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轩史迹丨祁海宁：南宋天禧寺南轩小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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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天禧寺南轩小考

祁海宁

（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

天禧寺是明代皇家寺院大报恩寺的前身，寺址即今天中华门外雨花路西侧的大报恩寺遗址公园。天禧寺在北宋时期经过两次大的建设，第一次从大中祥符四年至天禧二年（1011－1018），高僧可政在宋真宗的支持下复建该寺，新建三门、大殿、僧院等建筑，使寺院初具规模。在此阶段新建了九层八面、高达二百尺的砖塔，宋真宗赐名为“圣感塔”，成为当时南京（时称江宁府）最重要的城市地标；第二次在北宋晚期，从哲宗元符二年至徽宗政和六年（1099-1116年），天禧寺在新任住持慧严禅师的带领下，于圣感塔后、天禧寺的最东部垫土而增加土地面积，新建了法堂、方丈、寝堂、僧堂、厨库等多座建筑，对寺院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扩建。完成之后，天禧寺“焕然一新，直一大丛林矣。” ^[1]

南宋时期天禧寺未开展新的建设，文献中留下的记载也较少。文献中仅提及南宋时期天禧寺方丈旁新增了一间小室，名为“南轩”，其后又增建了一亭，名为“仰宣亭”。这两座建筑的规模都很小，却与南宋时期的多位理学大师和名臣密切相关，还与当时南北对峙的军事形势，以及南宋内部主战主和的政治斗争密切相关。

大报恩寺遗址公园 视觉中国供图

有关南轩的记载，最早见于祝穆的《方舆胜览》，该书卷十四记曰：

其后的《（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二也有对南轩的记载，而且对祝穆之说有所批驳：

此条涉及了南宋时期的多位名人，其中的主角张宣公指张栻。张栻（1133－1180）字敬夫，号南轩，学者称之南轩先生,南宋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市）人。(图一)宁宗嘉定八年（1215年）追谥曰宣，因此称为张宣公。张栻是南宋理学大家，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张栻又是南宋时期的大教育家，主持岳麓书院教事，从学者近千人，成为湖湘学派的奠基者。张栻与朱熹关系深厚。乾道三年（1167年）， 朱熹携弟子从福建崇安到潭州(今湖南长沙)专程拜访张栻，两人一边深入切磋，一边同时在岳麓主讲，长达两月有余,史称“朱张会讲”，留下一段学坛佳话。 ^[4] 张栻出身名门，其父张浚（1097－1164年），历仕钦宗、高宗、孝宗三朝，出将入相，力主抗金，号为中兴名相，获封魏国公，因此被称为张魏公。

西山真公德秀指真德秀，他是南宋晚期又一位理学大家。真德秀（1178－1235）本姓慎，因避孝宗讳改姓真，始字实夫，后更字景元，又更为希元，号西山，学者称其为“西山先生”。福建路建宁府浦城县（今福建省浦城县仙阳镇）人。真德秀学宗朱熹，是朱熹理学的正宗传人，与魏了翁齐名，创“西山真氏学派”，在确立理学正统地位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真德秀不仅对朱熹极为推崇，对张栻的学术地位也给予极高评价，他在所撰《先贤祠》祝文中称：“濓溪先生周元公（周敦颐）、明道先生程纯公（程颢）、伊川先生程正公（程颐）、武夷先生胡文定公（胡安国）、五峰先生胡公（胡宏）、南轩先生张宣公、晦庵先生朱文公（朱熹），圣学不明千有余载，数先生相继而出，遂续孔孟不传之统，可谓盛矣！” ^[5] 明确指出张栻是传承孔孟之道的关键人物。嘉定八年至十年初（1215－1217年），真德秀担任江南东路转运副使，驻建康。 ^[6] 在任两年多时间内多有德政，先后主持创建了范忠宣公祠（纪念哲宗时期宰相范纯仁） ^[7] 、转运司贡院（科举场所） ^[8] 、南北义阡（为贫民提供的公共墓地） ^[9] 、慈幼庄（照顾遗弃儿童的福利机构） ^[10] 等，南轩应该也是于这一段时间内被真德秀所复设。

