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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在金日成和斯大林的共同请求下，开始考虑是否派志愿军前往朝鲜参战的问题。在中央讨论是否参战的会议上，鉴于中国面临的许多实际困难，政治局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周恩来是中央领导核心中支持毛泽东参战意见的主要人物。从朝鲜战争爆发到最终签署停战协议，周恩来展开了一系列外交攻势，为中朝双方争取到了极大的利益。
那么，在边打边谈的战争后期，周恩来向苏方提出了怎样的军援方案？面对斯大林突然去世，周恩来是如何成功说服苏共新领导集体重视朝鲜问题的？在日内瓦会议上，美国人为何将周恩来视为最难对付的敌手？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传闻，究竟是真是假呢？本期档案揭秘，李涵为您讲述：没有硝烟的较量——朝鲜战争中周恩来的外交斡旋（下）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为解决朝鲜战争的战俘问题，周恩来致信联大主席皮尔逊。在信中他要求联大必须撤销已经通过的继续扣押战俘的决议，又表示联大在无法主张正义的时候，仍然有必要重开板门店谈判，而中国政府主张重开谈判的基础则是苏联在联大上提出的解决战俘问题的一揽子建议。周恩来虽然未参加联合国大会，但他机智果断的外交风格已让各国代表既震惊又敬佩，就连美国代表也不得不承认：“周恩来的外交才能不可轻视。”
在联合国就朝鲜战争战俘问题发生激烈争论的同时，周恩来已从外交途径获悉美国正在悄悄筹划使朝鲜战争扩大化：1953年春美军可能从志愿军后方两侧进行登陆作战，甚至企图把战火燃遍朝鲜北部并直逼中国东北。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谈到朝鲜战争有可能继续打下去的危险。他认为“我们要继续斗争下去，要在这条战线上打得美帝国主义罢手，不管一年也好，两年也好，继续下去也好，总有一天要打得它罢手”。
毛泽东根据周恩来的报告，当即作出打持久战的指示，12月9日即电令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我方必须火急准备对敌，粉碎其登陆计划。”在中、朝备战的同时，周恩来也注意到在美国大选中获胜的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继任后很可能改变朝鲜战争的被动走向。因此，周恩来一面利用已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不断在国际社会上瓦解美国的“韩战蛊惑”；一面又坚定执行毛泽东关于“朝鲜战场要准备打大仗，要作最坏准备”的指示，开展全方位的外交攻势。
经过周恩来的多次交涉和努力，1952年底，斯大林同意在当年已支援的军械基础上，继续保证向中国提供20个师的军火供给。
周恩来趁热打铁，还请求斯大林要保证已经承诺的1000门火炮和80万发炮弹的供给。斯大林对周恩来的军需请求越来越配合，甚至还向周恩来保证苏联将根据朝鲜战争可能发生的逆转，将继续提供新式火炮、鱼雷快艇和100架战斗机，以配合中、朝军队即将开始的与美军的残酷决战。
周恩来向斯大林提出新的要求，是他清楚了解毛泽东拟定的新战斗计划中，包括了让中国海军在必要时参战的打算，而当时中国海军急需的就是苏联生产的鱼雷快艇。
正是在周恩来外交先行的举措面前，斯大林终于同意了中国政府提出的全部军援方案，从而为粉碎美国1953年可能在朝鲜进行的更大冒险提供了充足的军械准备。
1953年3月，斯大林猝然病逝。周恩来率团飞往莫斯科，准备利用吊唁的机会，与苏共中央新领导人继续就如何解决朝鲜停战和释放战俘等问题进行谈判。3月8日周恩来到达莫斯科后，即与马林科夫等苏共新领导人进行接触。但关于朝鲜问题，苏共新领导人因忙于斯大林葬礼而一时无法进行会谈。一直到3月11日周恩来才和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苏共领导人举行首次会谈。
因斯大林在世时，由他自己主持拟定朝鲜问题的所有决策，因此马林科夫等苏共新领导集体成员对如何协助中国处理纷繁复杂的朝鲜问题，在谈判开始时表现消极。周恩来对此并不灰心，他善于说服对手的外交才能在这次谈判中再次得到充分的发挥。周恩来向马林科夫详细介绍了斯大林生前关于朝鲜问题的总体思路，同时也向苏共中央介绍了朝鲜战场当前有利于苏、中、朝三国的形势。他认为目前面临的问题则是，如何击败美国人破坏停战协议签署及在释放战俘问题上设置障碍的企图。在周恩来灵活机智的外交斡旋下，苏共中央开始重视朝鲜问题，并且很快就提出一份《关于朝鲜战争新政策的方案》。周恩来把斯大林去世后苏共对解决朝鲜问题的具体意见马上电告在北京的毛泽东。3月19日，周恩来在捷克斯洛伐克访问时收到了使馆转来的毛泽东复电。
