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复出与“清流”的幕后筹划

撰文：姜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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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是晚清重要的政治力量。

一般认为，光绪前期，一批在翰林院、詹事府供职的京官，以儒家传统观念为基础，以国家利益为诉求，以奏疏为工具，奉直隶籍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领袖，议论时政、搏击权要，类似东汉末年的清流党人，对政局产生很大的影响力。这批人士，被称为“清流”。只是以往研究“清流”，可依据的一手史料极少，大多参考野史笔记，谈论的都是军机处内“南北派”的斗争，尚不足以反映复杂的历史真相。比如对“清流”代表人物张佩纶与军机大臣李鸿藻、北洋大臣李鸿章的真实关系，就一直没有清晰的揭示；对于“清流”人物的活动内幕，几乎毫不知情。这样，也就无从探究晚清政局中的许多秘密。

近年来，笔者致力于李鸿章、张佩纶关系研究，重点研读张佩纶后代捐赠给上海图书馆的张佩纶与李鸿章、李鸿藻等人的往来密信，本文以李鸿章1882年从丁忧到复出的内幕活动为中心，探索张佩纶与李鸿章、李鸿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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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纶与李鸿章关系的渊源

张佩纶，字幼樵，直隶丰润人。其父张印塘，嘉庆己卯科举人，道光二十九年题补温州府知府，旋补授安徽宁池太广道。咸丰元年五月，因盐务督缉出力，奉旨交部从优议叙，兼署安徽按察使。二年任云南按察使，三年改任安徽按察使，同年被革职，四年病逝于徽州。

张印塘人生的最后几年，一直在安徽与太平军作战。《大清畿辅先哲传》谓：“江忠源抚安徽，沙河师溃，贼犯庐，檄四出征援兵。印塘军先至，合寿春镇总兵玉山师攻贼，夺十余垒。玉山没于阵，印塘收残卒，与编修李鸿章乡兵往来击贼，时它援师多不至，至亦无一言战者。更二十余日，围益合，舒兴阿、和春犹争权相倾，印塘力言战，大忤和春意。城破，忠源死之。既殓，印塘即坐次责和春，骂之。和春怒，欲收其军，印塘曰：若谓我恋此官耶?不谢，投劾而去。道出徽州，浙江军方防徽，浙抚强留之，终以忧愤致疾，卒。”

他在征战中与刚从北京回乡办团练的李鸿章结下了交情。后来，李鸿章在为张印塘撰写的墓表中说：

方江淮鼎沸，独君与鸿章率千百羸卒，崎岖于忧攘之际，君每自东关往来庐州，辙过予里舍，或分道转战，卒相遇矢石间，往往并马论兵，意气投合，相互激厉劳苦。余谓古所传坚忍负重者，君殆其人。

张印塘死时，张佩纶年仅6岁。同治九年，张佩纶22岁，赴京参加秋闱，中举人。次年连捷进士，授庶吉士。光绪元年，升翰林院侍讲，次年以原衔充署日讲起居注官，年底开始上奏言事。主张广开言路，肃清贪腐，加强防务。张佩纶后来还弹劾钦差大臣崇厚、工部尚书贺寿慈、户部尚书董恂、左都御史童华、直至军机大臣王文韶，成为名震朝野的“直谏”人物。

张佩纶堂侄张人骏，同治戊辰科进士，张佩纶通过张人骏，结交其多位同年，不少人成为张佩纶一生的挚友。他说：

佩纶兄子人骏以同治戊辰先佩纶入翰林，故戊辰诸前辈多昵就佩纶。佩纶初识吴县吴君清卿，与讲求民间疾苦，所见辄同。……清卿之弟亦官翰林，……又识闽县陈君伯潜，朝夕以文章道义相切。……最后识长沙陈君伯平，每讨论政治得失，意气相许。……三君皆戊辰翰林，有道君子也。

