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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由于大环境和校内小环境的变化，没有任何依据、没有任何可以示人的书面理由，我被转岗到图书馆。
前一年已被迫辞去了担任了八年的主任职务。新闻传播副教授也已任职近10年，不能晋升。终于到了图书馆做管理员，“苦其心志”，等待大任。
感谢组织，挺好。
我是终身副教授，按国外的说法，就是常任轨终身教职。我可以选择离开，但校方不能解聘我，因为没有合同和聘期，可以一直干到退休。
所以虽然到了图书馆，但副教授的头衔和待遇还有，只是没有了教学、指导和科研补贴。就是基本工资、人人都有的普遍补贴和我的职称补贴，薪酬少了许多。
最主要的是不自由，每天要来坐班。当然可以不来，但有人专门盯着，不光盯着你的社交媒体，还会盯着你的考勤，告诉你旷工几天，根据国家规定，一年连续15天、累计30天旷工，就会被开除。
瞧，这就变成管理问题而不是其他。
从我来说，拿着图书馆第三高的工资，凭良心当然要干活。和其他同事相比，也不愿搞特殊化。不管背后是什么原因，不满可以走人，但既然当了和尚，就要撞钟。
再说是煤球在哪都是黑的，再被抹黑也能燃烧发亮。
让我做的是图书翻译。
我1988年上大学学的是英语，以后再没有专门学过英语，硕博的专业是政治学、国际关系，在国外的博士后研究国际传播，2002年来到北外创办国际新闻传播专业，没有从事过英语和翻译工作。
即使要做翻译，也应该翻译国际关系、新闻传播方面的书籍，学校有这两个专业，也有相关的大量书籍。
可是偏偏让我翻译的是语言学的书籍。
语言学，英语叫“零跪死踢渴死”（linguistics），是非常艰深、抽象、枯燥的东东，与此相关的是语料库、哲学、心理学、精神病学，概念繁杂，佶屈聱牙，看中文的都不知所云，何况翻译英语原著。
鸡鸭永远飞不上蓝天，雄鹰可以飞得比鸡还低。人民群众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让做翻译，就做，用心琢磨，熟能生巧。
第一年没有固定工作量，一月一两本就行。但我也没有懈怠，毕竟自己也翻译出版过几本专业著作，调整熟悉，译介不少。第二年看我揭露明星吃空饷，还有时间和精力，加了工作量。要求一周译一本。温水煮青蛙，咬咬牙，完成。
第三年，看我还有时间写文章，在公共问题上发声，工作量增加为一天译一本。
对，一天译一本。
千里马可以拉磨，但不能老拉磨。以为埋在故纸堆里，发点粮草，就像给驴蒙上眼，头前面挂个胡萝卜，就能永远推磨干活？
我老家陕西是出驴，但不是河北的驴肉火烧，而是犟驴、倔驴，尥蹶子、嘶鸣、驴脾气，宁死也不做肉夹馍。
很小的时候，就看过陕西老乡司马迁的《史记》，他即使得罪了上面，下面没有了，也要借陈胜口说出“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后面还有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和他相比，我至少像刘欢唱的：“蛋若在，梦就在，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我辞职了。既然大小环境不能变，我变。道不同，不相与谋。
临走前一天，校方还紧急整个材料，就像葛宇路毕业了，也要追加个神助攻的处分。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幸甚至哉。
我写任何文章，都有痛苦的自我审查，还有严苛的网站和朝阳区群众审查，现在这些“看脸看胸”的文章都在，说明没有问题。你个局级的校方算哪根葱，老想炝我的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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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翻译不光是拾人牙慧，空耗时日，指不定哪天也惹麻烦。
