率68%，其中48.8%是劳务税，而世界平均水平仅为16.3%，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在会计记账上，它是五险一金当作职工福利，但他其实是作为企业的一个税费。政府其实可以对企业进行一定补贴，降低企业的五险一金缴纳。

李炜光：曹先生说得没错，我们说得也没错，在企业这两方面税负问题都存在。

“营改增”后企业税负不减反增

李炜光：美国以企业所得税为主，即有利润才征税，没利润就不征税。它调节的是分配销售这块，所以企业家可以放手去投资、去发展。

中国以增值税为主，增值税就是在企业生产环节增加税收，不管企业是否盈利都需缴税。除了缴纳所得税、增值税等，还要缴约13%的附加税费，包括7%的城市维护建设费、5%的教育附加费和1%的防洪费等。

李炜光：我没这方面信息。现在国家监管的很严，企业家逃税的可能性很小，但可以避税。

李炜光：外界有人认为“假减”这句话是我说的，其实与我无关，是另一位学者的话，但是我在调研中发现，确实有不少企业税负加重了。税负减轻企业，比例很少。

增值税的缴纳税费应该是由企业的销项税额减去进项税额所得，但是现在很多情况下，企业的进项税额不能抵扣。进项税额不足额，无法转嫁出去，就变成了企业实际负担。我国近三分之一税收无法抵扣。比如你购置产品，购置库存，要取得增值税发票，两个额相抵才能减税，购买时没有增值税专用发票，无法抵扣，实际税负就增加了。

李炜光：是啊！肯定是这样。不过，很多中共决议很好，但是由于体制问题，在具体落实过程中不到位，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刚才也说，以后我不说了。

李炜光：政府、企业、消费者都会受创。比如有些交易本可以进行，惠及多方，但是征税过重，交易难达成。企业没挣钱，消费者没享受到商品价值，政府也没获得好处，最后三方都得不到好处。

美国减税 中国企业也很难出去

特朗普的减税政策，肯定会对惠及美国，里根政府减税曾引领上世纪80年代全球性的减税运动。这项政策实施后，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也带来了新技术与信息革命。但是，过分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把企业都关在国内未必是好事。

李炜光：全球很多国家的政府肯定会减税，不减税的话，对它的竞争是不利的，产品价格越来越高，引起国内市场很大反映，肯定物价要发生变化。

李炜光：那就不知道，什么事情到了中国，就不好说了，我不做任何评价。

中国只有3种税通过立法

李炜光：是的，除了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车船税，其他税种都不是正式立法的。84、85年的时候，人大在税法上对国务院进行了两次授权，授予国务院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对税收政策进行调整，属于那种“无特定目标、无特定范围、无特定期限”的授权，但是那个授权基本上是一种形式，并不是把实际的权力授予国务院，实际权力本来就在国务院。目前主要的税种增值税还是以国务院暂行条例的形式存在的。

李炜光：国家宪法对于税收的立法权语焉不详，税收立法权到底归属于谁，是国务院还是人大，这些问题还不明确。

宪法应该在税收立法权、预算编制、审议、批准、监督、评估的一整套程序，还有财政体制，都要有所规定。这些问题倒不见得说得很细很具体，因为还有预算法、税收基本法，但是宪法在这些问题上应当给一个说法。

李炜光：我们国家目前的改革的阻力其实不是来自于民间。当年小岗村的农民写血书按手印，推动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那个时候政府很快发现了这个经验并推广之，党和国家的政府机构，大家都是追着改革往前走，现在我们面临同样的问题。

改革实践已经迫切需要，社会共识已经形成。中国经过三十年改革，应该转向一个民主、法治、立宪的体制，这个大方向不能变。

人民日报：税减了 企业为何还觉得负担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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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摄图网

　　这几天，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关于中国制造业综合税负高的观点，以及福耀集团在美国投资建厂的消息，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甚至有教授惊呼中国税率过高，是“死亡税率”。

　　22日，人民日报刊发时评《中国经济容得下企业家讲问题》，认为企业家敢于提出问题，正说明对中国经济仍然葆有信心，愿与中国一起成长。实际上，中国经济不但容得下企业家讲问题，还应当正视问题并解决好问题。