张佩纶与陈宝琛（伯潜）、吴大瀓（清卿）、陈启泰（伯平）等人友善。这批人，加上张之洞、宝廷、黄体方、邓承修，正是晚清“清流”的中坚。

张佩纶记载，“不肖以翰林上谒，”李鸿章“喜故交之有后，乃深责其来迟。立谈之下，示以为学之次第，曰此湘乡(曾国藩)授受之精微。”新版《李鸿章全集》中收录致张的第一封信，写于同治十三年六月十三日，信中提到“月前泐贺一缄，计邀青照。辰维玉堂清秘，文宴雍容。”该信是恭贺张佩纶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予编修之事，可知两人在同治末年已经建立起直接联系。

张佩纶

光绪五年，张佩纶名声已经很大了。三月初九日，李鸿章入京料理同治帝安葬陵差事，亲自登门拜访他。此后，从四月至七月，张佩纶生母毛太恭人及妻、女相继去世，张佩纶丁忧。七月，他出京去苏州迁庶母李太恭人及先妣田淑人灵柩，落葬丰润老家，途经天津，亦去拜李。其日记称：“相国初有书与张霭青，欲邀余入幕，至是面订，辞之。与论事，颇承实可，而忧谗畏讥之心正复不免。闻高阳师以余南下，嘱合肥加意相待，可感也。”又记李鸿章送银千两为营葬之需，“先世交情之耐久如是，孤儿真感德衔悲也。”

光绪前十年，军机处由恭亲王奕訢领衔，但主持日常事务的，先是沈桂芬。六年底沈桂芬去世，李鸿藻隐执权柄。李鸿章曾对丁日昌说过：

政府周公，久不自专，前唯沈文定之言是听，近则专任高阳，吾宗素假理学为名，奉持正论。如执事与筠仙（郭嵩焘），皆所不好，谓以权术用事者。尊意前此不出，胸中有文定鬼胎．不知文定尚以执事熟悉洋务，不肯弃瑕。高阳则颇恶谈洋务，鬼胎当视文定为大也。近日建言升官，大半高阳汲引。

李鸿章虽对李鸿藻的政见不以为然，但仍要保持联系。此时，张佩纶兼具故人之子，翰苑新贵，李鸿藻爱将的多重身份，李鸿章自然刻意笼络。京津道上过往的官员天天都有，李鸿章阅人无数，他对张佩纶的特殊礼遇，显然不是无的放矢。张佩纶崖岸卓绝，对各级高官都敢直言弹劾，但对李鸿章始终怀有尊敬之心，对其军事、外交也有参与意见的兴致。他愿意与李接近，来熟悉洋务，这是两人订交之基础。他们的私下通信，广泛探讨政、军、外交问题，交流官场情报。张佩纶对于不是私交密切人士的金钱馈赠，历来不收，但他接受李鸿章的银子。李鸿藻以“理学”著称，却为手下头号大将向李鸿章作书引见，“清流”与洋务首领之间的密切沟通，远超旁人想像。不仅张佩纶如此，其他“清流”头面人物也是如此。以往学者认为，同光年间，李鸿藻、张佩纶是“清流”代表，李鸿章是“浊流”代表，“清流不谙地方实情及国际形势，务为高论，虽较清廉，然殊无才实。浊流之士大夫略具才实，然甚贪污。”这种观点，其实只是表面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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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纶追随李鸿章的例证

张李订交后，关系极为密切。其中光绪八年李鸿章丁忧，返回合肥处理母亲丧事，张佩纶拒绝了继任者张树声父子邀请其帮办海军，明确追随李鸿章，就是一个明证。

张树声，字振轩，早年参加淮军，时任两广总督，是淮系二号人物。他的儿子张华奎，字霭卿，一直交游“清流”圈子，与张佩纶关系友善。有人说，“清流”负敢谏之名，为朝廷所重。一疏上闻，四方传诵。平时谏草，辄于嵩云草堂，为文酒之宴，商榷字句。有张某为之奔走，传观者呼为“清流腿”。此“张某”即张华奎。

