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智库报告 | 不断下降的美国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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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莱曼·斯通

编译：姚无铭

莱曼·斯通指出，无论是以何种方法衡量，美国的出生率都已经临近或到达了其历史最低点。低出生率可能意味着经济增长缓慢、公共债务无力偿还以及两代人之间日益增长的文化代沟。因此，找出出生率衰退的原因并阻止这种现象进一步蔓延，对于政策制定者和整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人口增长下降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出生率问题。

莱蒙·斯通以西弗吉尼亚州自1900到2017年的年度出生率变化为例，指出美国各地的出生率正在下降的事实 (图2)。截至2018年，美国没有一个州的出生率达到或接近峰值。即使像佛罗里达和华盛顿这样人口激增的州，出生率也比峰值低5%或10%。出生率下降是国家人口增长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如果出生率照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美国近十年的人口增长率将达到19世纪30年代以来的历史新低。

图1：西弗吉尼亚州的出生率于1947年达到峰值，此后一直处于稳步下降的趋势。

图2：美国各州的出生率都在下降。

学术上关于人口冲击对经济的影响尚未形成共识。但我们仍可以想象许多潜在的问题。如果人口增长缓慢，甚至为负，那么人们的住房需求就会随之下降，房价也会持续下降，这将使众多家庭资不抵债。这种情况会进一步影响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的偿付能力，以及股市的表现。这意味着美国工人的退休前景将十分暗淡。换句话说，在低生育率的世界里，美国人在退休前可能要更努力地工作更长时间。另一方面，经济规模增长缓慢，将使得新公司很难进入市场，进而给大公司带来更多的垄断权力。这些大雇主能够“攫取”地方政府，要求减税和其它福利，或者保持低工资。

还有一些研究表明，人口减少可以有好的影响，比如鼓励自动化和提高资本密集度。然而，这些战略尽管在总体上能够维持经济的运转，但却增加了有产阶级的经济回报，使得工人们的机会变得更少。过去，这些流离失所的工人可以在新的经济部门找到工作。因为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一直在扩大。但是在未来，这种对需求的持续的积极冲击，使得这种可能不会出现，所以被机器人解雇的工人只会有更少的选择。换句话说，低生育率可能会加剧不平等。

现在衡量出生率变化的最好方法不是出生婴儿的数量，而是总生育率(TFR)。这一指标提供了一个简单的生育预测。

尽管这一指标并不稳定，但它却是目前生育趋势的最佳指标。美国的生育率历史可能会令人惊讶(图3)，在内战之前，美国妇女如果能活过生育年龄，可能会有多达六七个孩子。19世纪生育率稳步下降。到20世纪初，美国妇女的生育率仅略高于现代生育水平：平均每位妇女生育2.2个孩子。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生育率下降是总体经济发展的结果。20世纪30年代经济萧条期间，生育率一直很低，到40年代初才开始上升。但是，众所周知，出生率并没有保持稳定，从1958年起，出生率下降了。1976年，美国的生育率达到了历史最低点，平均每个妇女生育1.74个孩子。然后在80年代末，它又回到了2.0以上，并一直保持到2010年左右。自2007年达到最近的高峰以来，生育率一直在稳步下降。到2018年，生育率可能会再次降至每位妇女1.74或1.75个孩子左右。这一趋势在美国是一致的。利用以往人口普查的数据，我们可以估计每个州历史上的总生育率是多少。图4中的数据反映了几个州的生育率。虽然每个州的确切生育率水平各不相同，但实际上所有州在不同时期都有相同的一般模式。没有多少州“逆潮流而动”，这是可以预料的，因为全国性的趋势仅仅是各州的总和。

图3：美国的历史总生育率。

图4：各州的历史生育率估计。

但总生育率只是一个预测指标，事实上生育率真的下降了这么多吗？这需要参照另一种衡量标准：完成生育率。

莱蒙·斯通指出，尽管完成生育率（the completed fertility rates，CFR）并不准确，但一般来说完成生育率应该近似于历史总生育率。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达到15岁的妇女所生的孩子比总生育率预测的要少得多。与此同时，随着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生育率的上升(图5)，上世纪70年代15岁的女性生育的孩子比总生育率预测的略多。根据图表，我们做一个简单但悲观的预测：如果出生率继续2007-2017年的下降趋势再持续几年，完成生育率将远远低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历史低点，而且没有预期的复苏(图5)。换句话说，虽然生育完成趋势的时间有些不同，但是总体结论仍然是，过去十年的出生率几乎是有史以来最低的。低生育率的幽灵，以及最终的人口下降，已经降临到美国。

