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禅宗里，我们不停地问，谁在念佛。我们所想的一切就是，佛号是从哪里升起来的。我们不停地问，直到我们发现自己出生以前的本来面目。这就是禅。我们一心一意地坐着。如果心跑到别的地方去了，不管它到哪儿，我们都跟着它，直到最后心变得安静下来；直到无禅可参，无问可问；直到我们到了这种境界，不问而问，问而无问。我们不停地问，直到我们最终找到一个答案；直到妄想消尽；直到我们能够吞下这个世界，它所有的山河大地，一切的一切，但是这个世界不能吞掉我们；直到我们能够骑虎，而虎不能骑我们；直到我们发现了我们到底是谁。这就是禅。” ——比尔·波特
4.21-4.28
，和美国著名作家、汉学家、翻译家
比尔·波特
（访谈详见：
吃饭，睡觉，打豆豆
）一起，在江西最偏僻的山里，寻访佛寺，参禅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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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夏天，美国作家比尔·波特的新书《禅的行囊》即将出版，彼时我正在杂志社负责一档图书栏目，他正好路过北京，于是约了采访。前一晚从出版社拿到书稿，通宵看完，泪流满面。
那之前，已经看过他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书，寻访终南山隐士的《空谷幽兰》，我把那本书视为自己写作的楷模，空灵、轻盈、余味无穷！假如王维生活在今天，他写的白话文应该就是这样吧？但在那本书里，他尚未袒露自己，只在最前面的序里，简短的提及他喜欢“独处”。
然而，《禅的行囊》里，在寻找禅宗初祖到六祖的漫长旅途里，他把自己皈依佛法的原因，藏在了第三章《无山》里，而把自己贾宝玉一般的家世，坦荡地放在了最后一个章节《不归路》里，看完《空谷幽兰》，看完《禅的行囊》前面所有内容，阅读至此，如棒喝。
第三章 无山
寿冶是最初带我学习佛法的入门师父。我们结识于美国，那时我还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watermelon”（西瓜）是他认识的唯一一个英文单词，我的中文也好不了多少。但这并不妨碍他启发我亲近佛法，进入到这个由佛、法、僧三宝组成的世界中去。
那时我对寿冶的来历一无所知。过了很久之后，当我在台湾和大陆旅行中跟人提起和谈论他，才开始慢慢知道他的过去。寿冶在清朝末年出生于大运河边的港口城市无锡，他是家中五个孩子里最小的。父亲是个小生意人，还没等到他成年便已去世。十二岁时，寿冶被送到上海的铁匠铺里做学徒。他开始对武术感兴趣，还为此专门打造了一根五十斤重的铁棍，每天勤练不辍。
二十岁上，他的母亲为他定了一门亲事。但此时的寿冶已经对红尘世界产生了离弃之心，在距婚期还有一个月时，他从铁匠铺不告而别。大婚之日，新郎踪影不见，只好由寿冶的姐姐化妆成男人，将婚礼勉强应付过去，而寿冶再也没回来。此时，他已决定皈依佛门，并在上海普济寺跟随德松法师出了家。德松把他带到杭州剃度，又去南京宝华寺受戒。之后，师徒二人一道去了五台山朝礼文殊菩萨。据说，当他们来到五台时，山上风雪交加，数日不息。几年之后，寿冶又独自回到五台山，挂单在碧山寺，并自建一座小茅蓬，度过了一段山中修行生活。
