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林
,你会深切地意识到,自从布鲁诺·瓦尔特
(Bruno Walter)
在1920年代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马勒的第五交响曲以来,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卡拉扬在1978年所看到的世界以及他指挥下的马勒。这场演出充满着力量,它让我产生卡拉扬本质上(不仅仅是在某些场合)是一位卓越的管弦乐打磨者这一奇妙的观点。仅仅是几把大提琴,一个安静的小号或是温柔而绅士的双簧管,便足以打开无限的想象空间。倚靠在柏林墙的阴影下聆听这一切,马勒的音乐似乎不是在讲述即将到来的混乱,而是在讲述一种既成事实的悲剧。对我来说,马勒天才的地方在于其音乐像变色龙一样,能够吸收时代的色彩——这一点至今仍令人惊叹。至于第二乐章高潮部分的宏伟合唱,更是显现出壮丽的辉煌,就像卡拉扬指挥的《女武神》第一幕的结尾,或者是布鲁克纳的第八交响曲的高潮部份。在这一刻,整个爱乐乐团无论被赞誉到何种程度,我个人都不会感到惊讶。以下采访内容发生于
马勒第五交响曲音乐会演出的下午。
RO=Richard Osborne
HK=卡拉扬
RO:卡拉扬先生,您与柏林爱乐乐团的第一场音乐会是您音乐生涯的一个转折点,这样说对吗?
HK:我与他们合作的第一场音乐会是在1937年,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这正是我想要的,也是我最能表达自己的地方。当富特文格勒(Furtwängler)被解职后,乐团邀请我担任首席指挥的职位,我说我会为这个管弦乐队倾尽所有,但作为回报,我必须要求它能够伴随我终生。我经常看到一个城市或管弦乐队的管理层以心血来潮地决定“改革”。如果我把自己的全部交给这个管弦乐队,那么就不能允许有人一接到通知就把我赶出去。
RO:管弦乐队在战后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期,而您本人也在一个转型时期接手了乐团,但等到20世纪60年代初,这个乐团似乎已经重生了。
HK:当我接手的时候,我很清楚自己的不足之处,正如你所说,这是一个过渡时期,许多成员都临近退休。我们花了六年的时间使乐团又重新变得年轻化。从一开始,我就要求乐团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有着非凡的音乐才能,所以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这些成员。起初,我不能把这么多的时间投入到乐团中,但现在,23年后,我可以说,除了暑假,我离开乐团的时间不会超过两周。我们的工作内容包括音乐会、电影以及录制唱片,一次工作八到十天。每次我们总能带着极大的喜悦投入工作。
RO:我知道你非常注重节奏的准确性并能长时间对节奏进行稳定控制,而且你经常担心关于节奏教学的不足。
你用电脑进行了测试是吗?
HK:那是在多特蒙德的科学研究所。他们有一架钢琴,与电脑相连,用来精准测量音符之间的距离。例如,在1指和3指的转换中,一些钢琴家似乎变得更快,另一些则更慢。他们给了我一个节拍器和一个主题,可以用越来越快的音符时值来演奏:三连音、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等等。我知道管弦乐队在看到很多黑色音符时,通常会快速的跑动起来,且往往无法回到最初的节奏上。我想,在整个测试中我犯了2%或3%的错误。所以他们说,“冯·卡拉扬先生的大脑里显然有一台计算机!”但那不是电脑,是我用节拍器训练的,此外我还会进行自我测试,我可以一边在120的速度走路,一边在105速度上唱歌。所以如果你现在让我唱105速度,我是能做到的。但凡做错了,我的整个身体都能立刻感受到。在管弦乐队中,如果独奏曲慢一点或快一点,我马上就能感觉出来,因为这会让我很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