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夏妇女和性别研究大会的前世今生

这是选·美的第802篇文章

今年6月1号到4号，我受到哥伦比亚大学爱丽斯·凯斯勒-哈里斯（Alice Kessler-Harris）教授的邀请，参加了三年一届的伯克夏妇女和性别研究大会。作为妇女史领域规模最大的学术会议之一，伯克夏大会在国内的知名度似乎不高。虽然我本人并不从事妇女史研究，但很愿意与国内的研究同仁分享一下我的感受。

1930年，两位被美国历史学会（AHA）拒之门外的女教授发起了最初的伯克夏会议（Berkshire meetings），如今，三年一届的伯克夏大会（Big Berks）已经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妇女史研究会议之一了。二十世纪初，美国历史学会（AHA）仍然是一个“绅士化”的组织：女历史学家本来就为数不多，直到1971年，美国历史学会都只有15名女性会员，并且女性大部分时候都被排除在学会主流之外。从1917年到1937年间，每年夏天，学会高层都会在历史学家詹姆逊（J.Franklin Jameson）的夏季别墅里碰头开会，这些绅士们一边在吸烟室里吞云吐雾，一边商定历史学学科发展的宏图大计。曾经有位男性历史学家向瓦瑟学院（Vassar College）的英国史教授露易丝·布朗（Louise Fargo Brown）直言道：“这个会议好就好在那种不拘小节的感觉，要是叫上女人，那就全毁了。”露易丝·布朗的回应倒是针锋相对：1930年初夏，她叫上了韦尔斯学院（Wells College）的教会史教授露易丝·卢米斯（Louise Ropes Loomis），同样选了一处新英格兰的度假别墅，邀请了新英格兰和纽约周边地区所有女子学院的女性历史学家，这就是伯克夏会议的雏形。时至今日，会议的名称、组织形式和主题都几经变化，但有两条传统保留至今：一是女性历史学家在学术生涯中互相扶持的精神，二是不设一般学术会议中的主席总结陈词环节，取而代之的是盛大的闭幕舞会。

今年的伯克夏大会于六月初在纽约长岛召开，仲夏时节，长岛雾气氤氲，草木葱茏，很有几分当年露易丝·布朗挑选的夏季别墅的风姿。与会议初创时期不同，如今伯克夏大会的内容更为多元：大会并不限制与会者的性别、国籍和研究方向，与会者中不仅有男性学者，也有关心性别议题的艺术家、女权和LGBT组织的活动家、相关领域的策展人和博物馆负责人，等等。会议持续四天，包含近两百个不同主题的报告、小组研讨和主题活动，议题之丰富、表现形式之多样，令人眼花缭乱。细究起来，会议每个环节确实都在某一方面与“女性”或“性别”有关：也许作者是女性，也许研究对象是性别、身体或家庭，也许发言人在酷儿组织工作多年，也许只是想听听女性知识分子观众对自己新制作的电影的反馈……与20世纪上半叶相比，伯克夏大会不再是被学界边缘化的女性历史学家抱团取暖的职业组织，更像是泛性别研究领域的跨国思想网络。

纽约长岛萨加莫山（Sagamore Hill）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故居图：US National Park Service

伯克夏大会之所以从30年代美国东北部女教授的暑假小聚，演变为今日国际化、多元化的大型会议，本身就与美国大学中女性的崛起密不可分。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伴随着第二波女权主义的浪潮，女性学者在美国大学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1974年，女教师在美国大学全职教师中的比例是22%，如今，这一比例是42%。更重要的是，随着更多年轻女性的自我期许从家庭主妇转向职业女性，读大学就成了她们人生规划的必要环节。从60年代开始，美国大学中女生的比例一路飙升，再加上战后婴儿潮的余波，以及1968年林登·约翰逊总统将性别纳入“平权法案”范围，这都提高了60到70年代的女性大学入学率 。1960年，美国大学中的总体男女比例是1.6比1，而仅仅二十年后，美国大学中男女学生的数量就基本持平了（目前全美大学生性别比约为0.75比1，女生多于男生）。高等教育体系中女性比例的大幅提升不仅改变了女性历史学家在学界的地位，也为妇女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这个新兴的、庞大的知识女性群体对以女性和性别为主题的研究很感兴趣，她们将成为第一代妇女史研究的作者和读者，而伯克夏会议也在因缘际会下成为了这一新史学分支的策源地之一。