山中修行的意义对于修行者来说，就如研究生院之于世俗世界中人。修行者首先需要在寺院、道观或者儒家的书院里跟随师父学习，而在此之后，如果他们想发展自己的法门，就会选择入山修行。当然，这种独立的学习可以在任何远离尘嚣的环境中进行，不一定非在山中，也可以隐身于大泽，或者沙漠之中。但入山似乎是所有修行者的第一选择。入山的根本目的是隐居独处。并非所有人都适合独处，但对于那些希望超越教法的字面含义，进入真正领悟的修行者来说，独处是必不可少的。在中国，所有选择隐居修行的人，其目的都不是抛弃其他人，而是通过隐居修行来获得救助他人的方法和能力——自助，而后能助人。在过去两千年里，五台山的冰天雪地比中国其他任何山峰都更受修行者欢迎，这当然并不是因为它的风景格外宜人，而是因为它能带给修行者强大的力量。
在南台隐修了一年之后，寿冶曾短暂地回过一次上海，去接掌德松传给他的普济寺方丈之位，旋即又回到五台山，依止在距离碧山寺不远的广济茅蓬。广济茅蓬的住持海禅在1888年出家之前，是中国最负盛名的武术大师之一。自幼习武的寿冶与海禅甚为投机，于是随他继续学习武术。习练了几个月少林和西藏功夫之后，寿冶决定还是应该独自修行，于是在附近又建了一座茅蓬，闭关参研《华严经》。
《华严经》所记，为佛祖成道后于禅定中对上乘菩萨所说之法。他认为这遍摄一切教法的圆满讲授对于普通人来说过于难懂了，因此讲过一遍之后就再不复讲。寿冶迷上了《华严经》，他认为，参研华严妙法的最佳途径莫过于刺血抄经。1936年秋天，寿冶开始抄写全文共六十万字的《华严经》。每天他都要割破手指或舌头取血，将之混合于一种植物酒精溶液中以避免血液凝结，然后写上五百到一千个字——那可不是什么蝇头小楷，每个字都足有一元钱的硬币大小。就这样写了将近四年，他的身体因为失血而变得极其虚弱，但他一直坚持着，终于在1940年夏天抄毕全经。接着，他又用墨书抄写了三遍。
寿冶的虔诚精进令众僧大为钦服，于是请为碧山寺和广济茅蓬住持——其时他年仅三十二岁。五台山上的大多数寺院是“子孙庙”，即住持须经师徒相授的传承制度；只有碧山寺和广济茅蓬为“十方丛林”，对一切受戒僧众开放，可以邀请山外名宿住持。因此，朝圣的僧人来到五台山，无论是停留数天还是一住经年，大多选择十方丛林挂锡。其时正值抗日战争的战乱年月，寿冶不仅要维持自己的生计，还要照管避乱于两寺之中数百名僧人的生存。他设法从同样由自己担任住持的上海普济寺转来大笔钱财，帮助山上的僧人度过难关。
1949年，共产党建国之后，寿冶选择了离开。他相信大陆的宗教政策重新开放只是早晚问题，因此并没有像其他高僧大德那样随国民党势力前往台湾，而是在香港和西贡两地间往返居留，并随时准备回到大陆。但形势并没有很快好转。1970年，他终于接受了一份邀请前往纽约。第二年秋天，在纽约城外北郊的一座寺庙里，我和他相识了。
根据碧山寺的记录，寿冶的血书《华严经》已于“文革”中被毁，另外三份墨书抄经也同时遭劫。然而，在纽约郊外的那次禅七期间，寿冶却从佛坛背后的一个小柜子里拿出了他的血书《华严经》给我看。我完全被惊呆了。他是我平生遇见的第一个和尚，其风度令我深深折服。第二天，我就决定在寿冶门下皈依三宝。
第十六章 不归路
台北中正机场，华航班机，目的地：西雅图。从台北去美西的这条航线我飞过大概不下十几次。飞机高悬在太平洋上空三万英尺的某个地方时，我总会想起当年第一次从美国西海岸飞赴台北时的情形。
那是1972年9月1日。父亲开车送我去洛杉矶伯班克机场，我从那儿先飞旧金山，然后转机飞台北。他给我买了张单程机票，不过估计钱是我波琳姑姑或者宝琳姑姑出的。那时候父亲已经破产很多年了。他早年挣下的万贯家财，全都在与我母亲旷日持久的离婚官司里捐给了离婚律师。从那之后，他主要靠我这两位姑姑的救济度日。
伯班克是北好莱坞郊外的一座小型机场，当年，送机的人们可以一直送到登机口，亲眼看着自己的亲人朋友检完票，转身，挥手告别，然后走向停在外面的飞机。登机时间到了，人们纷纷起立排成一队，这时，站在旁边的父亲突然掏出两张百元大钞塞进了我的口袋。加上兜里自己的十三块钱，这就是我去台湾时的全部财产。不过那时候也并不觉得揣着十三块钱和一张单程机票飞赴大洋彼岸这事有多不靠谱。我是打定主意去台湾的寺庙出家的，要钱干吗？而且当时也没打算回来。至少没打算很快回来。
