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它会以独特的内涵载入中国商业史册。
这一年，阿里和腾讯的市值或许会冲击4000亿美元，它们都已成为世界十大市值的公司。
这一年，中国商界更关心的是——万科大结局，万达大变局，乐视大困局，安邦大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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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万达、乐视、安邦这些企业各有各的困境，但共同面临着一个更大的挑战，就是大环境的改变：
从新常态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要从粗放向集约、从简单分工向复杂分工演进。
在这种大趋势下，
企业要变，从做大优先到做强优先，从做快优先到做稳优先，而更重要的，是进行结构性的变迁。比如
万科在从住宅开发商向城市配套服务提供商转型，
郁亮押注的是中国“深度城市化”，
万达选择“去地产化”，向服务业、轻资产、新兴行业方向转型，
而王健林押注的是中国的消费及其升级。
在整个政策环境、金融环境、产业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时候，考验一个企业的素质，其关键已经不是如何通过管理创新来提升效率，寻求边际改善，而是能不能洞察结构性变迁的大趋势，推动结构变革，并与自身的资源禀赋和能力相匹配。
大变迁也是大洗牌，注定有痛苦、矛盾和淘汰。
这个炎热的7月，对不少企业是严冬。如果习惯了高杠杆支持下的野蛮粗放生长，那么可能今后永远都是冬天。
作 者 | 秦朔
来 源 | 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
回望
时光永在流淌，但有时平缓，有时激昂，有时迂回，有时掀起滔天巨浪。
回望最近30多年的中国商业文明史，我最偏爱的是这样一些年份：
1984，联想、万科诞生，张瑞敏走进了青岛电冰箱厂；
1988，平安、华为生于深圳；
1992，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暂行条例出台，以泰康陈东升为代表的“92派”应运而生；
1999，阿里、携程诞生，腾讯、新浪、百度都在这年之前或之后的一两个月内诞生；
2010，移动互联网萌动，小米、美团出生。
写下这些名字也是在表达一种商业价值观——
我更偏爱企业家的企业，那些在阳光下看得清清楚楚、主要依靠创新和管理创造价值、高度重视公司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的现代企业。
企业家不是一种身家（富豪不等于企业家），不是一种身份（某某董事长或总经理），而是一种永远追求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和更好的顾客体验的精神状态。企业家是一种精神。
套利的机敏，把握资产升值的眼光，敢于下注的冒险精神，穿梭于官员前后的资源整合能力——这些素质也会在一些特定条件和特定环境中造就火箭般的财富奇迹；但谁能走得长远？是那些追求永续经营的企业家，那些在创新进取的同时，总是有着对规则和法度的敬畏、对风险的控制、对无所不能的扩张欲望的节制、对团队、机制和文化都重视的企业家。
他们知道自己有“做什么的自由”，也时刻不忘自己还有“不做什么的约束”。
这些企业家，有的在富豪榜上，有的和富豪榜没有关系。但他们创造的企业，却构成了中国现代公司中最闪亮的那些名字。
在新鲜出炉的2017年财富500强中，平安、华为、万科、腾讯都来自深圳。按照净资产收益率排名，115家中国公司中排位最高的是华为、美的、腾讯、吉利和万科，深圳占了3家。
我在2006年所写的《20世纪看外商，21世纪看华商》一文中预言，