光绪八年三月初二日，李鸿章母亲病故，清廷调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同时，以李鸿章久任疆畿，筹办一切事宜甚为繁重。要他在穿孝百日之后，回任署理直隶总督。十四日，朝旨援用大臣孙家淦、曾国藩、胡林翼夺情特例，挽留李鸿章，并令 “毋得再行固辞”。

张树声

按传统，官员逢父母去世，必须丁忧守制。个别高官，若朝廷不同意开缺，可以“夺情”，安排其以“署理”方式继续工作。作为官员，以侍奉朝廷为先，作为子女，又必须孝敬父母，所以，无论朝廷如何慰留，官员本人必须苦辞。如果坚不出山，会得到社会舆论的尊敬。丁忧是官员职业生涯的暂时中断，涉及本人的官位和经济收入，有时还会牵动全国重要职务的结构调整，乃至亲信、幕僚的前程，所以相关各方，必然产生复杂的内部运作。

二十日，李鸿章函告张佩纶老母去世消息，交代丁忧期间各项事务，提及“北洋水师，振公自应接办，条绪太繁，一时未易就理。”

二十八日，李鸿章又函张佩纶：“顷奉二十四、五日手书，娓娓数千言，所以为鄙人谋者，不啻其自谋。非相爱之深，何能肫切至此?”信中提到：

二张恐琅琊之来夺据此席，劝鄙许任通商，我躬不阅，遑恤其后，仍持初议，坚请婉谢，与尊恉正同。在京备访问一节，某老矣，不能再从诸大夫后俯仰淟涊，以自取咎辱。居乡久处固难，然葬事未毕，亦断不能出山。万不得已，似仍以丧葬毕后，察度时势，再行复奏为是。

上述信中，透露出张树声父子恐怕王文韶觊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职务，要李同意署理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表示将再次陈情守制，并请张佩纶代拟文稿。

二十九日，军机大臣王文韶奉旨到天津慰问李鸿章，并传达慈禧太后旨意，要李办完丧事后复出。具体方案，枢廷希望他赴粤督师，太后意见是悬粤督以待张树声回任，悬直督以待李鸿章服阕。李鸿章由此获知了最高当局对其居丧安排的底牌。

李鸿章旋即函告张佩纶，已请王文韶代奏陈情。这封代奏，采用张佩纶所拟文稿为底稿，称“如百日假满后，海上或有警报，畿疆亟须保卫，鸿章累叨殊遇，具有天良，何忍以居丧守礼为名，遂其偷生避难之计，定即遵旨赴津，筹办一切。若托圣主洪福，海波不扬，中外无事，届期如营葬需时，再行续求赏假，稍遂乌私。”李鸿章坦言：“好在‘海上有警、中外无事’等虚活之笔尚在，届时或尚有词可展。惟直、粤两席虚悬，朝廷与鄙人实皆放心不下耳。”可见李鸿章内心并不想离任，他与张佩纶避开幕僚，倾心谋划。

十一日，李鸿章向张佩纶询问了他与张树声父子的关系：

蔼青、琴生自春初屡请执事帮办海防，鄙人久在军中，阅历较多，踌躇未敢遽发，恐致它日进退两难。顷渠等又似怂恿振帅，颇为所动，又就鄙虑略陈一一，未知果行与否？若于事有济而于公出处大计有裨，则鄙早乐赞其成矣。蔼青独谓尊处并无不愿，何也？

