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承华是江苏淮阴人，学生出身1950年20岁参加工作，在安徽滁县公安局政保科工作，他哥哥丁崇鼎在蚌埠三中当老师。由于
丁崇鼎原来是国军少校军官，后来被划为极右派判刑，关在蚂蚁山劳改场服刑。
1954年
丁承华受了哥哥的牵连，也被下放到滁县铁厂改造。故事到这里并不稀罕，
绝大多数人遭到这种当年常见的境遇只能忍耐，逆来顺受。而丁承华显然不是这种人，他已经预料到自己会被牵连，做好了应对方案，他的方案是个可以拍谍战片的方案。
他在文件里查阅记录了出入边境的手续，决定救出哥哥逃到香港。他规划了行动路线和步骤，预先查好了需要的信息，而且得到了一些人的帮助和支持。局里秘书股副股长朱成华就帮助了他，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和如何伪装如何安排行程的建议。朱成华说自己已经残疾了没法办法跟着去，让他们兄弟做好计划尽快动身。
在被下放之前，丁承华扣下三张盖公安局公章的空白介绍信，被下放到铁厂后立即开始着手行动。1958年10月丁承华提出因盲肠炎需要休病假，11月病假批下来，又预支了30块的生活费，加上平时积攒的积蓄他的行动经费已凑齐了。
1958年11月8日，丁承华来到当地驻军的政保科，出示了自己填写好的公安局介绍信。他说有个间谍案需要化妆成军人办案，希望驻军配合。从驻军处骗得军服军官证和介绍信。
三天后11月11日，丁承华穿着军服来到蚌埠市公安局，出示了军官证和介绍信，说有案子需要提审关在蚂蚁山的丁崇鼎配合调查，蚌埠公安局批示同意（当时抓的人极多，提审外调不足为奇）。他随即拿着蚌埠的文件到蚂蚁山提出了丁崇鼎，解救哥哥的第一步计划完成。
当天他们就坐火车去了上海，第二天11月12日，两人化名李维良和陈顺平（这两个人名确实是滁县公安局的，他们手上确实有要调查的案子需要上海配合。）直接来到上海市组织部，说需要找上海动力学校的老师张善余了解情况，这种外调在当时很平常，组织部当即给开了介绍信去动力学校。
到了动力学校“发现”
张善余已经调到（贬到）宝安县某小学当老师去了，这是丁承华早就掌握的信息，他其实只是需要动力学校开个证明证实而已。拿着学校开的证明，丁氏兄弟又回到上海组织部，说人已调走希望给开个介绍信去宝安继续外调。上海组织部就给他们开了去宝安县的介绍信，这就是货真价实的通关文牒了。
丁氏兄弟当晚就买了去广州的车票，3天后辗转抵达宝安县。1958年11月15日两人拿着上海的介绍信去了宝安县组织部，说要去沙头角附近的小学找张善余了解情况。宝安县组织部给他们开了去小学的介绍信，又开了去公安局办边防证的介绍信。
50年代的中英街
两人凭介绍信在宝安公安局办了边防证，在下午抵达沙头角，装模作样去小学晃了一圈后又在街边饭馆吃了顿饭。饭后两人溜达到中英街，大摇大摆走过边界，走到英国警察跟前要求保护。警察开了一辆吉普车把丁氏兄弟接走，把这边的边防看了个目瞪口呆。
从11月8日去找滁县驻军到11月15日越过边界，只用了7天。从滁县到蚌埠又到上海再到宝安，行动严丝合缝一气呵成，当时丁承华才24岁。
当时的中英街
历史是活生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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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海浮生
逃港盛行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