最后一位王埜，字子文，号潜斋，浙江金华人，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进士，先后任枢密院编修兼检讨、两浙转运判官、隆兴知府、镇江知府等职。淳祐十二年（1241年），担任沿江制置使、江东安抚使、行宫留守，驻建康。 ^[11] 王埜是真德秀亲传弟子，倾心理学。真德秀曾试探王埜，欲传授其词学，王埜称：“所以求学者，义理之奥也。词科惟强记者能之。”德秀因此更加器重他。王埜对其师德秀和其他理学先贤都极为尊崇，“因德秀知朱熹之学，凡熹门人高弟，必加敬礼。”他在担任建宁知府的时期，就曾“创建安书院，祠熹，以德秀配。” ^[12]

通过梳理，此条中几位人物皆有明显的理学背景，因此南轩与南宋理学的传承与发展当然有密切之关系。南轩本为张栻在建康时的读书之处。该建筑的准确位置南宋中后期出现争议。祝穆认为南轩在保宁寺方丈旁。祝穆是朱熹的表侄，自少跟随朱熹学习，因此他对南轩的记载很可能源自朱熹，其说不可轻废。而真德秀担任江东转运使期间经过一番调查，将天禧寺方丈之后的一间小室确定为南轩旧址(也有可能为原址复建)，并将其作为纪念张栻的祠堂，其正式的名称可能为“故右文殿修撰张宣公祠”。 ^[13] 淳祐十二年（1241年）王埜为官建康后，又将其师真德秀附祀于该祠，成为两位大儒的纪念之地。王埜还在祠旁新建了一座“仰宣亭”，再次表达对张栻的景仰之意。

张栻与真德秀是南宋理学前、后期的代表人物，真德秀为张栻复立南轩并建祠，真氏弟子王埜又将德秀配享其中，当然有标举理学法脉，扩大理学影响的用意，使南轩成为见证理学发展的一处“圣地”。但是，南轩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处单纯的修学场所，张栻、真德秀与王埜也不是普通学者，他们都曾参与机要，肩负重任，都有强烈的抗敌救国意识，在朝廷中都属于主战派，反对一味地避战求和。因此，南轩的复建与立祠其实有着更为复杂的背景和用意。

张栻现代画像 张筱林供图

祝穆记载，南轩是张浚开督府时张栻的读书之地。据《宋史·张浚传》、《（景定）建康志》卷十四《国朝建炎以来为年表》等史料记载，张浚曾前后两次开设督府，主持南宋军政。 ^[14] 第一次是绍兴五年至七年（1135－1137年），张浚受命以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的身份，都督诸路军马。在他的主持下，一度岌岌可危的抗金局势得到了稳定。可惜因郦琼叛逃事件，张浚引咎去位。其后受秦桧排挤，贬居永州、福州、连州、潭州等地，远离中枢二十余年。张浚第一次开府时，张栻年仅2－4岁，不可能离开父母的照顾去寺内读书，因此，南轩不会设于这一阶段。

张浚第二次开府是高宗绍兴三十一年至孝宗隆兴二年（1161－1164年）。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率军南侵，高宗急召张浚至建康。当年十二月，命张浚以特进观文殿大学士、和国公的身份判建康府事，专一措置两淮事务，又兼措置淮东西、建康、镇江府、江州、池州军马。张浚到任后，“一军见浚，以为从天而下”，军民倚之为重。第二年高宗亲至建康，对张浚称：“卿在此，朕无北顾忧矣。”命张浚总揽军政。其年六月高宗禅位，孝宗继位。七月，孝宗即拜张浚为少傅、江淮宣抚使，进封魏国公。隆兴元年（1163年）孝宗以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主持北伐，一度收复宿州。然而面对金军的反扑，孝宗抗金意志动摇。隆兴二年（1164年），孝宗决意与金人议和。当年四月，张浚去职，不久病逝。张浚去世之时，因自己曾身任宰相却未能为国雪耻恢复中原而深感痛心，自觉无颜面对祖先，要求二子不要将他归葬故里，而是葬于潭州(今湖南长沙)。张浚人生的最后阶段（实际在任时间接近三年）一直在建康主持军事，此时张栻28－31岁，随侍父侧。因此，南轩应该开辟于这一时期。