张佩纶随即答复，表示上年已与李鸿章约定“从公练习”，不会转随张树声，张华奎“未免视署督太重，而视吾辈太轻”：

畿甸逼近辇下，事事听命要津，何以自立（振向荆公言，因言路汹汹，不得不劾一微员塞责，此是何言，不值齿冷）。恐此席难以久处。商务防务必须与地方联为一手，方能骨节通灵。近贵宗人检录湘北相公传，意欲呈览，留揆席相待，恐百日后并疆符一并奉还，亦未可定（企秘之，勿泄于乡人，展转达振公耳）。但今年未能复土，处置殊难。姑俟六七月间，再行酌度可也。鄙初恐振公资望尚新，遇事太少担当，未尝不欲出而自任。然言路太觉无人，深虑无益于津，有损于内，是以密属寿丈代辞。且微疑我公向日推诚，此事不应反由蔼青申意，故始终未一白之于公。嗣闻武昌之耗，知公必沥辞恩命，拟留孝侯以填淮部，起越石以助振公，实委曲维持，欲公忠孝两全，而商局淮军相安如故。其时，汝南致书宗人，忽有欲鄙出襄北防之说。幸鄙平日憺定，为人所信，否则于津事竟不能开口矣。既力向宗人陈其不可，复向霭青申誓，乃日内尤呶呶不已，岂非欲败乃公事呼？言之恨恨。我公于鄙人相爱至深，彼此无不吐露肝鬲，尤记辛巳四月舟中纵谈，公意颇以相属，鄙且不愿以无事随防，从公练习，而转愿为振公署纸尾耶？

这是张佩纶仔细盘算了李鸿章必将“夺情”复出，决心回绝张树声父子的第一封信，信中“贵宗人”指李鸿藻，“湘北相公”指康熙年间武英殿大学士李天馥，康熙三十二年，李天馥以母忧回籍，帝谓“天馥侍朕三十馀年，未尝有失。三年易过，此官不必补人。”此信透露李鸿藻打算仿效李天馥故事，留大学士（揆席）和直隶总督（疆符）以待李鸿章的计划，与李鸿章从王文韶处听来的太后意见是一致的。显然，这也是张佩纶最终决定追随李鸿章的主要原因。

李鸿章

六月初十日，张佩纶致李鸿章的另一密信，提到“高君已援湘北传，商之间平。《实录》及史传均无之，惟《先正事略》有此一节，不知所本。初不允，后闻之长信，似有允意。……高君苦心经营如此，不审公意如何耳。”信中高君即高阳，代指李鸿藻，间平指恭亲王，长信指慈禧太后。此信证明，是李鸿藻从李元度同治五年修撰的《国朝先正事略》找出典故来说服恭亲王的。李天馥之事，官方史书上均无记载，以《先正事略》作为典籍使用，有点不够靠谱。故恭王起初对李夺情并不认可，后见慈禧也有此意，遂才同意。本文的研究揭示，李鸿藻此时主动向李鸿章示好，张佩纶则不断向李鸿章泄露底细，帮助拉近二李关系，以图整合出内外呼应的大格局。李鸿藻的气度和手腕，让人惊叹不已。

四月十三日，张佩纶又给李鸿章去信，解释他与张树声父子的关系：

蔼青与佩纶初无深交，嗣见其人颇直爽，在贵游中不可多得，又以公处事宜时闻机密，亦遂与倾肝鬲。渠去年保定归来，述公言亲老多疾，欲以替人属振轩，以襄助属佩纶。时鄂事扰扰，佩纶于公不能无感恩知己之私，即答以如朝命相属，却亦难辞，时有舍侄在坐，渠云其尊人亦不敢担当，故答语云耳，但北人究非所宜等语。春正，念及此举实可不必，因托寿丈婉辞，并兼属蔼青请缓，亦冀太夫人可臻康复。而我公爱之至深，必不至草草从事，使其进退维谷也。嗣蔼青得其尊人署督之信，复行商及，佩纶即峻词复绝，并累函拒之，誓以皦日，不料复以并无不愿之说，轻溷公听渠致鄙书则以我公属其补荐为言，特将原书奉览，并将此次致蔼书奉览。……幸佩纶昨已有书详复，否则大谬矣。彼盖以平日倾心我公，纵论国事，断非无所为而为也。已再致书蔼青，止尼其事，并详陈颠末，以释公疑。总之以此为利耶？终南别有捷径；以此为事业耶？大海初不扬波，乡党自好者亦不为也。