　　很多人关心：中国近年来不是一直在减税吗，为什么企业感觉负担还是重？问题究竟出在哪儿？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一问：制造业税负增加了吗？

　　“我国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制造业的增值税税率就是17%，20多年来一直没有变。”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说，这些年来，国家出台的减税政策很多，烟酒、燃油等消费税虽然有所上调，但总体上对制造业的影响有限。

　　用曹德旺的话说，他在国内办厂30年，有20多年是福建的纳税模范。

　　也就是说，福耀集团作为“纳税模范”企业，20多年来都是按照17%的增值税税率缴税的，企业不但没有“死亡”，反而一路做大做强，成为了行业的“领头羊”。实际上，不单是福耀集团一家企业，中国很多的优秀制造企业， 20多年来也都是按17%的税率缴纳增值税，并不断发展壮大。

　　在这期间，我国有两项大的税制改革，跟企业税负息息相关。一是2008年内外资企业实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内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由原来的33%降为25%。二是实施增值税改革：2009年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制造企业购买设备可以抵扣；2012年营改增试点启动，到今年全面推开，制造业购买服务、购置或租赁经营场所，也是可以抵税的。这两项改革，企业税负都是普遍下降的。

　　“单就制造业税负来说，中国跟美国相比，中国企业承担的税负的确要高。”刘尚希分析，主要是因为中美税制不同，美国针对企业的税收较少，主要以家庭、个人缴税为主；而我国增值税是第一大税种，主要对企业征收。这种税制的差异是历史形成的，与不同国家发展阶段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关联。

　　二问：企业负担重不重？

　　为什么减税力度大，但企业却感到负担更重了？20多年来，企业到底哪些负担增加了？

　　其实，曹德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在美国买的厂房花了1500万美元，而美国政府给了福耀1600万美元补贴，相当于没有花钱；电价是中国的一半，天然气价格只有中国的1/5。

　　我们很多城市的地价，这些年来是打着滚地往上翻，上涨几倍甚至十几倍。制造企业投资建厂，成本会增加一大块。

　　电价为什么比美国贵？“电价高，一个主要原因是电价上附加的‘费’多，能不贵吗？”一位电力业内人士坦言。

　　电价里附加了多少“费”？记者搜索发现，电价附加的费，全国性的就有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等5项。此外，还有各种部分地方性基金。

　　说起对企业的收费，这些年确实不少。有的项目虽然原来就有，但收费总额增加。比如，企业需要缴纳教育附加、“五险一金”、残疾人就业保障基金、工会费等等。

　　以残保金为例，根据一些地方的规定，按照本地区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交纳比例，一般是1.7%左右，专项用于残疾人就业。但一些企业反映，当地残疾人劳动力资源不足，就业保障金变相成了“为了收费而收费”。这项基金政府收上来后，很多地方发现收得太多根本用不完，只能“趴在账上睡大觉”。后来，政府对资金的用途作出改变，规定可以由财政根据需要调剂使用。

　　“这样一来，资金虽然盘活了，但企业的负担却没有降。”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张斌认为，残疾人就业本来就是政府公共服务的一部分，再另收一笔保障费，有没有这个必要？类似的还有教育附加，教育也是政府应该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长期单收这笔费用是否合理？最难办的是，这些费都是合法收取的，而且从这些费的名称上看，哪一个都很重要。这些“费”就像一根根稻草，都压在企业身上就显得太重了。

　　三问：企业成本怎么降？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7年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降成本仍是五大任务之一。着力振兴实体经济，更是把发展实体经济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现在制造业的利润，差不多也就是5%左右，这费那费一多，企业很难承受。降成本，首先要把费降下来。”全国政协委员、会计审计学家张连起介绍，他的团队对企业进行过多次调研，不少企业负责人对财务并不是很懂，容易把税收和其他收费混为一谈。但不管怎样，当前企业负担不轻、综合成本不低是不争的事实。企业要利用好营改增政策，把一些原来在集团内部的研发、设计等产业剥离、分立出来，尽量延长增值税的抵扣链，让减税的红利充分释放。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李万甫认为，国家应加快清费立税进程，切实将适合税收形式征缴的收费项目、基金项目改为税收。在明晰政府事权和规范政府支出的前提下，控制政府规模膨胀，减少政府对社会资源的强制占有和使用的份额。