据朱熹所撰《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记载，张浚第二次开府期间，任命其子张栻为“宣抚司都督府书写机宜文字，除直秘阁”，即担任他的机要秘书。张栻与其父一样，对于北伐抗金表现出极大的热忱，“时以少年，内赞密谋，外参庶务，其可综画，幕府之人皆自以为不及也。”张浚还让他担任密使，专程向孝宗皇帝汇报军事。张栻抓住机会向孝宗进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仇耻，下悯中原之涂炭，惕然于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谓此心之发即天理之所存也！” ^[15] 这一番话将恢复中原之志与天理存于人心的理学思想结合在一起，令孝宗刮目相看。因此，张栻开辟的南轩虽然号为书斋，且位于寺院之内，但并不是他闭门读书的地方，而是他参与机要，帮助其父思考抗金对策的场所。祝穆收录的曾景建诗：“剑磨驴膊倦征途，三岁南轩客寓居”，写出了当时张栻携笔从戎的状况，但小看了他参赞军务的热情。张栻其后治学、育人、从政，经历丰富，但是他对于在建康的这一段人生极为看重，终身以南轩为号，以此为荣，因此被称为南轩先生。他去世后，好友朱熹为他编撰的文集亦命名为《南轩先生文集》。

乾道元年（1165年），刚刚处理完父亲丧事的张栻受潭州知州刘珙的邀请，到岳麓书院主持讲学。张栻欣然赴邀，并写了《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一文。在此文中，他表达了自己对读书治学的看法。他明确反对“为决科利禄计”而学，也反对为“习为言语文词之工”而学，而是提倡为“传斯道而济斯民”而学；他认为真正的学者既能“约居屏处”，又能“得时行道，事业满天下。” ^[16] 通过此文表达的思想，不难体会张栻为何如此重视南轩，因为南轩时期正是他与父亲“传斯道而济斯民”，为国为民拼死奋战的时期；也是他自己“约居屏处”，同时又“得时行道”的时期，总之应是最能体现他人生价值与理想的时期。

张栻不仅是一位理学家，还是南宋著名的抗金派。孝宗与金人媾和期间，张栻愤然上书称：“吾与敌人乃不共戴天之仇!向来朝廷……以讲和之念未忘于胸中，……所以事屡败而功不成。”他要求孝宗“明诏中外，公行赏罚，以快军民之愤，则人心悦、士气充，……继今以往，益坚此志，誓不言和，专务自强，虽折不挠。” ^[17] 张栻的意见虽未被朝廷采纳，但其文被朱熹收录于《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中，流传深远，成为朱、张子弟爱国精神之标杆。

真德秀现代画像

真德秀作为朱熹的嫡派传人，对张栻的人生经历与思想，对南轩的创立背景与意义都是相当了解的。真德秀除了在学术思想上追随朱、张，在力抗外侮、恢复中原的立场上也与张栻一脉相承。

真德秀时代南宋面对的外敌先为金，其后转变为迅速崛起的蒙古。宁宗嘉定元年(1208年) ，南宋将主持北伐失败的宰相韩侂胄枭首送北以求和。当此之时，时为太学博士的真德秀首言：“权臣开边，南北涂炭。今闻卜行人之遣，凡彼所欲，如增岁币数，函奸臣之首，与称谓犒军及归附流徙之民，一惟其意，独不滋嫚我之意乎？况使未越境而动色相庆，臣恐盟好既成，志气愈惰，愿君臣之间朝夕儆戒于此也。” ^[18] 明确反对一味退让，要求南宋君臣振奋志气。