张佩纶还将他给张华奎的两封答书抄录给李鸿章看：

致蔼青第一书（摘）

北洋欲某襄助，排难解纷，原无不可，上书乞外殆非夙心，前者面谈已倾肝鬲。嗣后累函峻拒，然非皦日讽诗。犹复例诸殷誓，此自阁下相信不深，引为疚愧。若再披陈肺腑，度亦不足以入尊听。然鄙人自爱其鼎，决不令津门志中与丁雨生作前赵后王也。

第二书（全）

昨布一函，力辞襄助之议，当已察入。佩纶以阁下平日爽直，遇事竭诚相告，此举初因合肥亲老，亦颇游移，迨经详细推求，委曲维持，实不待以身入局，于台从赴津之日，促膝深谈，属勿再理前说。此情此景，依依如昨。其后，子久致书要津，仆函力辟其议，晴公屡谑复书，欲与绝交，并与阁下申皦日之誓，既其人足重，其言当不可轻，若云小让如伪，何以合肥前。又托寿丈代陈。朋友五伦之一，岂有诈虞倾阴者乎？在尊见或以佩纶辞色和平，于淮部北防，仍相关注，故辄以并无不愿之说，陈之合肥，告之尊甫，亦知仲连排难解纷，天下固有无所为而为之人，殆非六舟菊圃诸君可比也。方今畿辅安谧，初无军事。佩纶不才，忝直起居，似守疆大臣，未宜奏调。北洋一席仍属合肥，即直督亦仅署任，主峰未定，点缀他山，恐亦未谙画格。愿趋庭时勿轻参大议，佩纶谲幻万端，即临以朝命，亦必不入笯笼耳。因合肥书来，再行函致，无轻渎我。

李鸿章在奔丧之前，查证张佩纶与张树声的关系，显然是高度看重此事。而张佩纶的复信，也说明他对询问丝毫不敢怠慢。同时他向李表明，早已将不加盟张树声团队的意思告知了张华奎。拉近二李关系是一码事，插足淮系内部派系是另一码事，张佩纶对分寸的把握是清楚的。正所谓“主峰未定，点缀他山，恐亦未谙画格”，何况他已经知道，北洋的主峰仍是李鸿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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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声奏调张佩纶帮办事件

四月十四日，李鸿章自天津起程回籍。次日，朝中发生了张树声奏调张佩纶帮办北洋水师的风波。该日有上谕曰：

张树声奏请派员帮办水师事宜并请加卿衔以示优异一折，帮办大员及赏加卿衔向系出自特旨，非臣下所得擅请。张树声所请派翰林院侍讲张佩纶赴津帮办北洋水师事宜仿照吴大澂赏加卿衔之处，著毋庸议。

四月十六日，陈宝琛奏《论疆臣擅调近臣宜予议处折》：称张树声擅调近臣，实属冒昧，请照例议处。上谕著将张树声交部议处。寻奏，罚俸九个月。得旨，准其抵消。

陈宝琛

十七日，张佩纶函告李鸿章：

振公不待佩纶复书，遽拜疏请诸朝廷，想暂摄畿疆，自谓眷注已隆，即可挟贵慢士矣。佩纶以蔼青书振公无书也致高阳鄙以振公署任起居近臣佩纶北人立说，高阳大不以为然，以为鹘突，商定命下必辞，能驳尤妙。初尚恐间平之是之也。十五日章下，间平亦拂然，谓此举若出自吾师尚可，否则侍从近臣何得听外吏品题擅调？想张某闻之亦必大怒。本拟寄信驳斥，后竟改为明发，振公疏未发抄。其中虽有公意见相同一语，人皆不信。其赞语有“讲求时事，学识日进，并云责某以坐言起行之效，俾臣收集思广益之功”等语，是俨然如老成之奖借后进，并非贵人之敬礼贤才，集思广益，乃武侯与群下教。振轩固非诸葛，如佩纶者亦岂刘表坐谈客哉？引喻不伦，知其举趾高心不固矣。振公学浅才短，承乏畿郊，当怀极盛难继之惧，惟当一切守旧，方为萧规曹随。乃到任未及十日，便思罗致清流，眩惑观听在粤年余，于水师全不措意，到直十日，便急不能待，如此可笑也。此乃吞刀吐火，左道旁门，并非真实本领。津防至重，似此屋大柱小，令人寒心也。降旨之日，适考差之日，劻贝勒监试，绕殿大呼鄙字，告以此事。适并未入试，于是众皆愕然，颇滋口实。佩纶付之一笑，窃恐恨佩纶者不免借端生事。潜公有书，略劾振公意在戢争止沸，不知能定浮言否。此所谓天下本无事也。然振公一唯贤郎之言是听，如此举，蔼青不当大杖三百耶？