出发前一天，我去医院和奶奶告了别。她那会儿已经有102岁了，因为患上肺气肿才住进医院。小时候我基本上是跟着奶奶长大的，后来上了好莱坞的军事寄宿学校之后，周末也常跟她、还有两个姑姑一起过。她们住在格伦代尔的一套两居室公寓里，我每次去就睡客厅里的折叠沙发床。宝琳姑姑结过一次婚，婚后的第二个星期她就搬回了格伦代尔的公寓。她们喜欢凑在一起看电视里的职业摔跤比赛，还有轮滑比赛。奶奶有吮含无烟烟草的嗜好，所以房间里总是放着一个用咖啡罐做的痰盂。在家里，奶奶负责做饭，姑姑们则每日沉浸在爱情小说里长吁短叹。壁橱里堆满了她们的这类精神食粮。
我父亲这边的家族成员都是外表豪放内心婉约型的。他们从小在阿肯色州小石城附近的农场里长大，后来，父亲在底特律出了事，奶奶才把农场卖了，举家迁至底特律。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几年前，父亲跟他的几个表兄弟聚在一起，干起了抢银行的勾当。他们从阿肯色一路往北抢，没过多久就被警察掌握了动向，最后在底特律，警察提前埋伏在他们要下手的那家银行，将这伙亡命之徒一网打尽。表兄弟们全部被当场击毙，唯独父亲拣了条命出来，只被打伤了膝盖。就这样，父亲下了大狱，奶奶带着我两个姑姑来到底特律。波琳和宝琳当年都是美女，而且作风大胆。她们在州长常去吃饭的凯迪拉克大酒店谋了份服务员的工作，然后设法接近州长，最终说服了他帮父亲减刑。
六年以后，父亲出狱了。奶奶出卖农场所得的收入里也有他的一份，于是他用这笔钱买下了德州一家酒店的承包经营权，没想到生意越做越大，酒店越开越多，过了没多久，父亲就把全家搬到了加州。他在洛杉矶娶了我母亲，然后就有了我。那个时候，父亲的钱多得就像大风刮来的，我曾经一度以为那些钱都是他自己印的。已经成了连锁酒店老板的他经常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不着家，所以大多数时间我是跟着奶奶过的。在医院告别的时候，我心里明白这是今生见她的最后一面。奶奶当然也明白。
从医院里出来，我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不觉走进了奶奶家楼下的一个小公园。百无聊赖之间，我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从兜里掏出一副袖珍象棋，准备自己跟自己杀一盘。旁边另一张公园长椅上坐着个流浪汉，他看我在摆棋子，便走了过来，自告奋勇要求对弈。
他说他是个臭棋篓子，随便玩玩而已。其实我也是，我说，这棋是我刚买的。明天我就去台湾了，而且是住在寺院里，寺院里什么样我现在一无所知，如果实在无聊，就指着这副棋解闷了。流浪汉一听说我要去台湾，居然眼圈红了。他一下把头转了过去，我还以为他要站起来走路了，可他只是转过头去不让我看见而已。过了大约一分钟，他把头扭了回来，给我说了段故事。
二战期间，这哥们是名战斗机飞行员。一次空战中，他的飞机在菲律宾上空被敌方火力击中，于是跳伞逃生。他的下方是一片热带丛林，降落伞一入丛林，就被数十米高的树冠挂住，人直接撞在树干上晕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他感觉到有人抬着他在路上走，但紧接着又昏迷过去。再度醒来时，他发现自己躺在一个用树枝和棕榈树皮搭建成的窝棚里，周围出现了一群身材矮小，皮肤棕黑的人。他们全身赤裸，只在下身盖着一小块布。他刚想动弹，就立刻疼得差点又晕过去。原来，降落的时候他摔断了一条腿，还有好几根肋骨，前额划开了一条极深的伤口，鲜血流了满脸。他便一动不动地躺着，看着眼前这些也在盯着他看的人们，觉得像是在做梦。
