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由人文经济学会主办的《
双轨制思想与中国经济改革——张维迎双轨制论文发表35周年研讨会
》在北京举行，国内近20位经济学者出席研讨会。
下文是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
毛寿龙
教授研讨会现场发言的整理稿。我们还会陆续刊发其他参会学者的发言，敬请留意。
价格改革双轨制的优势与下一步改革
毛寿龙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
1984年张维迎教授《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篇文章非常棒。一篇文章35周年之后还能开一个会来纪念，本身就说明这篇文章的价值。实际上，正是价格双轨制改革，区别了中国改革和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道路。苏联和东欧铁幕降落，但走向自由和繁荣之路遥遥无期。但中国从价格双轨制改革开始，后来相关改革以此为基础推动，保持了改革的连续性和容易度，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演化改革思路。从理论和实践角度，都有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力量。
刚才张曙光老师说，后来在很多领域，其实都是双轨制推动的，说得非常对。我现在在思考的是，从回溯性总结的角度，思考双轨制改革的成功逻辑，存在的后续问题，以及需要进一步改革的思路。
回顾中国的改革，的确是从价格双轨制改革开始的。价格放开后，商品在市场中就有了适当的价格，也就是市场价格，从而形成商品贸易的市场秩序。市场秩序是扩展秩序，从贸易开始，秩序扩展进入物流，进入投资。劳动力自然也有价格，企业家和企业也开始有价格。但后者也是双轨制到现在。
劳动力因为工资市场化，开始有价格。有价格就开始有价值。劳动力的身价开始提升。劳动力市场秩序越发展，劳动力价值越是提升，劳动力素质也大大提升。一直到现在，世界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流的产业工人，都是中国民工。中国民工走向世界，而且是高技术、高素质，工作996的好工人。甚至退休的老年人，在浙江，退休不退休，都继续工作，都有自己的身价。浙江的老板很喜欢老年的工人。但很多地方，很多领域，劳动没有市场化，体制内问题依然存在。如高校，现在连论文生产都计划经济化，大家都拿学术工分。学者和学生学习、写作与过去的农民一样辛苦，但没有生产力，做很多没有价值的劳动。
市场秩序进入企业领域，企业就有自身的品牌价格、企业家也有身价。企业家的价格，企业的品牌价格，构成股票市场的基础。潜在的项目和企业家，构成创业企业家。start-up产业，受到世界投资市场的鼓励。华尔街与中国关系最好，中国的start-up项目，很受世界欢迎。但国有企业，还是身份制的。国有企业的价值，在其国有企业的身份。市场里，首先强调自己是双轨制。
住房改革，双轨制。老房子老办法，新房子新办法。货币化分房。住房进入市场有价格，形成了房地产市场秩序，也形成了新的业主治理。业主自己付费，自己治理，委托专业化管理。小区会议遵守罗伯特规则，业主大会，业主代表大会，业委会会议，议会政治在中国生根发芽。专业的物业管理也进入市场。社会秩序和业主治理、市场治理相结合。构成新型城市治理。破除了中国古代一直延伸到现在的城、郭、郊、野的等级治理。
现在资金进入市场。货币也有价格。资金价格启动资金市场秩序。构成去中心化的货币市场秩序。人民币开始有其自身的价值。人民币不再需要回笼，而是在资金市场秩序里实现自己的市场价值。构成了货币性资产。最近十年，很多企业家都尝到了以钱生钱的好处。
但双轨制改革的问题还在继续，其核心是留下了很多利益集团。每一次改革，都形成了利益集团。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市场垄断集团，以地盘和线为基础的垄断集团。基层治理，形成了很多黑社会、黑恶势力，还有腐败势力。隔一段时间，就需要打击黑恶势力。最近扫黑除恶，有企业家说营商环境好了很多。但经常性扫黑除恶，让政府治理出现了一些问题。包括周期性，现在是长期性治理腐败，让政府的活力受到了一些影响。
在国际贸易领域，形成了国际贸易的利益集团。他们有独占权，垄断权。进口和出口配额保护，关税保护，补贴保护，形成利益集团。自由贸易，和贸易管制，双规依然存在。这一领域的双轨制，以及其他双轨制，让中国市场和国际接轨出现了问题。中美贸易战也因此而触发。
市场秩序进入政府治理领域，政治企业家开始有价格，体现在GDP的政治利益和个人利益。两者都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黑恶的。两者界限不清，让很多很有价值的政治家过早结束了政治生命。市场化的企业家官员，和身份制的非企业家官员，也就是好好当官的官员，构成了政治成长的双轨制。
价格改革形成市场秩序的改革，忽略了产权改革的意义。盛洪教授写过书说，交易形成产权。非常正确。但由此形成的产权，缺乏适当的法律和政策基础，尤其是缺乏善治的基础。产权在市场中通过边际增量元素形成。降低了市场改革的交易成本，但也出现了后续的一些治理结构的问题，尤其是法律和政策的问题。
就住房来说，南方市场化彻底。地权和住房产权结合。上海，浙江，广东，治理上都没有问题，全部商业化。但商业化后，业主的权力，业主的治理，发育比较缓慢。业主的法定治理权利，没有法律和政策的保护。
但北京地权和住房产权没有结合，其结果是治理上进入了矛盾：商业化治理不是很彻底，新兴小区。传统小区，弃管小区，或者单位继续管理的小区。后者理论上说不过去，前者政府继续主张非商业化的治理。北京市有人主张消灭业委会，走政府、居委会和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道路。但主张领导出事后停顿了，治理上出现一些问题。
就农村改革来说，改革最早，但产权改革不彻底，没有形成产权的治理。结果是土地和劳动力无法进入市场，也无法吸引投资，有投资就有产权风险。只能进入城市化当民工。农村普遍衰落，但衰落的问题，在中国更加严重。因为治理、法律和政策方面缺乏对产权的足够的支持。小产权，流转权，都缺乏保护。最近的拆违运动，给农村又造成了所谓拆违运动扩大化的伤害。农村改革双轨制，一部分市场化，一部分计划体制，市场元素外流，计划体制扼杀农村发展的活力。
企业依靠政府许可，土地产权（转让和许可、划拨）、资本市场产权（许可），企业与政府关系密切。依靠大数量来理清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但企业数量少的地方，投资环境就很差。导致中国的发展集中在几个省，很多省依靠中央政策来发展，东北中央政策发力，三亚现在是北海住房就涨价。
政府依靠复杂性来获得合法性和力量。条块关系，或者让属地化管理无力量，或者让属地化管理负担很重。企业纷纷进入大城市，与高等级政府对接。但特大企业越到高层，越受不稳定的政治的影响，导致大企业家风险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