从嘉定三年（1210年）起，蒙古大军进攻金国，金军节节败退。得知情况后，真德秀立即上书皇帝，认为“金有必亡之势，亦可为中国忧。……多事之端，恐自此始。” ^[19] 提醒朝廷做好准备。嘉定六年（1213年），他利用出访金国之机，在盱眙停留两月，“凡两淮山川险易，士卒勇怯，守将贤否，边民疾苦，皆览观诹询，识之于册，慨然有为国经理之志。”回京以后，向皇帝进呈备战方略：“亟当为者二：欲移沿江列屯于两淮，而增募舟师，以扼江面；缮城池楼橹，大修垦田之政。”并且建议立即停止向金进贡岁币。 ^[20] 因与宰相史弥远政见不合，嘉定八年（1215年）真德秀出为江东转运副使，临行前还一再向宁宗进言：“国耻不可忘，邻盗不可轻，倖安之谋不可恃。”他提醒宁宗不要忽视蒙古有“囊括并吞之志”，要求朝廷“日夜讲求攻守之策，以逆杜窥觎之心。” ^[21]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真德秀到达建康后寻找并确立了南轩的位置，并为张栻立祠。其目的自然不是为了单纯纪念张栻理学上的成就，事实上对于张栻理学思想形成而言，南轩并没有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远不如他早年求学胡宏和其后主持岳麓的时期。复立南轩主要是为了弘扬张氏父子竭力抗战、为国尽忠，誓不言和，专务自强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真德秀希望用立祠的方式激励朝廷上下，尤其是建康军民不忘国耻、加强战备，应对可能发生的重大危机。同时，南轩立祠对他自己也是一种鞭策。在建康期间，真德秀不怕得罪朝上权贵，越职奏论边事，向宁宗详陈北宋末年的“十失”和当前的“三误”，直言应该谋求自身的强大去抗御外侮，而不能依靠输送岁币而侥幸求安。 ^[22]

真德秀于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五月去世，也是从该年起蒙古大军正式攻宋。真德秀复立南轩的用意，令同样肩负国家重任的弟子王埜有深刻的领悟。王埜与其师一样，坚决反对退让求和，主张备战自强。蒙古进攻襄阳重镇时，面对史嵩之等主和派，时任枢密院编修检讨的王埜说服理宗“出师，绝和使，命淮东、西夹攻。” ^[23] 淳佑年间，王埜先后出任两浙转运判官、镇江知府等职，每到一任皆增修官民兵船，守备器具，加强水战训练。淳祐十二年（1241年），他担任迁沿江制置使、江东安抚使等职驻守建康，考求山川险厄，积极组织屯田；推行京口法，创设游击军一万二千人；组织水军巡江大阅，舳舻相衔长达三十里，沿江守备形势大为改观。在这种背景下，他将真德秀附祀于张栻祠，并且增建仰宣亭，除了尊重前贤之外，进一步激励民心士气，砥砺抗战到底的意志无疑也是其中之意。

总之，南宋天禧寺内的南轩与仰宣亭规模虽小，却凝聚了张栻、真德秀和王埜三代名臣的爱国情怀，表现出在强敌面前“誓不言和，专务自强，虽折不挠”的民族正气，现时也体现了他们作为理学家“传斯道而济斯民”的人生与学术理想。

大报恩寺遗址现已开辟为遗址公园，而南轩的位置是可考的，位于宋代塔基之后，遗址公园的最东部。建议今后择机恢复这处纪念性的遗迹，让其充分发挥作用。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南京大报恩寺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8ZDA221)

注释： （请上下滑动查看）

祁海宁，江苏扬州人，历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文物考古与研究工作，历任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副主任、主任，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院长（主持工作），先后主持发掘南京富贵山六朝贵族墓地，狮子冲南朝陵墓，明代宝船厂遗址、将军山明代黔宁王沐英家族墓地、大报恩寺遗址等重要考古项目，其中“南京明代大报恩寺遗址”荣获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9年调入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主要研究领域为：六朝至明清历史时期考古、佛教考古、中国古代造船史、南京历史文化等，目前正以首席专家身份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南京大报恩寺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兼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江苏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江苏省文物保护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六朝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南京市考古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委员等。2013年入选南京市宣传文化系统“五个一批”人才，2016年入选江苏省第五期“333工程”第三层次培养对象，2017年入选南京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018年入选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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