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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6年，意大利北部的莱尼亚诺附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帝国骑兵正与意大利伦巴第联盟的步兵浴血奋战，这时两队骑兵从后方突破了帝国军阵线，歼灭了腓特烈的护卫队，皇帝本人也摔下马，身负重伤。
1213年，法国图卢兹附近的米雷，西班牙阿拉贡王国的国王佩德罗二世纵马至队伍前沿，他脱下王室甲胄，穿上了普通士兵的简朴盔甲。然而敌军的第一骑兵中队发起冲锋时，阿拉贡的骑士不堪一击，佩德罗摔落马下，他大喊着”我是国王“，仍然被杀死。
上述战役中的国王、皇帝都身先士卒、英勇战斗，而不是位于后方相对安全的指挥地点，但国王、皇帝所在的一方都输掉了战役。实际上，西欧中世纪的战争中，无论国王还是贵族，都会与手下骑士同仇敌忾、并肩战斗，少有例外。
作为最高指挥官，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投入战斗值得吗？领袖身先士卒，固然能激励士气，尤其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可一旦投入到战斗，他们对所在战斗地点以外的己方部队就难有影响，从而失去了对整场战役的驾驭。更何况如果国王皇帝被俘、阵亡，将导致无可弥补的巨大政治损失。
莱尼亚诺战役，神圣罗马帝国之所以大败，原因之一就是深陷局部战斗中的腓特烈一世，不能从全局高度把握战役，没有和己方步兵保持联系，没能发现从后方袭来的意大利骑兵。
莱尼亚诺战役
不只是中世纪的指挥官才上阵搏杀，古典时代也不乏同类。亚历山大远征的历次战役中，都亲率部队作战。战场上，对变化做出的有效反应主要来自他手下将军的主动性，而不是靠亚历山大的全局指挥。当然，亚历山大作为欧洲战争史上最伟大的天才之一，在军事战术战略的诸多领域都有卓绝的创造性实践，本文并不否认这个事实。
亚历山大之后的另一个天才汉尼拔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经典的坎尼战役中，汉尼拔没有直接参战，他所处的位置能纵览全局。汉尼拔还掌握了一支可以随时支配的预备队，最终靠这支预备队完成了对罗马军队的包围。战前建立一支预备队，会为指挥官影响战斗结果提供一种确有保障的资源。此后，打败了汉尼拔的西庇阿以及凯撒都都使用了预备队。
在罗马内战决定性的法萨卢斯战役中，庞培左路的骑兵驱赶走了凯撒的右路骑兵之后，转身攻击恺撒中军暴露的翼侧。这时，凯撒事先部署在中军翼侧后面的重装步兵预备队，极其猛烈地进攻毫无准备的庞培骑兵，后者逃离战场。预备队的致命一击，扭转了法萨卢斯战役的战局，为凯撒最终取胜奠定了基础。
法萨卢斯战役的庞培一方
指挥官不参加战斗，位于能指挥战役的地点以及提前建立预备队并在关键时刻运用之，这两点是古代军事战术史上一次重要的进步。然而中世纪西欧的大多数指挥官没有继承这种做法，他们鲁莽地发起骑兵冲锋，亲自投入战斗，忘记了指挥官最重要的职责，虽然时不时也会有少量预备队，但并不能有效地运用，更不用说他们往往严重忽视步兵的价值。
从纯粹的战术与指挥角度看，中世纪西欧为什么退化了？这要从中世纪的政治分权角度谈起。
西罗马帝国分崩离析之后，欧洲中西部分布着蛮族建立起来的继承国。这些王国理论上对其领土拥有“主权”，比如法兰西王国（前身是西法兰克王国），神圣罗马帝国（前身是东法兰克王国），以及其后的英格兰等国。然而国王、皇帝的实力与地盘未必比其封臣（公爵、伯爵等）强大，他们对后者缺乏足够的权威。
神圣罗马帝国实际上由数百个附属政治实体组成，包括公国、侯国、宗教及贵族领地、自由城市等，以伦巴第地区为核心的意大利东北部的独立性尤其突出。与东方中央集权国家的皇帝相比，神罗皇帝对帝国的控制就是小巫见大巫。
上述的莱尼亚诺战役之前，腓特烈一世向他的封臣萨克森公爵、巴伐利亚公爵“狮子”亨利寻求援兵，惨遭后者拒绝。
狮子亨利的婚礼
卡佩王朝早期，法国国王仅能控制巴黎周边被称作“法兰西岛”的地方，国王的封臣诺曼底公爵、阿基坦公爵、安茹伯爵等拥有的领地都远比法王广大。诺曼底公爵威廉一世后来征服了英格兰，其继承者还一度占有整个法国西部，建立起安茹帝国，法国国王只能自惭形愧，阿基坦公爵更是傲慢到不出席法王的加冕典礼。
中世纪早中期的英格兰算是欧洲王权比较强大的国家，但英格兰与威尔士交界的地区也很难控制，而且如果国王性格不强势，不擅权术，也掌控不了野心勃勃的英国贵族。
更糟糕的是，这些国王的封臣下面还有自己的封臣，比如小贵族、领主或骑士，他们与国王、大贵族一样，拥有封地、城堡、追随的骑士或者扈从。整个西欧就是由大大小小的领主领地构成，相当大程度上，国王只是领主中的一个，最终决定这些领主之间关系的是实力（通过联姻和联盟强化）。一个贵族、骑士作为封臣，甚至可以向多个宗主效忠，低地地区的伯爵、公爵既是法国国王的封臣，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封臣。