图5：特定阶段的完成生育率，历史与预测。

总而言之，无论是以出生率、总生育率，还是完成生育率作为衡量标准，美国都正在面临人口下降的困境。

莱蒙·斯通指出，美国并不是唯一一个生育率下降的地方。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年中，西方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经历了生育率的显著下降（图6）。但美国生育率的下降尤其严重，如果目前的下降趋势继续下去，美国的生育率将低于富裕国家的平均水平。为什么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了这样的现象？生育率会降到多低？

图6：一些发达国家的总生育率。

莱蒙·斯通指出，要回答为什么生育率在下降，最好的方法是看看谁在经历生育率下降。首先，我们可以看看特定年龄段的美国妇女的生育率(图7)。

预防青少年怀孕一直是发达国家几代人以来公共卫生项目的一个关键政策目标。这些计划看来是成功的。少女怀孕率下降的趋势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但是，预防怀孕已经在年龄阶梯上缓慢攀升。首先是20岁出头的女性，然后是近30岁的女性，然后是30岁出头的女性，现在甚至是30岁出头的女性生育率也停止上升。换句话说，预防青少年怀孕并没有被晚育所取代。平均而言，女性并没有推迟生育，而只是生育数量减少了。虽然这种下降开始于年轻女性，但它现在影响到很多年龄层的女性。

然而，这些特定年龄生育率的变化大多可归因于婚姻模式的变化。在控制婚姻状况的情况下，美国的生育率在过去十五年里基本稳定（图8）。但与此同时，总生育率的下降幅度却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婚姻状况群体的生育率。这意味着总生育率的下降与婚姻状况的变化有关。在过去的15年里，几乎每个年龄段的已婚女性比例都在下降（图9）。晚婚使得生孩子变得更加困难。也就是说，婚姻结构的改变解释了过去10年或20年里美国生育率的绝大多数变化。其他发达国家的情况也差不多：婚姻决定生育率。

在全世界范围内，初婚平均年龄是初生平均年龄的一个强有力的预测因素。在71个有数据的国家的样本中，结婚年龄可以解释80%的出生时间的变化。美国的初婚平均年龄是27岁多一点，但在许多发达国家，这个数字甚至更高。换句话说，如果以其他国家作为参照，美国的生育率还没有触底，有进一步下降的可能。

图7：特定年龄段的美国妇女的生育率。

图8：特定婚姻状况组的生育率都有一些变化，但总的来说，一个特定年龄的已婚女性现在生育孩子的可能性和十年前差不多。

图9：婚姻结构。

生育率的下降或许意味着美国女性生育意愿的下降。但大量研究表明，事实上，美国女性比过去更想要孩子（图10）。一些事情正在阻碍人们生育。

因此莱蒙·斯通指出，要使生育率恢复到历史水平，并不需要在价值观上做出重大改变，只要消除阻碍人们生育的障碍即可。但这并不容易。一些社会保守人士普遍将低生育率归咎于避孕和堕胎，但这方面的证据相当薄弱。研究和事实表明，限制避孕或堕胎只会对生育率产生极其有限的影响。此外，限制堕胎或避孕的策略在政治上存在分歧，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巨大副作用。

其他国家已经尝试了不同的方法，如生殖技术的改进。在这方面，一个经常被用来作为榜样的国家是以色列。那里的生殖技术，特别是体外受精，得到卫生系统的慷慨支持。但是以色列的高生育率并不是更密集地使用体外受精技术造成的。此外，生殖技术的可能性是有限的。即便是体外受精技术也不能使每个妇女都能在40多岁时生育，而且试管婴儿的成功率随着女性年龄的增长而迅速下降。

此外，许多美国人仍担心某些形式的生殖技术的伦理后果。这些担心伦理问题的人更可能是宗教信徒，而宗教信徒是最渴望孩子的人群。这意味着最想有更多孩子的人群是最不可能使用生殖技术的人。

图10：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与总生育率。

莱蒙·斯通指出，事实上，宗教可能是生育的关键因素。信教的人通常比不信教的人有更多的孩子。然而，信教的美国人却越来越少。美国的宗教虔诚度确实正在下降。宗教的衰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生育（图11）。但总的来说，宗教虔诚程度下降对生育率的直接影响可能相当小。生育会导致宗教虔诚，但反过来，宗教虔诚可能不会导致生育。因此，虽然宗教可能在生育率下降方面发挥一些作用，但它不可能是唯一的甚至是主要的影响。