　　同时，着力把握好减税降负主基调，为刺激企业投资增长、增加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扩大消费能力，预留空间。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以及相互间资源占有和分配使用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企业和市场松绑，为经济发展增添活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明确，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这相当于给了大家一颗定心丸。”刘尚希表示，从长远来看，减税仍有必要。但减税相对容易，更难的是推动经济社会改革，这才是降低企业负担的根本出路，也是更加艰巨的任务。

　　来源：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评曹德旺：中国经济容得下企业家讲问题






人民日报12月22日早刊文《中国经济容得下企业家讲问题》点评曹德旺，称企业家敢于提出问题，正说明对中国经济仍然葆有信心，愿与中国一起成长。




对曹德旺“跑路”的说法，人民日报称，应该把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与不正常的资本外逃现象区分开，把曹德旺在美国投资，理解为一个企业家在对国内国际市场进行比较权衡后，在世界范围进行的产业布局，或许更合理。




如果动辄给中国企业正常的海外投资贴上“跑路”的标签，甚至借题发挥，不仅不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在人民币承受贬值压力的背景下，还容易引发非理性的市场恐慌情绪。




对于曹德旺提及的降低企业成本，人民日报认为中央不仅意识到了严重性，态度也很务实，与其唱空唱衰，不如给予改革更多时间窗口。以曹德旺为代表的企业家敢于提出问题，正说明对中国经济仍然葆有信心。




人民日报全文如下：




中国经济容得下企业家讲问题




企业家敢于提出问题，正说明对中国经济仍然葆有信心，愿与中国一起成长




这几天，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持续刷屏。曹德旺投资6亿美元、在美国莫瑞恩建造的汽车玻璃厂正式投产，他本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发表了一些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引发广泛关注。怎么看待曹德旺在美国投资？如何认识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一时间众说纷纭。




一些媒体把关注点放在曹德旺“跑路”上，可在美国投资就等同于“跑路”吗？按他本人的说法，“福耀制造的市场销路65%在中国，我跑出去干什么呢？”在美国工厂开通之时，曹德旺在天津的项目也开通了，还在苏州工业园区拿了一块地。这么看，把曹德旺在美国投资，理解为一个企业家在对国内国际市场进行比较权衡后，在世界范围进行的产业布局，或许更合理。




今天，全球市场已经形成一个整体，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深度融合、互通有无，才能彼此共赢。因此，应该把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与不正常的资本外逃现象区分开，如果动辄给中国企业正常的海外投资贴上“跑路”的标签，甚至借题发挥，不仅不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在人民币承受贬值压力的背景下，还容易引发非理性的市场恐慌情绪。对此，媒体和舆论尤其应该保持理性，慎贴“跑路”标签，避免由此引发次生舆情，给信心和预期带来负面影响。




也要看到，曹德旺的访谈带有较强的个人感受，但确实从企业家的角度，触及了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些深层矛盾和问题。劳工成本升高，税收负担过重，落后产能过剩，金融和房地产挤压实体经济……这些问题，都是制约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瓶颈，也是改革的刀刃所向，需要政府和社会深刻思考，务实解决。




高度重视实体经济，中央的态度是明确的。中国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无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中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专门提出“着力振兴实体经济”，把振兴实体经济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并且就降成本、补短板提出了非常具体的改革方案，明确要求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企业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等。可以说，在降低企业成本的问题上，中央不仅意识到了严重性，态度也很务实，在这个过程中，与其唱空唱衰，不如给予改革更多时间窗口。




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这还触及对中国经济的信心问题：如何认识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应该说，中国经济经历了长期繁荣，创造了发展奇迹，进入深度调整阶段必然带来阵痛。这样的结构性矛盾，一些大国在发展过程中都遇到过。一旦历经阵痛调整好了，就能为经济长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正如曹德旺所言，“信心要把问题讲清楚才行”。树立信心不是要无视问题，而是要解决问题；增强信心也不是靠唱高调，而是在于推进改革的务实行动。可以说，中国政府解决问题、推进改革的决心，正是保持对中国经济信心的保证。




有人说，过去30年凡是离开中国的人都错失了中国的机会。以曹德旺为代表的企业家敢于提出问题，正说明对中国经济仍然葆有信心。务实推进改革，解决深层问题，无数企业家还将与中国一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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