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为王明道/前排左2/与北京基督徒會堂弟兄姊妹合影，摄于1948年。请击点图片上方蓝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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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督教记事(现当代部分·
4)
文
/
汉芮
《生命季刊》第
12
期
20世纪40年代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本更加严密地控制台湾，以图全力支持战事，开展所谓的“皇民化运动”。首先，基督教会各教团被合并成一个教团组织；接着更把各教会附属的机构，如教会医院、教会学校等都加以收编，迫使外国传教士、医生、教师纷纷离台。于是再由日籍牧师来主控各地的基督教会，达到全面控制教会的目的。其后，在政治上给教会施加压力，强迫各台湾籍的牧师参与“全台湾基督教传教师练成会”，进行“思想改造”的工作，强迫接受近乎洗脑的训练，还要求牧师和信徒参加日本的神社崇拜。[查1994]
1941年，金陵神学院开始编译《基督教历代名著》，将基督教二千年来的重要典籍名著译成中文，传教士章文新(FrancisJones)等是发起人。1942年徐宝谦主持编务，但徐于翌年因覆车遇难，工作进展颇受影响。1944年，章文新重新调整计划，约请美国神学界多人定夺编译方案﹕全部材料编为三部，第一部20卷包括自第二世纪起迄改教时期的代表作，第二部25卷包括自改教时期起至1880年左右的代表作，第三部8卷包括近代及当代的代表作，全套丛书共53卷。1946年按上述计划进行翻译。后因中国内战，工作难以推进，一部分已完成的译稿亦未能出版。1951年，编译工作在美国继续进行。1956年，《基督教历代名著》编译完成，以后陆续出版。[尼1959, 查1994, 林1982]
1942年，日军封闭了北京城内英美差会所设立的教会。4月，在日军控制之下，“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成立。王明道不愿意委曲求存，“不甘心作犹大的门徒”，拒绝参加联合促进会。10月，“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改组为“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日本人劝诱王明道出面领导教团，遭到他坚决的拒绝。他陈述了他的信仰、他的主张、他的使命，以及他绝不参加教团的原因后，当面回答说﹕“我为了顺服我所事奉的神，为持守我所信的真理，绝不服从任何人所发违背神旨的命令。我已经准备付任何代价作任何牺牲，绝不改变我今日的主张。叫我和我所牧养的教会加入教团，是绝对办不到的。”王明道因神的保守而得胜了。[王1985, 林1982]
1943年，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宣告废止。[艾1988]
1943年，吴耀宗发表《没有人看见过上帝》一书。在接受了反宗教的社会科学理论之后，他试图把唯物论同宗教信仰打成一片。对基督信仰，有“基要派”和“现代派”之分。基要派坚信圣经的每一个字都是神所默示的；而现代派则主张用“科学态度”、“历史方法”去批评洗刷传统基督教信仰，因此又被称为“不信派”。即使是“不信派”也仍把唯物论看成是与信仰对立的营垒。但吴耀宗比“不信派”走得更远，竟然发现基督教和唯物论并不冲突，非但不冲突，而且还可以互补。《没有人看见过上帝》便阐述了他“独创的理论”。[朱1994]
1944年，“中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在赵君影的领导下成立，该会把学生工作的重点放在传福音和栽培灵性的工作上。次年8月，在重庆举办第一届学生夏令会，这次聚会使许多学生得到灵命的复兴，滕近辉、陈终道等16位学生献身全职事奉。1947年夏，第二届全国大专基督徒夏令会在南京举行，与会者约400人，献身于传福音工作者100余人。[吴1987, 林1982]
1945年，抗战胜利。罗马教皇要求中国天主教“更加中国化”。青岛教区主教田耕莘被任命为枢机主教(红衣主教)。这是自明末天主教传入中国350年以来，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天主教徒中第一个任此教职的人。教皇在通谕中指出﹕“中华民族从远古时代已享有灿然的历史，它的历史，它的文物制度，早已为亚洲民族的杰出者。后来福音的光明既煦照了中华民族，福音的光明素来远远超过世俗的智慧，中华的人民更能‘明明德’了。他们既可修行基督的道德，则对于自己的人伦，越加可以完善，可以健全了。”[顾1996, 谢1971]