图11：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显示宗教与生育率的关系。

总而言之，尽管今天的美国女性仍然想要孩子，事实上，她们比自己的母亲想要更多的孩子，但她们发现很难实现这些愿望。即使生殖技术有了进步，如今有孩子的女性也不太可能享受她们想象中的家庭生活。事实证明，这个问题不是纯技术解决方案所能解决的。

许多国家为了提高生育率尝试了不同的政策。 俄罗斯尝试了世界上最慷慨的财政激励措施。但这一措施也仅仅在一段时间内奏效，今天俄罗斯的生育率再次下降 (图12)。法国、瑞典、匈牙利和波兰等国家也采取了相应的举措，但这些举措的效果都极其有限。关于这一主题的学术研究的共识是，如果生育率低于预期水平，生育的财政激励可能会导致短期或中期的婴儿潮，但生育率持续增长的情况要少见得多。此外，每多生一个孩子的成本高得令人望而却步。

也就是说，虽然全面提高生育以替代人口的代价很高，但即使是很小的增长也会有帮助。即使我们不能使生育率恢复到更替率的水平，将生育率恢复一半将显著提高人口增长率并减缓下降速度。许多国家对每个孩子都有简单的现金津贴，定期发给父母。我们也可以更有创意，比如让一个人的社会保障福利的一部分不取决于他们的收入，而是取决于他们后代的收入。也就是说，“生育红利”将根据他们子女的收入来奖励父母。

图12：俄罗斯的总生育率。

然而，在大多数生育率实际上已经从低水平上升并保持在高水平的地方，原因主要不是现金奖励。文化的影响十分显著。

最好的例子是前苏联的格鲁吉亚共和国。在那里，一场鼓励生育和反对堕胎的宗教运动，以及从政府扩大的生育激励措施，导致生育率急剧上升，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政策改变十年后的今天。除了直接的经济刺激，还有许多国家设立了以鼓励生育为中心的各种假日。尽管这些努力没有可衡量的影响，但所有文化风俗都被证明对塑造生育行为有重要作用，如中国的吉祥或不吉祥年，捷克共和国的圣诞节和暑假，以色列穆斯林的斋月以及法国的新年庆典。

文化对生育的持续影响是显著的。不同的文化规范和娱乐形式似乎对生育行为有真正的影响。因此，如果文化影响生育率，那么调整文化规范和改变社会政策可能会改变生育率。但是在美国，这些规范很难通过任何中央政府的努力加以影响，因为我们通常不赞成太多直接的政府社会工程，我们的社会是多元的。

然而，一些文化规范可以被影响。降低生育率最可靠的方法之一是增加女性上学的年限。需要明确的是，这不仅仅是受教育的影响，而是与入学密切相关的。学校环境对学生的时间有很大的需求，但通常不提供收入或只提供很少的收入，而且大学的环境可能会积累大量的债务。这些因素的结合往往会降低生育率。具有相同教育背景的妇女如果不继续入学，其生育率都要高得多（图13）。在发达国家，教育不会降低生育率，正如入学率不会降低生育率一样。有学位的妇女一旦毕业，生育能力就会提高，她们会努力迎头赶上，在30多岁时要孩子。然而，平均入学年龄增长如此之快，以至于许多女性认为无法完全弥补上学期间失去的生育机会。如果大学不再对那些年纪轻轻就有家庭的学生抱有敌意，而是提供灵活、打折的现场托儿服务，那么它可能会改变在入学期间是否开始生育的社会规范。大学提供的托儿服务将产生双重效果，不仅使在校生更容易在学校生孩子，而且使已经有孩子的妇女更容易报读课程。

除了大学入学对生育能力的直接影响外，整个教育系统目前的结构也阻碍了年轻人组成家庭。花在入学上的时间越长，年轻人就越不愿意生他们想要的孩子。然而，中产阶级工作所需的教育年限已经大大提高，为了实现他们的生育目标，年轻成年人需要在离开学校并将孩子与空间紧密隔离的情况下尽快生孩子。但是，与过去相比，这种迅速开始生儿育女的做法更难实现，因为学生的债务使他们更难独立、获得合适的住房、结婚和抚养孩子。换句话说，对于美国家庭来说，市场对学历证书的需求已经扩大到最佳生育年龄，以至于他们无法既拥有合适的职业，又能过上满意的家庭生活。