研判调张事件，有个问题需要解答：即张树声奏调张佩纶，毕竟属善意举动，张佩纶何必大发脾气，用如此决绝的方式来处理与张树声父子的关系？尤其是在发布了“著毋庸议”的上谕之后，为何还要安排陈宝琛上奏弹劾呢？

从张佩纶致李鸿章诸信看出，在邀其加盟帮办北洋水师的过程中，只有张华奎写信，张树声本人没有书信；张佩纶在李鸿章离津前，已向张华奎表示拒绝帮办，但张树声依然上奏调用；张树声奏折用辞不当，“非贵人之敬礼贤才，集思广益”，而是“俨然如老成之奖借后进”等等，这些均被张佩纶认作冒犯。但真正激怒他的，是上奏那天，张佩纶适遇考差而未去。所谓考差，即对各省乡试正副主考官的选拔考试，考试地点在保和殿。本次考差，参加者有282人。贝勒奕劻在考场大呼幼樵，想告诉他此事，却发现张佩纶没有到场。当时不知底细的人，比如李慈铭，就猜想“张佩纶与树声之子赀郎某交甚狎，故有此请。佩纶遂不与考差以待旨，而不意其不行也。”

张佩纶在当时叱咤风云、风头健旺，又是自视极高的人物。对于淮系，他只认李鸿章，未必将张树声放在眼中。调人事件产生的流言使他成了利欲熏心的小人，他才勃然大怒，作出强烈反弹。只是他未曾料到，陈宝琛上奏使他与张树声结下的仇恨，会在两年后发酵，引发张华奎策动盛昱对他弹劾，由此造成甲申易枢的重大变局，导致李鸿藻下野，也导致自己被直接派往福建会办海疆事宜，从此走向人生的重大挫折。调人事件也真正确定了张鸿章对张佩纶的信任。这种信任，超越了北派“清流”拉拢李鸿章的层面，对张佩纶后半生的影响甚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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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夺情复出的幕后种种

在张李交往中，张佩纶为李鸿章做了许多策划，但由于两人均个性鲜明，自有主见，彼此间也常发生尖锐冲突。

光绪八年，李鸿章丁忧离津未久，六月初九日，朝鲜汉城驻军因俸米事件发生兵变。 暴动群众冲入王宫，刺杀大臣，袭击日本公使馆，国王生父大院君李昰应被迎入王宫，掌握政权，王妃闵氏逃走，日本向朝鲜派出军队。 这一事件，史称“壬午之变”。 壬午之变为李鸿章夺情复出创造了条件，但他并未按照“清流”的策划，发起对日军事行动，从而与张佩纶产生冲突。

六月二十二日，张佩纶连写两封密信，报告军机大臣李鸿藻，其中一份提到：

日本高丽构兵，译署已得探报十九日报，昨日吾师何尚未知？ ……以通商维持朝鲜，本合肥之议，在洋务家以为秘诀，而实则蹈越南之覆辙，此事本在意中。 不知中朝何以处之，恐非酋胡可能了矣。 平日不修战备，到此各证全出，沈文定可杀也！

从此信看，张佩纶对李鸿章“以通商维持朝鲜”的策略是不以为然的。 但张随后又密函：

我军水路究未训练，丁提督将略无闻。 中外不战久矣，并非言战即得法，正须战而能胜耳。 清卿一军已成劲旅，宜令分数营，出陆路，较有把握。 南洋以蚊船数艘，奇兵欲出袭流求，似此虚张声势，可以和解作结也。 日本非夙谋朝鲜，亦失礼，此事易了，难了仍是越事耳。 ……

