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冰：字体背后是意识形态，中国字塑造了中国人

徐冰：被中国字塑造的中国性格

徐冰，1955年生于重庆，中国著名艺术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9年获得美国文化界最高奖麦克•阿瑟奖， 2007年获得美国版画艺术终身成就奖，2015年荣获美国国务院AIE艺术勋章。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伦敦大英博物馆等各大收藏机构收藏。曾在活字文化出版《我的真文字》。

邱志杰，1969年生于福建漳州，著名艺术家、策展人，现任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代表作有“马达加斯加的首都在哪里？”“世界地图计划”等。

7月15日，为纪念“新文学”一百周年，由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师范大学、山东艺术学院联合主办，由北京玉泉书院承办的“墨写新文学——欧阳江河、于明诠书法展”在现代文学馆开幕。

本次展览集中展出了欧阳江河、于明诠两位诗人、书法家近百幅作品。展出作品内容包含鲁迅、胡适、萧红、汪曾祺等老一辈文学家的作品摘录或经典文句，也包括一些当代文学家小说、诗歌的精彩片段。

欧阳江河行书四条屏

我是艺术家，不是搞理论的，是实践者。在我看来，书写有两方面，一个涉及文字的外形，另外涉及文字作为表达功能这部分的内容。汉字有另外一部分的功能是我比较感兴趣的，我称它为汉字的外包装部分，这就是说汉字除了功能性的部分，还有字体形状的这部分。我总觉得汉字有点像点心，点心是它的实质，是它的表达功能，是它的世俗功能，或者说是它被使用的功能，而点心的包装盒是不被消费的，但在我看来这部分是更具有文化含义的。

比如说中国字体的设计，实际上有非常多的社会含义和政治含义，比如宋体字，其实是从过去的楷体演变过来的，核心来自于颜真卿非常正的书法。它来自于这样的一个体系，实际上表现了中华民族这样一种正派之气。

话说回来，所谓宋体不是某一个人设计出来的，从宋代的刻工开始，为了把楷体转换成方便刻印的字体而从宋到明清，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字体。这种字体带有公共性，或者说是普遍性格。各种各样的字体设计，其实都在这个核心上。比如重要的字体就要用黑体，或者说重要的社论的标题都是黑体，而正文就要用宋体，一般性的文章用楷体来排版，文艺、副刊、散文等都用仿宋体。实际上各种各样的字体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严格规定，必须要符合一个意识形态的标准。

在今天，黑体慢慢演变成了一种等线体，在“苹果”产品中，最流行的字体和最希望大家认知的、字体的选择上，其实都是等线体，为什么？因为等线体是最民主的字体，它没有太多的性格，而是最容易辨识的字体，其实它的前身是黑体。

于明诠作品

我是想说，我们今天字体的设计，或者说我们对字体的使用，实际上与宋体、与楷体，而楷体又与传统书法之间有这样的联系。虽然我们大部分人现在已经不写书法了，但今天的书写方式，我们所选择的字体，其实都与传统书法之间有内在的联系。

对于书法风格的喜好和对于不同字体的选择、判断、决定，其实都反映了你的文化态度。比如今天很多年轻人的设计，故意选择那种非常幼稚的字体，或者说像儿童的字体，或者像卡通漫画的字体，这里面透露了什么呢？是对于传统的书法美感要求的反叛，是想通过这样的字体选择来表达对新思想、新时尚追求的态度。

我们也可以说这跟新文学也是有关系的，比如在“新星”期间，或者是在《今天》期间，当时芒克这些人手抄的诗歌，都爱使用一种特别的，像儿童的字体，或者说一种调皮的字体。实际上这种字体的选择和使用，背后也反映了这一代诗人和文学家对传统的态度，就是要和传统的审美、传统要求拉开距离。

