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在广州时，看到一个新闻，说广东政府拨款1500万元人民币搞改善公共交通的前期调研，制定方案。我大吃一惊，发现他们真是财大气粗啊，我对很多朋友说，不知道他们要怎么调查研究，其实只要给我150块钱，我现在就能够把他们在未来十年要做的那些事基本上都写出来。不信？等我写好了，你封进信封里，等到他们计划做出来，开始投入更多的钱付诸实施的时候，你再打开信封，保准我150块钱弄出的措施和他们1500万买来的差不了多少。
朋友问我为什么如此自信？我说，我有一个习惯（可谓“怪癖”），就是在思考和写作与民生有关的小说、论文和博文的时候，常常需要独自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把自己塞在拥挤的人群中，密不透风，思路才能开阔。久而久之，我就对各地的交通状况很了解了，等到把国内和国外的稍一对比，就知道利弊之所在了。上次广州终于决定要搞公交快车道，其实，世界大多西方国家都有了，而我在好几年前到广州定居时就认为广州应该搞了，早搞的话，成本更低，也更利于城市规划。
其实，如何治理交通，也是一个与西方接轨的问题。大家想一下，从西方引进的公路、路牌、汽车和交通规则，你要改进交通，首先还是应该先学习人家的。中国不是没有自己的特殊情况（人口更多），不是不能搞出新的领先全人类的改善交通的措施，但你首先无法回避人家已经走过的那段路，你跳不过去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你的所谓改善交通措施，将会是很多西方或者亚洲国家在十几、几十年前做过的。你引进了交通领域的所有硬件，那么，软件方面你引进了多少？司机的素质、车站的设置、楼房和街道之间被各单位和小区用栏杆隔绝的各种小路和胡同等等，都是一个问题。
我还强调了一点，要想了解如何改进公共交通，最好的办法是让管理交通的官员自己每天像我们一样去坐公交车和地铁，然后到国外西方国家去亲自坐一下公交车，动一下脑筋，就可以了。正如快速公交车道这种东西，需要花费1500万的经费去研究？那是你研究出来的吗？可惜，中国那些能够做出决策的交通官员除了先打招呼之后下去视察一下之外，大概没有人为了找到解决办法而去坐交通工具了。
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中国每年各地管理交通的公务员和领导们虽然络绎不绝地出国考察，但正如中国老百姓在公交车上从来看不到一个管交通的领导在身边搞调研一样，外国人民同样也看不到中国的交通官员在海外坐公交车，人家是代表国家尊严出国，是代表你这些老百姓的啊，哪里会坐公交车体验生活，要坐就坐豪华专车啊。
上次在西安又激动地和朋友说起广东要用1500万人民币搞前期调研这件事，朋友都觉得很好玩。他们不理解的是，我这个整天鼓捣民主这些大问题的华而不实的家伙怎么谈起交通这个小问题竟然激动得面红耳赤。一个朋友说，老杨啊，人家拨巨款搞前期调查研究，不也是和国际接轨吗？难道西方不正是经常花费巨资搞调研，这样才不会匆匆上马，或者搞出烂尾工程？
朋友这样将我一军，倒让我哑口无言了。我只好连连点头说，确实如此，西方人比较注重前期调研，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功。所以人家的研究机构和智库特别发达，也有独立性。我当时一时兴起，还举了一个老掉牙的例子，60年前，美国政府对是否要打朝鲜战争举棋不定，这时，美国著名的智库兰德公司搞出了一个“可行性报告”，但他们不给美国政府看，要一大笔钱才肯出卖。可美国政府又舍不得花钱，就拒绝了。于是朝鲜战争爆发，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很多美国人都认为那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后来兰德公司的朝鲜局势评估报告解密了，虽然内容有厚厚一大叠，但结论却很简单，就是几个字：这场战争打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