合肥如此可出矣。

上文提到李鸿章夺情复出，此时百日未到，即有事变发生，张佩纶毫无掩饰地对李鸿藻说出“合肥如此可出矣”，显示“夺情”种种，正是他和二李的共同谋划。

果然，六月二十四日，清廷命张树声派军迅赴朝鲜。 并以朝鲜事急，著李鸿章克日起程驰赴天津。 接着，张树声派吴长庆、丁汝昌率海陆军前往朝鲜，诱捕大院君，平定事变。 而朝鲜大臣李裕元、金宏集与日本公使花房义质签订《济物浦条约》，允诺赔款50万日元，并派使谢罪。 在赔款未付清前，由日军千人留守使馆。 日本声称与中国有同样出兵权利。 七月二十二日，李鸿章抵津，会晤张树声，并在当晚会见了回籍葬兄，恰好也在天津的张佩纶。

张佩纶对于壬午之变的最后处置不满，认为“存朝鲜当自折服日本始，折服日本当自改仁川五十万之约始。 ”他坚决主张责成朝鲜改约，或派军舰与日本交涉，修改朝日条约。

八月上旬，张佩纶应李鸿章之邀请，再次前往天津密商，回京之后，他给李写了一封重要密信：

朝鲜之役，清议深以为诈力为非，众口一词，询其所以，当由辟疆铺张过盛使然。 幸内意得视为奇功，赏必不薄耳。 暂缓之说可以急矣，邺侯关念，甚至询眠食丰采，详挚殷勤,答以忧居以来，面目憔悴，壮心颓唐，以受恩深重，不得已而出，恐治葬后仍拟终制，邺侯瞿然。 大约宣麻之命，渠必力让，而征南一役，仍当属之振公。 ……邺侯云，当此众论纷纭，深恐浮论一起，公且愤而去位，惟经营日本，则合于金革无避之义，可以内副众论，外张国威，鄙人拟即建言，幸即因鄙言覆上，此事敦厚者意亦相同，足徵鄙人推许，并非少年气盛耳。 三数日内，邓君文字上，勿即驳，亦勿即复，稍候鄙作。 二三知己均极力为国，亦极力为公，幸勿游移。 盖朝鲜之亟亟献俘，内亦赏其功而疑其心。 邺侯云，非公创设水师，张某亦望洋而叹耳。 然吾辈所以期朝之者，故不在朝鲜也。 总之，日本之役，宸谟已定，众议亦平，公以夺情视事之元，臣主兼弱，攻昧之上策，亦与移孝作忠之意为合。

信中邺侯为唐朝宰相李泌，此处指李鸿藻。 张佩纶透露，张树声将被安排南下，李鸿章以经营日本之名重新出山，周围朋友极力为他着想，连李鸿藻都说，若不是李鸿章创建北洋水师，张树声只能望洋兴叹。 又说近日有邓君文字上，请李勿驳勿复，等待张佩纶另上奏疏。 邓文即邓承修《朝鲜乱党已平请乘机完结琉球案折》，邓建议派大臣驻扎烟台，厚集南北洋战舰，责日本擅灭琉球、肆行要挟之罪。

李鸿藻

八月十六日，李鸿章未按张佩纶嘱咐，上奏议复邓奏，称中国海军惟“超勇”、“扬威”较为得力，其余军舰难以战大洋。 又说华船今驻数省，号令不一，万一中东有事，与我争一旦之命，胜负难料。 若向德定购之铁甲舰来华，再添购新式快船以为辅助，朝臣、枢臣、部臣、疆臣合谋一气，使水师成局，不战屈人，自为最善。 否则移驻烟台，并非自强之实。

也在同日，张佩纶上《请密定东征之策折》，请南北洋大臣简练水师，广造战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