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共同体系列文章：
谈谈共同体[1]：无中生有的概念？ - 地图、地理与区域 - 知乎专栏
谈谈共同体[2]：互联网与史书 - 地图、地理与区域 - 知乎专栏
谈谈共同体[3]：农村共同体的瓦解与复兴 - 地图、地理与区域 - 知乎专栏
谈谈共同体[4]：城市，身边的共同体生活 - 地图、地理与区域 - 知乎专栏
贺雪峰先生在《新乡土中国》中有几篇文章，比如《村庄共同体》、《权力网络》，在其中，他认为中国的许多村庄就是一个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大家对于谁是村里人，谁都干了什么一清二楚，正如之前提到的碎语闲言式的公众舆论成为这个共同体中道德的约束。这个共同体通过宗教信仰、相互关系、亲戚纽带以及是非标准等把人凝聚起来。共同体中的某些人由于社会地位、威望、荣誉以及精英身份，成为这个共同体的“头目”。代表行使共同体的意志。这些是早熟的中国乡土社会中传承了上千年的社会结构。
变味
解放以后，土改为代表的政治运动轮番冲击了中国农村，之前的共同体式的村庄变了味，党支部下乡，使得这个共同体已经不单纯是内部组织起来的统一体。一定程度上国家政权，至少是地方政权进入了这个共同体，共同体的个体与外面的权力联系在了一起。但是需要指出来的是，由于人民公社等组织架构的存在，这样的共同体依然保留着凝聚、保护村民的作用。
瓦解
真正带来冲击的是改革开放，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的主体就是广大的农民工。他们从原有的共同体中走了出来，虽然也没有融入到城市之中，但是对于农村的共同体来说，大量人口外流已经破坏了其完整性。在安徽、四川、河南、贵州、湖南、湖北、江西、东北这些中西部的外迁人口大省和地区，许多村已经没有了共同体的特征：人口变成了“996138”部队，青壮年早已不在村里生活，村庄集体生活在缺乏了年轻人的情况下已经很难聚的起来，一些公共服务不可能也不会再由村里提供，比如修图书室、健身器材，做工没有年轻人出力，完工了也没有足够的人使用。上级定期和不定期的拨款成为村集体和公共服务为生的主要方式。农业税取消后，主要负责收税的村集体变得无事可做，一些村庄的职能不得不上移到乡镇或县，个体已经不再与村而是直接与上级政权发生联系。“原子化”的村庄取代了这些地区原有的村庄共同体。这样的情况下，村民之间的联系变得功利、算计起来。请人做饭、种地、参加红白喜事都是要用钱来开路的。当传统道德崩溃、法律制度和意识还没有进入中国农村的时期里，原子化的中国农村很快暴露在理性算计之中，金钱或者收益成为维系村民关系的工具。去年在东北旅行中，和一位村干部聊天，他抱怨说现在做事情非常难，一是没有钱干不动，二是村民们也不听村干部的话。修一条路让大家拿钱，大家都不愿意掏钱，因为一旦一个人不拿钱，其他人知道了都会这样做。而且很多人已经不把村集体生活放在眼里了。许多人子女在城里买房，随时可以一走了之。村庄环境虽然不好，倒也不愿意付出成本去改善，将就着过。而村集体本身现在也成为了地方政权的一个分支：在吉林某地，县财政每年给每个行政村拨款5到10万，以支付村干部工资和维持日常的村集体运转。政权下乡伴随着农村原子化一起重塑了中国农村社会。
原子化的农村多出现在中西部地区，而这里毕竟是中国农业的重心所在，但却也是传统农村社会被冲击最严重的地方。相反，广东、福建、江西南部等地却由于强大的宗族势力的存在，农村社会格局反而保留了下来。宗族甚至成为农村发展的优势所在，北大潘维教授在《农民与市场》主要的观点就是：强大的村集体力量是有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的，有利于凝聚农村的力量，使得其拥有的乡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存活并壮大。他列举了苏南、珠三角、闽南、温州等地，以及少数北方的农村（比如南街村）。这些村多位于传统宗族力量占据绝对上风的东南沿海，普遍拥有非常强大的村集体力量。7月份在漳州、厦门一带旅行，发现闽南的村庄里基本上一个家族就有一座祠堂，村里也会修建村史馆等加深村民认同的设施；在广东，村庄盖起了文化楼，大家在里面打牌、看戏。欣赏布袋戏、听粤剧、打桥牌，东南沿海村庄生活远比内地丰富。长三角地区虽然不见众多的祠堂，但是通过与村干部的聊天，发现这里的村集体拥有村庄中绝对的话语权，土地流转得先经过村集体同意，村集体负责村庄公共服务，而村民也乐于听从村集体的安排，这有种非常明显的共同体特征。东南沿海的一些村集体年收入可达5000万元，而内地许多村，别说收入了，就连村集体都已经荡然无存。
广东某地村民捐戏金的横幅：
广东某村文化楼：
复兴
最近走访了安徽中部的农村，发现许多村在修祠堂，同时开始重视起修族谱等活动，村民对于共同祖宗的认同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安徽本来是外迁人口大省，原子化的问题亦颇为严重。由于靠近长三角，安徽农村很多村民都跑到上海、南京、杭州打工，不少人干脆就在这些城市定居下来，除了在过年时候回家上坟、看老人，平日里基本上不会回家，只留下老人守着房子。然而这几年，一些在外地富裕起来的村民带头出资，大伙儿集资修建起高大的祠堂，并组织起大家来修族谱。编谱在安徽地区不算罕见，但是祠堂在安徽农村并不是特别的常见。许多村在村口拉出横幅，昭告外界，本村在修族谱、盖祠堂，一些祠堂修的好似壮观的堡垒，貌似是要保护后代们，在村外道路看着特别惹人注目。同样的，在去广东的路上，有机会去湖南中南部的衡阳、郴州一带驻足。发现与这里与安徽一样，许多村庄近年来修建了非常漂亮祠堂，并常年保持着香火。安徽人、湖南人祖上很多都是江西迁去的，也就是瓦屑坝移民的后裔。这些移民保留了一些江西地区浓厚的宗族认同。而近年来，皖人、湘人等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去东南沿海务工，经济实力提升，同时也受到当地宗族氛围的影响，一些富裕的村民非常热衷于成为家乡的杰出乡贤，带头修祠堂、族谱很大程度上彰显了自己的地位。如同当年南洋的华侨领袖一样。有了意见领袖，大家用一个声音说话，意味着把分散的村民统一了起来。这些“共同体”的领袖会去帮村民打官司、请律师，帮助家庭条件较差的孩子完成学业。近年来的中国农村，经过多年的迷失，似乎传统的共同体恢复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