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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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83年七月下旬的一天，父亲像往常一样，顶着炎炎烈日在湖北随县天河口公社的一条小河里打鱼。从远处看，父亲不象一位因病早退的知识分子，他瘦削的躯体在河边跑来跑去，让人感觉有些干瘪，已经挤不出汗水了。他拎起渔网，微微侧身，然后猛然旋转，同时甩开膀子，那网就在空中散开，然后轻轻落在小河里。那时物质生活虽然不丰富，但小河里还有水，也有鱼。我小时候几乎每个星期都能吃几顿小鱼儿。

父亲收网时，两手轻拉细绕，小心翼翼，盯住河面，见到黑色的鱼网中有白色的鱼儿肚在闪，他的双眼也发亮了。这时，父亲是不许我们发出声音的，好像落网的鱼儿还能跑了似的。我们都知道父亲的规矩，但那天，当他正在收网时，我大哥气喘吁吁地从河埂上跑过来，父亲停下来，缓缓直起腰。大哥把一封信递给他。父亲先把手在衣服上擦干净，才接过信，打开，扫了一眼，停了一下，又扫了一眼，然后说了一个字：走。

后来大哥告诉我，父亲三下五去二地扯起渔网，往肩膀上一甩，迈开大步就往回走——大哥说，不是“走”，是“跑”。后面的情节可能有些夸张，大哥坚持说是真的，他说，父亲一边走，小鱼儿一边从网中落在地上，活蹦乱跳……那一天我们没有鱼吃，听他这样描述，都像猫一样咂着嘴。

哦，对了，那封信是大哥骑自行车跋涉了40公里山路从随县（随州市）专门送过来的，是我的高考录取通知书。看到录取通知书，我倒没有什么兴奋，只是感觉到，父亲应该高兴了。高考，与其说是我的，还不如说是父亲的。49年前中专毕业的父亲，最大的愿望就是孩子中有上大学的。但在文革期间，这几乎成了不可能。眼看着姐姐和两个哥哥都去了中专，父亲把家族最后的希望放在我身上。

在备战高考的最后一年里，父亲从所在的公社（乡镇）来到县城，用五百块钱买了一间能摆下一张床的小房子，在门口支起煤（炭）炉子，让我每天放学回“家”，他开始照顾我的生活起居，给我做饭洗衣服。当然，父亲偶尔还会不失时机地鼓励、刺激一下我。父亲说，改变命运只有高考！我对“命运”有些冷漠，父亲又说你想到大城市，想到国外看看吗？唯一的途径就是高考！！

我看着父亲点点头，其实，父亲有所不知，我当时对大城市与国外并无概念，也没多大兴趣，真正激励我努力学习的是我感到只要考上重点大学，就有“资本”去追求几位吸引我的初中与高中女同学。我这人性成熟比较早，小学五年级就胡思乱想了。

当然，也有来自反面的刺激，那就是母亲正积极为我准备接她班这件事。这也是我们那些“吃商品粮”的落榜考生的唯一出路。还记得母亲和同事们拿起我的手，赞叹道，这手指真细长啊，太好了。听得我毛骨悚然。母亲是乡里的妇科医生（接生婆），我考不上大学的话，只能接她的班，当一名男妇科医生。这样的话，我细长的手指就能派上用场，方便在当时医疗条件下伸进女性的阴道里把孩子扯出来……

为了不当男妇科医生，为了有“资本”追到我羡慕的女孩子，我只有一个选择：考上大城市的重点大学。后来的情况是这样的：我考上了大学，等参加工作再回到家乡时，发现我暗恋的那些女孩子早就结婚生子了。唉，人生啊！如果我没考上大学的话，那第一个解开同桌女生扣子的一定是我啊，而且，我还可能为她们接生……想一下，也并不是那么难以接受嘛。

高考改变了我的一生。80年代，小河里还有鱼，大学毕业还基本上是按照成绩与在校表现实行分配，还算是公正。我毕业后进入国家机关，从上海到北京到香港，也多次出国并一路走到今天。虽然对高考有诸多不满，并把儿子送到了国外（就是为了让他不再遭受高考之虐），但高考确实是我们这种普通家庭的孩子向上的一个阶梯。

当时的高考，寄托了无数普通中国父母对孩子们孤注一掷的希望。我们的高考，就是父母们的“中国梦”。父亲看准了这点，几乎把自己全部投入到我的高考中，有时看他紧张和忙乎的样子，我怀疑参加高考的是他而不是我。父亲坚信，只有高考才能实现我的“中国梦”，只有实现了“中国梦”，才能实现“出国梦”。父亲当时还不知道，“出国梦”之后是“美国梦”。

距我的高考已经30年了，考试还是那样严格，竞争还是那样激烈，表面是考学生的，实际上每年的高考都是父母们的高考。然而，不知不觉间，高考也有了一些重要的变化，有了出国的机会，高考不是唯一的出路。对于那些考上大学的，我恭喜他们，对于那些落榜的，我要说，一切都刚刚开始，高考只是人生不起眼的一步，跨过去吧。

杨恒均的海外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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