1973年夏天，一小群女历史学家照例在道格拉斯学院（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下属的女子学院）聚会。这次会议原计划只有100人左右参与，然而实际到会的却有300多人。会议中途，两代学者就伯克夏会议的未来方向起了争执：老一代学者坚持伯克夏会议应该是女历史学家（women historians）的精英聚会，应该以参与者的性别而非研究的主题来筛选，年轻学者们则强烈要求把伯克夏会议改为以妇女史（history of women）为研究主题的“妇女史学者”（women's historians）的学术交流。70年代初正是学院女权主义方兴未艾之时，1973年，左翼女权主义学者希拉·罗博特姆（Sheila Rowbotham）出版了《隐没在历史中：女性被压迫和抗争的三百年》一书，主张从身份政治的角度打破阶级和族群的隔阂，重新书写主流历史。罗博特姆在书中写道：“女性的从属地位既是性压迫，也是政治压迫……我们必须不断斗争，才能要回（claim）那些原本就属于我们、却被社会支配关系剥夺的身体和劳动权力。”罗博特姆的主张在新一代女性学者中博得了广泛的认同，包括许多原本从事其他领域研究的女性历史学者也开始转向妇女和性别研究，这也是“妇女研究”派在1973年伯克夏会议中占据上风的原因之一。次年，伯克夏会议在哈佛大学拉德克里夫学院召开，这是第一次以“妇女和性别史研究”的名义召集的伯克夏会议，会议接受任何与妇女和性别研究相关的研究课题，与会者超过了1000人。由于会议规模太大，从1974年开始，作为妇女和性别史研究领域学术年会的伯克夏会议改为三年一次，这就是如今的伯克夏大会（Big Berks），用以区分于学会理事会每年召开的工作会议（Little Berks）。从1974年到1993年，伯克夏大会仍然延续了此前的传统，在美国东北部的女子学院召开，而从1996年开始，伯克夏大会终于跳出了东北部精英女校的小圈子，把会场移到了美国南部和西部的综合性大学。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不管是当年被排斥的女性历史学家，还是主流学界曾经不屑一顾的妇女史，都已经登堂入室，进入了历史学智识生产的主流。

早期的伯克夏会议以及1978年的第四届伯克夏大会 图：BerkshireConference of Women Historians

伯克夏大会的演变其实也提醒了我们：“妇女史”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了悖论的领域。不管在哪个领域，学术与政治从来不曾分离过，女权主义也概莫能外。在许多方面，妇女史和女性史学家的命运都从另一个侧面映照出女权主义运动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精英中产知识女性与底层边缘女性的隔阂，族裔、阶级和性别认同的交错，话语权力与赋权间的张力。例如，在今年伯克夏会议的“资本主义下的身体问题”主题讨论中，知名劳工史学家艾琳·鲍里斯（Eileen Boris）就提出：在主流审美文化中，关于“身体”的话语是以男性视角为主导的话语，女性的身体是观照的对象，而女性欣赏的是被男性欣赏的自身。反之，当女性历史学家以学者的身份介入历史写作时，如何才能保证自己不是再次塑造了“被观照的女体”？鲍里斯的批评隐含的，其实是女历史学家的“女性身份”与“知识分子”身份之间的深层紧张关系。即使抛除这一层学术批评，今天的妇女史研究也需要重新审视身份政治在当下政治环境中的策略问题，尤其是晚近的性别研究能够为其他身份群体提供何种言论和斗争的武器。

