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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29日，《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共同举办“新视野、新路径：构建中国特色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学术对话会。这是国内新闻传播学领域科研机构与《中国社会科学》首次共同主办学术会议，就构建新闻传播学术话语体系展开讨论。本次会议形成良好的学术反响，2019年7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第五版整版报道了本次对话会的学者发言纪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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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我们推送中心研究员，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孙藜教授的《 新媒介与新闻学：
走出印刷现代性的“规训”》一文。
以新闻专业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新闻学知识与话语，当下正处于危机与反思之中。然而，对反思的再反思让我们追问：在所谓“新媒介语境”下提出的问题与方案，多大程度是在已有知识框限与前提下，通过嫁接新变化对之进行的修补或重申？多大程度上把捉到了“新媒介”蕴含的对“人与世界”关系的重新调整？
媒介研究，尤其是媒介考古学有助于此种追问。基特勒就曾对西方哲学前提做过此种反思，“哲学虽然一次又一次地研究物质媒介”，“但从远古的文献一直到现代畅销书，却都完全忽视了其自身的技术媒介”。新闻学并不古老，但也同样遮蔽着“自身的技术媒介”。将这一“前提”显豁出来，就是要发掘出在新闻专业主义中隐身着的、根深蒂固的“媒介即认识论”（尼尔·波斯曼语）预设。质言之，新闻学的反思与重构，亟须走出印刷现代性的“规训”。
麦克卢汉对此有很好的揭示：“活字印刷排版的线条性、准确性和统一性”，以及由此形成的“同一性和可重复性”，使得人拥有了一种“通过切分和割裂来控制物质过程的新技术”，从而使“自然世界和权力世界都抹去了神圣的色彩”，成为人可以量化和操控的“对象”。或者参照海德格尔的表述，现代之本质就是“人作为主体想要成为并且必定成为存在者（即客体、对象）的尺度和中心”，人由此获得从未有过的凌驾于世界之上的“一般主体”地位，“世界”因之成为按照人的尺度（“价值”与“体系”）来把握的“图像”，“科学方法”就披着印刷“超然不卷入”的外衣成为“人”去“表象”进而“征服”“世界”的最好方式。
从大的尺度来看，现代新闻学基本就是此种印刷现代性的映照。新闻专业主义种种规范，从新闻操作到新闻业与社会之关系，都不脱这个范畴。西方主流新闻业也自视为“看门狗”，独立且中立地监视环境，以新闻与评论分开、客观平衡为“科学方法”，推动“公众”经理性讨论形成公共意见，以保障个人自由、政治民主和社会进步之现代“体系”与“价值”。
然而，此种美好图景从确立之初就是一幅“印刷之象”。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左冲右突、百般调解，就是无法摆脱“传播是看清事物的一条路径”（詹姆斯·凯瑞语）这种因循现代印刷主体预设而来的规训。相反，麦克卢汉对19世纪中后期电报与报纸结合的分析，已揭示出一种由报纸中介的“人与世界”的关系新式图像：电报作为“中枢神经的延伸”，通过促成生活世界的远距离同时在场，造就了报纸的“马赛克”及“整体场”卷入的新型感知方式。在这里，“新闻”和“报纸”不再作为高高在上、封闭于新闻组织之内的“一般主体”的“认识和控制”工具，而成为各类主体的共时性参与；“新闻”不再是对“现实”的反映与再现，而是“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报纸再现我们使用自己五官的激情”，“借助使用五官，我们把外部世界转化为自身的肌体”。一句话，“媒介”汇聚着人的身体、感知与时空，生成着一个活泼泼地运动着的世界。
可以说，麦克卢汉的报纸图像中已蕴含着一种新的“新闻学”，一种与特定媒介范型紧密相联、走向存在与实践，并能与电子时代向数字时代转向相接榫的新闻学。当代有关“硬件”“视觉机器”以及“后人类”的研究，更是在不同层面推进着麦氏的洞见。这些新闻学研究亟须接续、汲取的资源，拥有一个共同的思维品格，那就是坚持海德格尔从历史的“去蔽”中收获的洞察，“人类的主体存在一向不曾是，将来也决不会是历史性的人的开端性本质的唯一可能性”。
作者简介：
孙藜，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版权声明]
本文章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7月23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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