原来做教授时出访，看到一些好书，好不容易带回来，想翻译出版，和更多人分享，出版社都不敢接。最近看大陆出版的《一本书和一个世界》，里面讲很多中国翻译家的不幸故事，才庆幸自己没有做翻译。
一直以为，作者和译者不同。前者文责自负，如果因言获罪，毕竟是自己写的。后者只是语言翻译，搬运意思，即使书有问题，责任也在作者，不会问责译者。就像全世界有各个语言翻译希特勒、马克思的著作，但没人会说这是译者的“毒草”，也没听说过翻译被迫害。
可看了这本书，才知道中国有太多的翻译无法摆脱政治，不断遭受运动冲击，苟延残喘，悲惨如傅雷夫妇，双双自杀。
活着的人，也不断煎熬。茨威格小说的翻译家北大的张玉书，当初看到原作时，“如饥似渴地读完，但没敢动翻译的念头”。不是担心水平，而是另有担心。就像南开的历史学家纪琨，由于翻译茨威格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而被批斗，罪名是散布毒草，和当年纳粹焚烧茨威格作品时同样的罪名。
另一翻译家草婴写道：“1956年我翻译了反法西斯的《一个人的遭遇》，但怎么也没想到，后来被说成是大毒草。又因翻译肖洛霍夫的作品，被打成肖在中国的代理人、吹鼓手，文革受尽迫害”。1975年他52岁时被强迫劳动背水泥，压断脊梁。由于他的身份，医院拒收，只能躺在门板上，慢慢愈合。
没有出版、藏在家里的手稿也难以幸免。老翻译家金中回忆：“1969年‘九大’召开前夕，我家又一次被抄，连炕上的席子都被卷走。几百页《风中芦苇》的译稿，一个字一个字写的心血，被他们当着我的面烧掉。心疼至死。”
不能翻译，就阅读吧，也不行。翻译家袁树仁1970年去北京图书馆借书，法文书的卡片经过筛选，拿掉了封资修的作品。他填了幸存的《茶花女》的借书条递上去，被呵斥：“为什么要看这种书？”一把撕碎。
翻译如此恐惧，孙绳武回忆，即使编译辞书这样尽力远离现实政治的工作，也不安全，惶惶不可终日。
顾蕴璞是莱蒙托夫诗歌的翻译家，6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由于地主家庭出身，被分配在一个艰难的岗位，下班也由人盯着，随时被汇报。他“感到特别的压抑，无人可以倾诉”。只有偷偷诵读莱蒙托夫的《独白》，寄托共鸣：
“在祖国我们感到窒息
心头沉甸甸
思绪忧戚戚”
*** ***
好在这是过去、别的国家的事。现在欣逢盛世，说说我的事。
前不久发了文章（点击阅读：乔木 | 说了半天，不就是为卖书吗？赠品有意思又怎么样？），我由于搬家和职业调整，想卖掉自己收藏的书，任意三本168元，买家可以说出喜欢的类别、书名，由我来选择搭配。另外再赠个性帆布包和书签。
用老派人的说法，这叫凭缘分、碰运气，用现在的说法，就是拼人品。
承蒙网友支持厚爱，反响还不错。陆续收到100多单，有回头客，还有人一下订了两件、三件，最多的是四件12本。
其中我的学术著译作、朋友的签名书（野夫、张鸣、刘瑜、刘军宁等）、英文书和港台版，走得最快。
有意思的是，有些买书的朋友，喜欢上我赠送的包。或晒图，或再次单独购买，三包一件，自用或送人。
现在还有少量书，以及50多个包。书有好书，比如1955年版的三本一套绣像《西游记》，于建嵘、张耀杰等友人的签名书，文史、社科、传媒类的英文书。
三本168元继续，由辞职教授为你选配，另赠帆布包和书签。
另外推出买包赠书（书签）活动：一个包68元，赠书一本。两个包108元，赠书两本。三个包158元，赠书三本。
以上均含快递费（新疆、西藏每件另加15元）。有意者请长按—识别下面的二维码（或微信添加qiaomu86），留下姓名、地址、手机，并可交流其他信息。
从教授到图书管理员，做了三年翻译，庆幸能获准辞职，全身而退，不像那些翻译，遭遇不幸和杀身之祸。欣逢盛世，至少我还能卖文为生，卖书度夏。
感激涕零。
卖文为生、卖书度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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