妇女史和性别研究者、女性学者、女权主义者是三个不同的群体，但三者之间的关系同样错综复杂，许多人对此误解重重。举个例子，数周前《文汇学人》刊出的介绍戴博拉·尼尔森（Deborah Nelson）《咄咄逼人》（Tough Enough）的文章（“为什么女性知识分子越来越冷峻?”），对原书的理解就出现了偏差。这篇书评强调说，在高校和学术团体中，人们期待女性知识分子付出更多的情感劳动，希望她们展现出更多的温情和友善。出于对这种潜在规范的反抗，部分女性知识分子在研究和参与公共讨论时，反而有意表现出冷峻和克制的态度，结果出现了标题所谓的“女性知识分子越来越冷峻”。但实际上，尼尔森在绪论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这是一本研究阿伦特、桑塔格等六名具体的女性知识分子的书，而不是代表“女性知识分子”这个大而化之的群体发言。同样，该书开篇对于情感劳动的讨论也只是铺垫，作者关注的不是女性知识分子的性别是否导致她们更“冷峻”，而是女性在思想界的处境导致她们对自我表达情感的方式更敏感：正因为社会期待女性更为“温情”，所以女性冷峻或不冷峻都必须是慎重思考后选择的结果。这种审慎选择的副产品是什么呢？就是一部分女性知识分子对于“情感”这个现代哲学中着力较少的问题有更丰富的思考，而选择了“冷峻”的那一部分，就成了二十世纪斯多葛主义的绝佳代表。因此，尼尔森表示，她正是选择了这六名“冷峻”的女性知识分子来讨论现代哲学与情感的问题，而不是研究性别和哲学的关系，更不是“女性知识分子是不是更冷峻”的问题。而在“文汇”这篇书评出现后，还有人把文中谈及的“女性知识分子的冷峻”与女权主义关联起来，这更是失之千里。尼尔森研究的这六名女性知识分子中，没有一人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不管是“文汇”书评中过度的心理分析（女性知识分子以“冷峻”作为“反抗”），还是后续评论中不当的归因（“冷峻”是女权主义者的特征），体现的都是当下中国知识界对于妇女和性别研究的陌生：除了少数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外，普通知识人既不了解女权主义的理论和发展，也不熟悉妇女史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往往只是凭借自己对于日常生活中庸俗“女权”讨论的观感，戴着有色眼镜来理解一切女性和性别相关的议题。

正因为女性研究与女权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妇女研究”为主题的伯克夏大会仍然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女权主义色彩。今天的伯克夏大会很像是二十世纪三波女权主义浪潮之间的奇妙混合：第二波女权主义的职业精神和平等主义构成了组织的中流砥柱，而第三波关注的身份交叉问题（intersectionality）则是青年一代研究的前沿，与此同时，会议在许多细节设置上仍然保留着创始时期的温情意味：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伯克夏大会的闭幕舞会了。会议第三天晚上，所有与会者陆续来到舞会现场，在开放舞池中心，既有年过八旬、坐着电动轮椅的白发老妪，也有青春少艾的学生。怪不得总有人开玩笑说：不跳舞的人相当于没来参加伯克夏大会。这个舞会本身就是伯克夏大会的绝佳隐喻：它既是关于吸纳和融入，也是关于互助和传承。

2017年伯克夏大会闭幕舞会  图：焦姣

不论妇女史研究，还是女权主义理论，都不能完全等同于“为女性张目”。1986年，琼·斯科特（Joan W. Scott）发表了影响深远的“社会性别：历史分析的有效范畴”一文，指出性别研究并不仅仅是关于某一种性别经验的描述性研究，而是一种研究范式：我们关注男性、女性或其他群体的历史，并不仅仅是为了讲述某个“压迫”或“被压迫”的故事。作为性别研究者，历史学家真正关心的是制造性别范畴的权力机制，它反过来也可以启发我们对于社会阶级、族裔、主权国家等社会范畴的研究。1999年，琳达·科伯（Linda Kerber）等美国妇女史学者出版了《美国史作为妇女史》（US history as women's history）一书，正可以看作这一类研究的代表。在新一代妇女史学者看来，妇女史并不是历史的“一部分”，它与其他关于社会身份的新史学领域一样，构成了当代美国历史研究的主流。正因为女性、移民、少数族裔不断被排挤（exclude），他们的历史才成为了关于排除异己（exclusion）的历史。历史学家关心的不仅仅是那些被排除的群体，更是“排除”作为一种政治行为、作为一种不断重复的集体现象，如何塑造了我们的历史，塑造了今天的我们。妇女史从来就不是“历史的一半”，不是“她们的故事”，它就是历史本身。而那些曾经被排除在外的女性历史学家们，如今也塑造了自己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