在周恩来向苏共传达毛泽东的意见以后，苏共中央正式给中共中央发来了关于解决朝鲜停战和战俘等问题的意见。马林科夫的电报称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是：“1.需请金日成和彭德怀对克拉克将军2月22日就交换伤病战俘问题发出的呼吁给予肯定回答。2.紧接金日成和彭德怀的答复发表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好请权威代表周恩来在北京发表声明。该声明要着重表明对交换战俘的积极态度，从而保证朝鲜停战和缔结和约的时刻已经来到。3.与北京发表上述声明的同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首相金日成也应在平壤发表政治声明，表明支持周恩来的声明。4.在适当时机，苏联外交部公开表态，支持北京和平壤的立场。”
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局成员讨论了苏共中央的建议，一致认为周恩来此次前往莫斯科吊祭斯大林并与苏共新领导集体进行的会谈极富成果。旷日持久的朝鲜战争由此可望结束。根据中央的意见，周恩来于3月30日发表了《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金日成也在平壤发表声明，表示支持中国立场并表明了对解决战俘等棘手问题的态度。
鉴于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朝鲜问题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苏共中央也以声明的方式支持中国和朝鲜的立场。随着板门店谈判的顺利展开，朝鲜停战协议终于如期得以签署。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签署后，双方各从军事分界线后撤两公里。自此，朝鲜战场虽然停止了军事冲突，但仍然有许多实际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如战俘等问题仍然尖锐地摆在双方面前。
在这种情况下，1954年2月，苏联在由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参加的柏林会议上郑重提出在日内瓦举行一次旨在解决朝鲜问题的国际会议。美、英、法三国外长在国际形势有利于中国的情势下，只得同意中国及与朝鲜战争相关国家的代表出席会议，而当时美国和法国都尚未承认新中国。
周恩来根据苏、美、英、法四国外长的协议和苏联政府发来的邀请函，经请示毛泽东同意，组成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王炳南为秘书长的中国代表团。4月20日，周恩来率领这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出席国际会议的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日内瓦。行前，周恩来以总理和外交部长的双重身份，在北京发表一项声明，表明了中国政府解决朝鲜问题的立场。周恩来指出：“为使这次政治会议能够和谐地进行，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树立一个典范，建议采取圆桌会议的形式，即朝鲜停战双方在其他有关国家参与之下共同协商的形式，而不采取朝鲜停战谈判时双方单独谈判的形式，但会议的任何决议必须得到朝鲜停战双方的一致同意才能成立。”
周恩来行前发表的声明让尚未到会的美国感到压力，他们没想到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尚未赴会，就展现出如此理智与强硬的外交态势。一位了解周恩来的人告诉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周恩来不可小视，他可能是我们在日内瓦最难对付的敌手！”杜勒斯在华盛顿登机前就对采访他的合众社记者表明了他对周恩来的戒备与仇视。记者报道称：“美国代表团来到日内瓦之前，杜勒斯便奉有特殊的使命，他命令所有随团美国人不得与中国人交往。到达日内瓦后，杜勒斯国务卿对他的密友说，他与共产党中国的外交部长周恩来只有在我们的车子相撞时才会见面。”
正因为西方记者在日内瓦会议前报道了这些来自美国的不和谐声音，才发生后来谣传杜勒斯不和周恩来握手的新闻。但周恩来对来自美国和法国的不友好甚至敌对的态度不以为然。他仍在这种不利的国际会议中展现出游刃有余的外交睿智。至于来自美国设置的障碍，他从会议一开始就洞若观火。他在行前撰写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中，就对美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恶意掣肘有所预见。周恩来写道：“我们应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以打破美国的封锁禁运和扩军备战的政策，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在日内瓦会议上，即便美国将用一切力量来破坏各种有利于和平事业协议的达成，我们仍应尽一切努力……”
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在国联大厦开幕。
当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现在这座圆柱形大厦的会场时，全场掌声雷动。周恩来自到达日内瓦时起，即利用有限的时间在会内会外与相关国家的外长进行友好接触。他凛然大度的外交风范让那些对中国尚不熟悉的外交官们无比折服。