这种地方分权、相互制衡的政治格局之下，经济落后的西欧没有一个王国，能像罗马帝国那样建立有效的行政与后勤管理体系，维持一支由职业军人构成的常备军。维京人和马尔扎人的侵袭劫掠基本结束后，中世纪西欧的战争主要是领主之间的冲突，他们的军队由家族骑士，临时召集起来的骑士、地位低下并缺乏训练的农民、城镇步兵以及雇佣兵组成。作为主力的封臣骑士通常只有四十天的服役期，中世纪早中期不算很普遍的雇佣兵也很少签订长期合约。
军队最高指挥官，一般由地位最高的贵族或国王、皇帝担任，但他们不能像罗马军团的将军命令百人队队长那样，对其追随者如臂使指。按照欧洲史学家的研究，在战争中，中世纪指挥官也下达命令，但劝说、鼓励与其地位相仿的贵族（甚至骑士）似乎更常见。罗马军团里那种上下级分明的指挥链并不存在，指挥官的声望，以及其拥有的贵族骑士都崇尚的勇武与军功，往往更能发挥作用。
罗马军团的百人队队长
因此，一个中世纪指挥官想鼓励追随者冒死战斗，他自己要敢于冲锋在前，或者至少位于主力军阵中。1214年的布汶战役，法国国王菲利普.奥古斯都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四世分别处于中军的第二阵线，且有亲兵保护，但战斗中两者都曾落马、几乎被杀。在早年与英格兰“狮心王”理查的战斗中，菲利普就被打得落入河中。
理查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指挥官之一。他懂得步兵和弓弩手的价值，能充分发挥不同兵种间的协同配合。在法国的一次围城战中，理查像大多数那个时代的指挥官一样勇猛无畏，却被敌军一支弩箭射中，几天后身亡。理查的弟弟、不能打仗的约翰继位后，疆域辽阔的安茹帝国很快就终结了。
中世纪指挥官都有尽早做出决策的压力。他们如果谨慎从事而不立即发起正面进攻，骑士文化主导的贵族会认为他们或是胆怯无能，或是夸大困难和敌人的力量，或是为迟缓甚至不采取行动找借口。
前面提到的米雷战役开战前，阿拉贡国王佩德罗被建议采取守势、用弓弩和投枪远程打击削弱敌人，佩德罗认为那不符合骑士精神，拒绝了这个建议。佩德罗之死与这个愚蠢决定有很大关系。指挥官要迅速做决定的原因还包括后勤补给困难，必须赶在骑士服役期满前，或付给雇佣兵的佣金花完前。
中世纪早中期（公元1300年之前），西欧战役中最常见的打法是骑兵正面冲锋，指挥官即使想采取复杂的协同配合战术，一般也很难做到。最高指挥官往往在开战前不久，才集结了所有军队。他并不了解手下军队的素质、骑兵与步兵的比例。骑兵里尽管会有方旗骑士那样的中层指挥官，但整支军队没有建立起清晰的指挥链条。他也没多少时间训练队伍，士兵们完全不如共同生活的罗马帝国军人那样长期训练、纪律严明，更缺乏默契和凝聚力。
中世纪当然也有不少例外，比如布汶战役中，法国骑士就比较守纪律，也有凝聚力，他们或者是法王菲利普忠实封臣手下的忠实骑士，或者是王室的家族骑士。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阿苏夫战役中，狮心王理查也能较好地指挥骑士。
菲利普和理查皆以“骑士国王”著称于史，他们对骑士的成功控制既来自其政治权威，尤其是菲利普；也因为两人亲身投入战斗符合中世纪贵族骑士对军事领袖的期望，尤其是理查。
阿苏夫战役，头戴王冠的就是狮心王
中世纪西欧虽有很多著名的野战战役，但实际上最常见的战争形式，是劫掠、突袭和破坏，围城战也不是非常多，野战战役发生的频率就更低。因此除了比武竞技外，中世纪骑士少有直接的战役交锋经验。骑士虽然靠集体冲锋形成威力，但他们推崇单打独斗的个人英雄主义，不屑于、也较少了解集体战术配合，十字军东征除外。
1264年英国的刘易斯会战既是中世纪军队组织的典型，也是一个战役上的特例。战前，指挥官莱切斯特伯爵西蒙.德.蒙特福特发现，他的军队没有统一的编制单位，没有建立起指挥链，没有任何训练和共同战斗经验。蒙特福特花了一天一夜时间整编改组，将混乱的军队按一定的规则组织成四个列阵，他亲自控制一只预备队，部署于三个主阵之后。
尽管刘易斯战役开始时，蒙特福特一方遭遇不利，但在关键时刻蒙特福特命令预备队出击，彻底打败了数量占优的敌军，最终俘虏了敌方参战的统帅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蒙德福特成为英格兰的“无冕之王”，实质性统治英国一年。古典时代名将经常运用的预备队，在中世纪西欧只有少数指挥官真正理解，蒙特福特是其中成功运用的指挥官之一。
刘易斯战役
总而言之，由于严重的地方政治分权，后勤保障和组织能力低下，军人服役期较短等因素，中世纪早中期的西欧，不能像罗马帝国以及同期的拜占庭帝国那样拥有正规常备军。骑士文化主导下的西欧野战战役，更多地依靠骑兵正面冲锋；作为最高指挥官的国王、贵族在同侪压力下，冒着生命危险投入到一线战斗，尽管他们落马、被俘和阵亡经常导致灾难性的军事和政治后果。
古典时代已经发展出来的指挥官掌控全局、拥有预备队、多兵种协同作战等战术与指挥理念，由于战争文化的改变，组织能力、战术素养和军队凝聚力的下滑，只有少数优秀的西欧指挥官才能运用实施。
当然，西欧的战术实践远非一无是处，重骑兵冲锋的高度发展，城堡防御体系的构建，以及英国长弓和欧陆的十字弩等，都是中世纪早中期对军事史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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