1945年，台湾光复。台湾日据时期的组合教会解体，再度恢复原来的教团，收回教产恢复聚会礼拜，又恢复神学院校。昔日所经营的医院和学校也被收回，恢复正常的运作。此时教会信徒是台湾社会中安定和发展的主力，多有从事医生、律师、商人、官员、教授、教师乃至民意代表等行业者。[查1994]
1945年后，西方各基督教国家又透过昔日的海外宣教团体，差派大批宣教士来华。在对日战争中被拘留在中国大陆各集中营的老宣教士们，出狱重获自由后，除极少数因健康原因返回母国外，纷纷重返昔日的工场，继续未竟的事业。很短时间内，宣教士人数恢复到战前的水平，重建教堂，重振教会，召聚信徒。中国基督徒领袖，无论是牧师或平信徒，开拓新教会的使命感都相当的强，他们因经历苦难的洗礼，对生命的看法也益趋成熟，勉力宣扬教义于各地，归依的同胞急速增加起来。这期间表现杰出的传道者，有王明道、倪柝声、计志文、陈崇桂、王载、王峙、贾玉铭、杨绍唐、鲍哲庆、敬奠瀛、赵世光、赵君影等。[查1994]
1946年，上海灵粮堂的创立人赵世光组织“世界灵粮布道会”，开展海外宣教工作。[赵1997]
1946年，文字宣教事业急速发展，仅圣经公会印行的中文圣经在本年就分送300万本，其它教会书局与出版社，也配合战后的广大需要，出版了数量极多的书籍，从神学思想、教会历史、解经书、讲道集、诗歌集乃至福音单张，各类图书的出版与销售量远超过战前的最高记录。[查1994]
1946年，罗马教皇宣布在中国建立“圣统制”，在全国设立20个教省，每个教省有一位总主教，把以前的代牧制改为主教制。[顾1999]
1946年，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发起“三年奋进运动”，口号是“一切为了基督，基督为了一切”。[顾1996, 李1998]
1947年，教会设立的大、中学校在战后全面复校，由大后方迁返原校复课，各校很快进入正规。是年各教会大学招生时，申请入学者逾11万人，远远超出各校可能容纳人数的数倍。各教派设立的神学院也在战后全面复校上课，积极培育新一代的教会工人，这一时期入校的神学生除数量增加外，素质也有提高，其中有许多大专毕业的献身者。[查1994]
1947年，由于国共内战，大陆地区的各色人士纷纷渡海来台。大陆来的基督徒由于不谙闽南语，遂成立使用国语的教会，聚会敬拜。国语教会与台语教会日后成为台湾基督教会中的两大系统。1948年，台湾新教基督徒人数为5.1万人，牧师80人，教堂181所，神学院2所。[查1994]
1948年，王明道牧养的基督徒会堂聚会的人数空前众多，1949年底聚会人数约七八百人。基督徒会堂自1937年成立以来，虽经过抗战时期日本人的胁迫，终能化险为夷；在国共内战期间，也有平稳的发展。他接纳信徒的方法非常严格，“在未曾清楚知道一个人有真实悔改、信主、得救的经验以前，我们绝不允许他受浸”。从1933年到1949年12月，全部受浸的只不过570余人。[林1982, 顾1999]
1948年10月，长诗《献给无名的传道人》写成并广为传抄，1949年4月由上海基督徒学联会出版。此诗描绘了许多无名传道人艰辛而佳美的脚踪，对后来许多献身传道者有重大影响。
1949
年
7
月，远东广播公司的良友电台从菲律宾马尼拉向中国大陆播送第一个福音节目。这项事工的发起人之一是美国基督徒鲍曼
(Robert Bowman)
。鲍曼是三、四十年代风行美国的“安憩避难所”
(Haven of Rest)
四重唱的成员，他们通过电台广播或巡回演出的音乐布道使很多人信主。他由此知道无线广播对传福音的价值。
1945
年底，鲍曼兄弟和几位同工在加州成立远东广播公司，立志“借广播传基督到地极”，开展向普世广播福音的事工。
[
远
1999]
1949
年，基督教新教信徒由
1936
年的
53
万
6
千人增长到
83
万
5
千人，教会从
1946
年的
5
千
8
百余所增加到
6
千
5
百余所。同年，全国天主教教会
1
万
4
千
7
百余所，信徒
256
万余人。
[
顾
1996,
李
1998]
本文为系列文章，请参阅：
中国基督教记事(现当代部分·1)
1911-20: 为什么中国知识界要群起而反对基督教？
中国基督教记事(现当代部分·2)
1924年8月,王明道在一次聚会中怒不可遏……
中国基督教记事(现当代部分·3)
教会史: 1930年代，70%的医院是教会办的！
汉芮
来自中国大陆，现居北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