图13：显示了具有相同学历(高中学历、学士学位或研究生学位)的妇女在获得该学位后可能立即获得该学位的年份的按年龄划分的出生率，并按她们是否接受该学位以外的任何进一步教育分列。

学生贷款并不是影响生育率的唯一重要生活成本因素。住房拥有率的下降也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在美国各地，过去几年生育率的变化一直与住房成本密切相关。租金上涨幅度最大的地区生育率下降幅度更大。但至关重要的是，这种关系随年龄和使用的住房成本变量是房屋价值还是租金而变化(图14)。租金对每个年龄段的生育率都有负相关，但对20多岁女性的生育率影响最大。然而，只有年轻女性的家庭价值与生育能力呈负相关。对于年龄较大的女性来说，较高的房屋价值与较高的生育率关系不大。

这些关系是有意义的。更高的租金基本上总是不利于生育，因为更高的租金是由房东累积的，而房东的数量远远少于租房者的数量。对于拥有住房的人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对年轻女性来说，高房价是生育的障碍，因为购买第一套住房的成本更高。但对于年龄较大的女性来说，房价的上涨构成了家庭财富的增加，她们本身更有可能已经拥有房产。随着家庭感觉更富有，信贷约束更少，再添一个孩子在经济上变得更可行。

住房成本并非完全由市场决定。当地规则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住房的价格。在土地利用监管宽松、建筑规范成本意识强、建设成本低廉、用地充裕、能够大量建房的地区，房价可以保持在合理区间。在新房地产开发面临大量繁文缛节、社区反对、政治怀疑，或仅仅是天价建筑成本的地区，房价被推高，而出生率被压低。

事实上，一个地区提高出生率最简单的方法之一就是建造更多的房屋，从而让希望扎根的年轻家庭能够负担得起新房的价格。如果年轻的美国人与他人共处狭小的空间，他们就不太可能结婚生子。

图14：不同房屋价格和租金下特定年龄群妇女生育率。

上一代人可能并不认同这一看法。在过去，一个家庭没有多余的卧室，他们把四个孩子放在一个有双层床的房间里。因此不应该抱怨成本。但客观地说，这样的观点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养育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

在过去，父母也许可以把四个孩子放在一个房间里。如今，许多城市都有最大限度的入住率规定，这将使这种住房状况违法。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过去父母们养育孩子的做法，如今已经不被接受。

使养育方式发生变化的不只是法律要求，也可能是社会要求。社会对父母养育孩子的要求越来越高。父母的压力从孩子出生时就开始了。父母要在养育子女上付出更高的成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个孩子在高中之前死亡的几率急剧下降（图15），而考试分数和青少年智商分数却持续上升。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让孩子们活得更好，帮助他们取得更大的成就。

但尽管这种策略具有很强的竞争性，其回报率却在不断下降。对高质量养育的投资可能会以零和游戏告终。此外，将投入在孩子身上的时间和金钱加倍，并不会使他们早逝的几率减半，也不会使他们未来的收入加倍。一些研究显示，更大的投资、更少的孩子是一个糟糕的策略。父母完全可以只生两个孩子，而不是尝试着对一个孩子做两倍多的事情。

大多数与儿童和父母有关的服务是劳动密集型的。这类服务对人力的需求，对个人情感能量的投资，造成了成本的快速增长。一方面，人类护理的效率很难提高。如今保姆的工作效率根本没有比50年前提高多少，但是工资上涨了。因此，由于托儿和其他儿童相关服务的生产率基本持平，父母面临的成本不断上升。更糟糕的是，正式的法律要求和非正式的社会规范降低了生产率。一个日托中心以前每个工人有10个孩子，现在可能只有5个，因为社会越来越要求最大限度的照顾和最大限度的安全环境。因此，在基本层面上，随着护理标准的提高，许多护理密集型行业的生产率很可能正在下降。

但对整个社会来说，真正危险的反馈回路来自于这种影响生育的“成本弊病”。由于这些更高的成本可能会减少生育，它们可能会减少未来劳动力的规模。随着每一代人在高质量育儿方面投入更多，生育的成本弊病会自我强化。但成本降低了潜在的儿童总数，从而导致下一代劳动力的萎缩，形成一个更紧密的螺旋。

没有明确的方法可以摆脱这种成本螺旋。尽管出生率在下降，但美国消费者用于儿童保育的支出比例正逐渐攀升。除非美国人找到一种战略方法，在激烈的育儿竞争中解除武装，提高护理密集型行业的生产率，或降低社会规范育儿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否则生育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因此出生率将持续下降。

图15：15岁之前孩子的死亡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