等到终于能稍微活动了，他抬起头，往窝棚外面看去，这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并不在地面上。窝棚居然是搭在丛林里几十米高处的树冠中间。他说，他的救命恩人是菲律宾的“猴人”。他们对他悉心照料，直到他伤势痊愈，能够自由行动之后，又教他如何在丛林间上下，有时候还带他去打猎。负责照顾他的一位女性后来成了他的伴侣。他在树冠上住了大概有半年时间，渐渐觉得自己仿佛在另一个世界里获得了新生，再也不想离开了。
有一天，他又跟着一群男性“猴人”外出打猎，突然间听到远处传来一阵熟悉的轰鸣声。他的同伴们惊恐万状，纷纷爬上树梢躲避。但他知道这声音来自何处，所以并不慌张，反而循声摸索前行，最后在空地上发现了一个美军小队，他们跟在一辆推土机后面，正在丛林中披荆斩棘开辟道路。他激动地跑上前去，述说自己被击落后得救的经过。小队的指挥官于是将他收编，并保证把他送回自己的部队。然而，重新找到组织的喜悦过后，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将离开丛林，并再也回不去了。他对指挥官说，自己需要再回去一趟，去和自己的救命恩人告别。不料指挥官听罢哈哈大笑，吩咐他废话少说，又让手下去帮他找两件军装穿上。如果不听从命令，他说，他们有权将他视为逃兵就地正法。
就这样，他跟着美军小队走出了丛林，回到了自己部队。很快，战争结束了，他也回到了美国。自始至终，他都没搞清楚自己是在什么地方被击落的。回国之后，他试过几份工作，但他觉得这个世界里的一切都毫无意义，于是放弃了工作，开始流浪。我在小公园里遇见他时，他已经流浪了二十多年。他说他将一直这样生活，直到死去。“也许现在这座丛林和原来那座并没有太大分别。我不介意当流浪汉，这样至少不用一辈子做那些毫无意义的工作，最后死在一间饼干盒一样的房子里。不过，当初我根本就不应该从‘猴人’的丛林里离开。”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站了起来，说：“如果你也找到了你的‘猴人’，别再犯和我同样的错误。”说完他便转身走开，回他原先坐着的那张长椅上去了。我也没了下棋的兴致，于是收起棋盘离开了公园。回到父亲的住处，我开了瓶啤酒，坐在沙发上和他一起盯着电视一声不响。第二天飞去台北，从此再也没有见过父亲。四年后的一天，海明寺的方丈交给我一封信，从邮戳上看，信是父亲去世前一天寄出的。他在信里说：你是不是应该考虑干点有意义的事情了。过了没多久，我搬出寺院，开始翻译佛经和中国古诗。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没找到比这更有意义的事情。
那年夏天，我们在一个五星酒店的大堂见面了，雪白的大胡子，大肚子，永远乐呵呵的。他刚在美国和妻子庆祝完30周年结婚纪念日和他自己67岁的生日，接下来会在中国有一趟长途旅行。大堂外有假山，山中间是水池，水中央有一块平整的石头，我们想请他在上面打坐拍张照，他说，哦，不，现在不是我打坐的时间。
临走前，他在送我的书上签下“Light Travel，Light Life”这句话，我想起他那个刚在河北柏林禅寺买的第三代化缘包，15元，无比结实。还有那款为了在接下来的旅行中接收短信而买的298元的手机，耐用。以及，为了让行李足够轻便，而永远只带两套衣服，一套绝不轻易动用，一套每天换洗，第二天出门时如果还没干，就穿在身上用体温晒干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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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夏天在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