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必定突破旧的科学技术范式、要素配置模式、产业组织形式，是经济社会矛盾运动的结果，同时对社会经济形态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在理论上研究新质生产力，除了研究其产生的技术特质、产业特性、市场特征等微观层面的理论问题之外，更需要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角度充分认识其历史发展的规律与逻辑、技术范式的趋势与进程、生产关系的适应与互动，从而在新质生产力的认识和实践过程中，实现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统一。
充分认识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偶然性
科学技术进步是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力量，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是促进生产力进步最重要的因素，人类现代历史上历次生产力的跨越式进步都伴随着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发生。科技进步是人类对自然认识的深化，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只要人类保持对自然认识不懈的努力，就必定会产生科技革命，故而形成产业革命，因此产业革命的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但是，并非任何科技革命都一定会引发产业变革，科技革命只有在适宜的经济条件与社会体制下才能诱发产业变革，产业革命具体什么时间发生、发生在什么地方、由谁来推动发生、以什么形式发生，却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在历次产业革命发生之前，与产业革命相关的科技革命就已经发生了，甚至第一次工业革命中二者间隔的时间长达百年，但是产业革命一般需要伴随某些国家或地区要素价格变化、市场体系嬗变、社会体系变革，应运而生并率先形成新兴生产力，并极大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形成新的生产力。
以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无人控制、量子信息、虚拟现实和生物技术为重点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业已开启，第四次产业革命箭在弦上，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在一定程度已经初步显现。此轮产业革命的最大特点就是在世界主要国家之间同步推进，各国纷纷加快实施催生新产业革命的国家战略，比如美国的“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德国的“工业4.0”、日本的“再兴战略”、法国的“工业新法国”、英国的“高价值制造战略”等等，全球进入争夺产业革命策源地的“突破战”。
从我国自身看，要将新一轮产业革命带来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地域偶然性转变为其在我国率先发展的必然性，拥有一定的优势条件，但仍然存在一些短板。首先，在人力资源方面，我国中高端人才数量红利逐步显现，但是领军和顶尖人才数量依然偏少。比如，在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领域，数字科技人才数量达12.8万人，占全球17%，是美国的1.5倍、日本的8.3倍；但是该领域拥有较高学术成就的高层次人才仅有7000多人，占全球总量的9%，仅为位居第一的美国的35%。其次，在市场规模上，目前我国国内市场规模已位居世界前列，商品市场规模优势明显，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规模迅速扩大，但仍存在着制度规则不统一、要素资源流动不畅通、商品服务质量体系不健全、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等诸多体制机制问题，对利用强大规模市场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形成约束。再次，在产业的装备和配套上，我国产业链结构全、链条长，且工业装备数字化转型较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55.3%，数字化研发工具的普及率达到74.7%，但是国内传统行业中数字化、智能化渗透率超过10%的只有电子行业，汽车、石化、制药等行业的渗透率在5%-10%，建材等行业甚至低于5%，数字化装备水平在行业间差距较大。应该通过加快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释放新的人力资源红利、提升产业装备数字化水平、引导市场消费升级等方式，形成支撑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条件和优势，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时代必然性和地域偶然性变为在我国率先实现的现实可能性和历史必然性。
充分认识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创新渐近性和技术反复性
事物发展是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人类历史上的技术创新也是一波三折的，呈现出反复性和渐进性的特征。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科技创新不是一般性的技术应用创新，而是具有巨大潜力的基础科学、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的创新，属于熊彼特提出的“破坏性创造”过程。从历史上看，一些突破性技术的应用存在着反复性的特征。比如，15世纪时后膛炮装填快、射速高，因此曾经广泛流行，但由于材料和工艺不到位，其密封和精度一直是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一度被前膛炮完全取代；19世纪中叶后，随着炮闩的发明解决了密封问题，同时膛线的使用大幅提升了后膛炮的精度，最终后膛炮又逐步取代了前膛炮成为技术主流。与此同时，由于各国在创新中的技术路线不同，形成技术创新技术路线竞争，也使得技术创新及其应用在螺旋上升中演进。比如，在第二次产业革命过程中，爱迪生等电力科学家认为电动车将取代蒸汽驱动的汽车成为主流；到了20世纪30年代，随着福特等汽车公司的燃油车技术路线逐步统治市场，电动车技术路线几乎销声匿迹了；但时至今日，随着储电技术的不断提升，电动车又一次成为新的主流技术路线。
当前，各国为了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大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推动技术创新。各国在重点产业领域的技术创新的方向上基本一致，但是各自根据本国的产业基础、技术惯性、市场特点、国情特征，在技术路线的选择上却不尽相同。比如，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选择的技术路径上，有的国家选择了纯电驱动的技术路线，有的国家却选择了混合动力技术路线，还有的国家正在加速布局氢电驱动技术路线。再如，在人工智能发展领域，许多国家选择了面向个人的交互型技术路线，而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则选择了面向产业的赋能型技术路线。又如，在电力加算力发展上，美国选择了二者分离发展的技术路线，从而导致算力增长受到电力不足的约束；而我国正在加快推进“绿电+算力”的发展技术路线，可能在算力需求激增的情况下走出一条有利于新质生产力持续发展的道路。能否赢得技术路线的竞争，关系到各国是否能在产业新赛道上率先超出，也决定了各国是否能引领全球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