我刚才说的这些，其实是想说这个书法展览的意义，欧阳江河先生和于明诠先生用这么传统的中国书法抄写新文学，这里面就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态度支撑。它表达了这一代新文学的文学家们的一个态度：我们是新文学，但我们的新文学与中国的传统之间有一种非常内在的脱不出干系的内在关联，这种态度和五四以来新文学的起源和主体态度，其实是一种向背的态度。

为什么这样说呢？实际上中国的文学，不管是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和五四以后的新文学，或者是汉字的文学，实际上都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实在太密切的纠结在一起的关系。而中国的这种文化传统与中国特殊的汉字书写之间，又有实在太密切和太深层的扭结在一起的关系。

下面我想谈中国汉字书写的特殊性与中国人性格的关系，及其由此而导致的与中国文化性格、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我总觉得中国人的哲学、中国人的思维、中国人的工作方法都与我们的汉字书写是分不开的。今天的中国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我们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中国汉字书写的特殊性极大地影响了我们文化性格和工作方法。

中国汉字实际上起源于象形，中国汉字的象形虽然到今天发展成了表意的书写体系，但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图案化的形象，这种图案化和中国书写的结构，每一个字的结构里面充满了中国哲学和中国的文明方法，甚至与我们的人种有关。为什么这么说？其实最早的时候，人类书写的起源很多都与象形有关系，但很多文字的书写体系没法继续发展象形和符号化的体系，因为发音不一样。绝大部分的人种发音都是黏着语系，说话都是一串一串的，由后面音的变化而决定了前面这个词的性质。唯独中国人是单音节发音，它不由后面的音的变化而决定一个词的性质，所以只有中国发音的体系，使得象形体系一直沿用到今天，而且成为一个巨大的文字体系。

就是因为中国汉字书写的特殊性，极大地影响了我们的民族性格，而且影响了我们的所谓汉字书写和文学。我一直在看前秦才女苏慧的《璇玑图》，我琢磨它是一种最汉语的写作，虽然它在文学史上可能不一定有一个适合的或者是重要的位置，但我觉得它是最汉语的写作。为什么？因为它可以把不同的人最后解读出来好几百首诗，或者是上千首诗，呈现在这么一个七寸的文字绣片上。为什么说它是最汉语的写作？或者说它是最有中国写作性质的写作？因为只有中国字，由于它的整齐和它方块字的性质，可以让它有这种整齐的，像一个棋盘一样的布阵的关系。其实这也决定了我们的古诗词的整齐，也决定了我们对联的整齐，也决定了我们四字成语的整齐。拼音文字没有整齐感，这真的是我们汉语写作非常大的特点，它也影响了我们的思维。

中国文字里面的象形因素使得每一个字都是一个故事，这和我们的文学写作又有关系，每一个汉字所承载的故事内容，在写作中起着极大的作用。比如一个寒冷的“寒”字，本身就是一个故事。它的宝盖是一个房顶，两面的这个是草，中间的这些最早就是一个人，象形文字的人，下面的两点就是甲骨文冰裂文，就像我名字中“冰”字的两点，一个人在一个寒冷的屋子里被草裹着，地上全是冰。我们的作家用一个“寒”字在诗歌里，里面的含义和内容与这个字形之间的关系、与意义相互的铺垫是极其有关系的。不管是古代文学还是当代文学，它都是被这样的一个文化特性所笼罩的文化创造。

当然，我们汉字的书写也影响了中国人的工作方法和创作方法。中国书法讲笔笔相生。我第一笔写在哪儿；第二笔到底往哪儿写，是由第一笔的位置来决定的；第三笔到底怎么写怎么运笔是由前两笔的感觉和位置决定的；而最后一笔也是最重要的，它是调整整个字平衡的。这就是中国的哲学，最后培养中国人的思维——特别善于根据一个临时的条件来决定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想说的是，两位先生的书法展览的意义不只是给书法界书写提供了新的内容，而在于找到新文学创作真正的内在的推动力和真正的滋养来自于哪里——它来自于我们中国汉字书写的体系。

本文原载于20170801《北京青年报》B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