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
深圳特区与上海浦东新区，作为河北雄安新区的成功的“前辈”，始建于我国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都曾担负着时代赋予的重要使命。
深圳特区的开发始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
当时的中国，总体上还是一个不开放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
面对开放的、市场化的世界经济，中国要想加快发展，迫切需要开辟改革开放的“窗口”。
邓小平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国际局势，以中国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严峻现实为前提，论证了对外开放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提出以创办经济特区为突破口，发挥其改革试验田和对外开放的窗口作用，通过试点和总结经验，逐步推广到沿海港口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以及沿江、沿边和内陆地区的省会城市，从而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的战略格局。
同时，深圳的开发、开放，也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和短缺经济的背景下展开的。
当时除了几大经济特区外，全国各地仍是一片计划经济的汪洋。由于深圳毗邻香港，又有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其率先改革开放的示范效应和吸引力是无与伦比的。
推进体制改革、助推能与国际经济对话的国际大都市和经济圈的形成
浦东的开发、开放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
一方面一系列改革措施成效显著，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另一方面，“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有限改革目标，又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产生了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带来的生产、流通领域的秩序混乱，土地、房屋、资金、外汇、产权等要素领域仍是高度集中的计划主导，其供给仍然处于瓶颈状态，经济很容易出现过热和通胀等一系列新问题。
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正是按照小平同志“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思路继续深入，在我国由“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改革跨越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刻，承担了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试点和示范的重任，拉开了我国上世纪90年代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改革开放序幕。
从国际背景看，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迫切要求中国构建具有世界级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地位的大都市，代表国家与世界经济对话。当时，我国除了还在英国治理下的香港外，最具这种潜力的城市首推上海。因此，浦东开发一开始就以建设能与国际经济对话的中心城市为战略目标。
地理、地缘优势关系到一个开发区发展空间、发展环境、发展依托以及发展前景等方面的情况，是对经济特区进行比较研究时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
深圳最大的地理、地缘优势是毗邻香港，地处正在发育中的港深穗都会带上，是重要的支点和通道，加上邻近港、澳、台，可以方便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金和两种制度，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深圳是两种制度的结合部和缓冲区。
此外，深圳是以规划中的珠三角经济区为依托，是我国华南地区的重要门户。
浦东新区是位于黄浦江以东、长江口西南、紧靠上海市区的一块三角形地区，濒临东海，面对太平洋，扼长江而贯通大陆中部，处于中国“黄金海岸”与“黄金水道”的交汇处，与上海市中心外滩隔江相望。
从依托和支撑区域看，浦东有上海市作为依托，从更大的范围看，浦东有整个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流域作为依托，在我国沿海地带位置居中，南北联系方便，这些对浦东的经济腾飞均是有利条件。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捷通畅、生态环境优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现有开发程度较低，发展空间充裕，具备高起点高标准开发建设的基本条件。
作为区域经济增长极，实现自身快速增长仅是前提，最重要的是带动整个区域的快速发展。衡量该功能主要看其为所依托的中心城市乃至整个区域的快速发展做出的贡献。
珠三角的工业现代化程度和城市化程度均雄踞全国前列，区域一体化正从“小珠三角”，向“大珠三角”乃至“泛珠三角”扩展。
浦东新区是上海建设国际经济、贸易、金融、航运中心的核心功能区，极大地提升了上海在长三角乃至全国的经济龙头地位，并在长三角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经济枢纽、服务功能、金融中心、科技高地和要素配置中心等五大效应。
在浦东-上海龙头的带头作用下，长江三角洲成为全国经济、科技和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全国经济实力最强的35个城市，有10个位于长三角；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50%集中在该地区。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必将带动整个长江流域10个省（区、市）即长江经济带的开发、开放。
深圳特区、浦东新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现行试验示范区，其改革的方向、着力点，与整个中国改革的进程吻合。在探索特色发展模式的同时，也为全国积累了宝贵经验。
深圳特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区域，体制灵活，直接面向国际市场，一直居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列，创造了许多“第一”和“现代奇迹”。
2006年7月开始实施的《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创新促进条例》和《深圳经济特区循环经济促进条例》，再次以其首创性和在多项条款方面的突破意义引起国内外高度关注。
目前，深圳特区面对新形势和新挑战，又将改革的重点放在了改革机构和工作机制上，在机构建设、制度建设、法律建设等方面进行着一系列大胆的改革创新和体制探索。
2005年6月21日，国务院批准上海浦东新区为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点，使浦东再次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当前，浦东已经进入到“制度逐步定型”阶段，以“五个基本形成”为基本目标，为推动全国改革起到示范作用。
从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的发展，可以看出国家级新区承担着怎样的角色：
国家级新区不仅具有一般城市新区完整的城市功能，还关注特色经济与发展领域，成为改革创新先行先试的前沿阵地。
如自贸区是应对全球经济格局及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窗口，我国首个自贸区就落户于我国首个国家级新区浦东新区国家级新区通过发展高端、战略性功能，来发挥区域辐射带动作用，通过创新、示范、来发挥区域引领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空间战略从东部沿海优先发展到东西并重、多元化城镇空间格局演变，从开放城市向发展城镇群和经济区转变，在国土层面逐渐形成若干城镇群核心区和增长极。浦东奠定了上海在长三角乃至全国经济发展中的龙头作用，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功能已十分明显。
从“经济特区”到“国家级新区”的转变，意味着空间战略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综合全面发展的转变。
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已完成了从产业新区向综合性城市和城区的转变。相比建设初期的经济特区，国家级新区不仅是经济发展的主战场，更是宜居宜业的新城市地区，因此从建设伊始就注重产城融合和均衡发展。
从空间特征来看，国家级新区尺度大、范围广，具有多中心多组团的空间发展模式。
因此，应进一步整合和理顺产业功能区与城区的关系，合理划分 “产城单元”。在新区层面，构建组团之间完善的公 共交通、轨道交通，便捷出行。在组团层面，完善公共配套服务设施，设施布局均衡化，普惠化，层次化，设施类型多元化、特色化，营造良好的人居和创业环境，实现职住平衡。
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已成为目前城市发展的新方向和主题之一。
良好的城市生活与生态环境成为城市间竞争的重要筹码，特别是吸引高素质人才的重要条件。一方面，国家级新区的规划建设，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条件下，也承担着保护生态环境，探索低碳发展的重要使命。另一方面，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典范，国家级新区的生态建设更应将先进和探索创新做法予以推广，起到示范作用。
习近平指出，规划建设雄安新区要突出七个方面的重点任务：
一是建设绿色智慧新城，建成国际一流、绿色、现代、智慧城市。
二是打造优美生态环境，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
三是发展高端高新产业，积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培育新动能。
四是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建设优质公共设施，创建城市管理新样板。
五是构建快捷高效交通网，打造绿色交通体系。
六是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市场活力。
七是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打造扩大开放新高地和对外合作新平台。
编辑：胡睿
来源：《中国“三大增长极”发展之比较》祝尔娟、减学英
《从国家级新区战略看国家战略空间演进》吴昊天、杨郑鑫
《深圳特区与上海浦东新区的比较分析》林英陆、淘一桃、袁易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