这时，西方的新闻记者们开始把镜头聚焦在周恩来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身上，因为这两个政治人物已成为日内瓦会议的新闻焦点。开幕会的当天下午，路透社记者就从日内瓦发出所谓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的通稿，该文说：“一位美国发言人说，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先生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握手，莫洛托夫然后把他介绍给周恩来，艾登和周恩来于是热烈地握手。艾登外相有一个设想，在第二次会议的会前或会后，由艾登外相介绍杜勒斯国务卿同周恩来相识，彼此握手致意。如果周恩来同意，艾登再派人询问杜勒斯。但后来的信息表明，杜勒斯不能接受艾登的建议。”
中国代表团发言人很快就否认了路透社记者发出的这条新闻。王炳南公开表示，所谓杜勒斯拒绝和周恩来握手的说法，“实际上没有发生这样的事”。
紧接着，其他友好国家的记者也纷纷证实：“周恩来总理要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握手而被拒绝，只是一个传说。”
对于美国人利用日内瓦会议企图孤立中国的做法，周恩来会前即有准备。周恩来曾给中国代表团下达过如下指示：“在外交方针方面，我们必须执行自尊自重，礼尚往来的原则。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针锋相对，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总是采取后发制人的做法。你来一手，我也来一手。”
正是由于对国际会议可能发生的情况早有充分的预见，因此周恩来对充满敌意的美国代表始终采取不卑不亢、冷静应变的措施。
1954年4月27日，日内瓦会议进入朝鲜问题的讨论阶段。会议由泰国代表团团长旺·威泰耶康亲王主持，苏联代表团团长莫洛托夫和英国代表团团长艾登轮流担任主席。朝鲜首席代表南日首先发言。他代表金日成阐明了解决朝鲜问题的原则立场，主张6个月内撤出所有在朝的外国武装力量，然后在和平氛围中由朝鲜半岛南北人民进行自由选举，进而达成南北的和平统一，最终成为一个独立民主的国家。但美国和朝鲜南方极力反对朝鲜的和平主张。
面对美国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挑战，周恩来于4月28日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的演讲有理有节，让首次在国际会议上和周恩来接触的杜勒斯等美国人为之震惊。尤其是杜勒斯在周恩来演讲过程中沉默不语，当初倨傲的神态也不见了。周恩来说：“苏、美、英、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有关国家的外长们坐在一起，为解决最为迫切的亚洲问题而举行这个会议，本身就意味着经过和平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可能性在增长。中国人民对朝鲜问题极为重视，中国代表团完全支持南日27日提出的关于恢复朝鲜国家统一和举行全朝鲜自由选举的三项建议。我们认为这就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基础！”周恩来在朝鲜问题上的表态，振奋了参加会议的各方代表，就连当初受美国煽动参加“联合国军”的一些国家代表，也在私下里支持周恩来在朝鲜问题上的表态。
为了实现朝鲜南北的统一与和平，周恩来在日内瓦的大小会议上，多次阐明中国的立场，一些原来倾向美国的国家也纷纷转变了立场。但由于美国在这次会议上持反对立场，以及杜勒斯会内会外不断进行破坏活动，最终给朝鲜问题的解决蒙上了阴影。直到会议结束，朝鲜首席代表南日关于解决朝鲜半岛和平的建议也没有得到通过。鉴于此，周恩来在6月15日再次在会上作了支持南日的发言，他主张召开有五大国和朝鲜北南双方参加的限制性会议，以讨论朝鲜和平统一的可能性。苏联代表莫洛托夫在周恩来的影响下提出了维护朝鲜和平的宣言草案。
然而所有这些努力，都因美国从中作梗而没能实现。国际舆论因此强烈谴责美国为破坏朝鲜和平统一所设置的障碍，就连美联社记者也不得不承认：“杜勒斯是一个反共老手，态度傲慢僵硬，他确实不愿意和中共代表团接触。朝鲜问题的障碍就在于美国对朝鲜半岛的和平缺乏信心。”《华盛顿明星报》也批评说：“杜勒斯演出了假装不知道中共领袖周恩来的滑稽剧。谁都知道周恩来的外交才能在日内瓦让世人耳目一新，而杜勒斯则显得格外愚笨和尴尬。”
虽然美国最终拒绝在《日内瓦协议》上签字，在南北朝鲜的和平统一等问题上制造了障碍，可美国也不得不公开声明：美国今后“将不使用武力来干扰这一决定”。
美国媒体承认：“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时表现出的才智，为新中国树立了良好的外交形象。周恩来在会中显现出的机智风度和雄辩的口才，无疑堪称周恩来外交生涯的巅峰杰作。相形之下让美国外交官为之逊色。虽然美国在朝鲜仍然不肯撤军，但再也不敢对中国和朝鲜进行战争威胁和挑衅，更不敢轻易和中国军队交战。直至最后同意撤出美国军队为止。”
《党史博览》窦应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