深圳企业将在未来的全球商业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当时的判断是：“以20年为一个尺度，以公司竞争力为评价标准的话，深圳群落才更是我们环视中国后最应该关注的。……它们基本上都是公众公司，财富不集于个人或家族，也不是产权不明晰的传统国企；它们的文化背景是移民文化，是开放文化；它们毗邻海外，喜欢和全球标准相对照，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它们有优秀的企业家才能，同时兼具良好的团队和公司文化；它们生于深圳，但是疆域在全国乃至全球；它们的创始人对于技术的乐趣和事业的热爱，胜过对个人财富积累的欲望；它们大都坚持专业化的战略，不断提高管理能力、创新能力和企业核心竞争力。……在深圳群落中，传统华商身上一些不良的基因——财富最大化、思维贸易化、在商不言商、人治化与短期化行为流行——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清除，而诚信踏实、在商言商、价值创新的新基因则深深扎根。这些新的基因，包含着中国企业在21世纪成为世界级企业的希望。”
11年前深圳还没有一家世界500强，但我坚信深圳这批现代企业代表着中国企业的前进方向。以30年为一个尺度——万科33年，平安和华为明年30年，事实是最好的说明，
那些坚持商业文明道路的企业总是能够不辜负社会期待，令人放心和尊重。
四个公司四种局
2017年，它会以独特的内涵载入中国商业史册。
这一年，阿里和腾讯的市值或许会冲击4000亿美元，它们都已成为世界十大市值的公司。
这一年，中国商界更关心的是——万科大结局，万达大变局，乐视大困局，安邦大险局！多少个头条啊！
万科大结局
长达两年的万科股权和控制权之争结束，6月30日，新一届董事会产生，11名董事中的7名非独立董事，深圳地铁和万科管理层各占3名，形成主导。王石告别董事会，郁亮接棒。王石最后说，
我给万科选择了一个行业，房地产；确定了一个制度，就是规范，就是透明，就是依靠团队；我说过我成功的时候就是万科不再需要王石的时候，我很欣慰，万科真正稳定的黄金发展期才开始。
万达大变局
7月19日，万达商业、融创集团、富力地产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万达将77个酒店转让给富力，将13个文旅项目转让给融创。在637.5亿的资产大出让之后，王健林表态，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把主要投资放在国内。他说，
企业发展总要顺势而为，去杠杆、降负债不仅是国家政策，企业尤其是大企业更应该积极行动起来。
安邦大险局
6月13日，安邦集团公告称，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吴小晖先生因个人原因暂不能履职，已授权集团相关高管代为履行职务。仅仅一年前，主要依靠万能险的狂飙突进，安邦人寿的总保费规模甚至超越平安人寿，位居寿险行业第二。短短一年后，安邦的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从1月的852.58亿元狂跌至5600多万元。
乐视大困局
乐视体系的财务危机和信用危机不断深化，贾跃亭辞去乐视网一切职务。7月21日，在以电话会议形式召开的乐视网董事会上，孙宏斌当选为乐视网董事长。乐视网发布的上半年度业绩预告，预亏约6.4亿元，而去年同期还盈利2.84亿元，2010年上市后更一直给市场“画”出一条近乎美妙的持续增长曲线。无论未来如何给这家“网红型公司”定性，乐视危机已经给“颠覆”、“梦想”、“生态”这些词语蒙上了阴影，新的创业者再这么讲PPT，收获的更多是质疑。
用概念创造高估值，这个时代结束了。
每个企业都会遇到挑战，但性质并不相同。今天，
万科的挑战是，如何在保持过去优势和无形资产的基础上做得更好；万达的挑战是，如何尽快与一部分的过去进行切割，然后重新出发；乐视的挑战是，疯狂编织的梦想无人埋单后，还能不能重建信用；安邦的挑战是，不知道公司创始人何时能再次站在自由的蓝天下。
请商学院研究一下2017年夏天的这四个案例吧。为什么万科管理层的声音政府愿意知道？为什么万达廉价处置资产的心痛只有自己知道？为什么安邦的神秘无人知道？为什么贾跃亭因屡屡失信已让人不想再知道？
有的企业，像平安、华为、万科，企业家为了企业而存在；有的企业，富豪型的企业，企业为了富豪而存在；有人觉得，只要有梦想企业就应该存在；有人认为，某些政策就应该因我的特殊背景而存在。
有什么因，结什么果。是什么因，现什么形。
万达变局解析
接下来，重点说一下曾雄踞中国首富榜多年的王健林。
在人们心目中，从1989年下海经商起，28年间王健林主要在买，在全国乃至全球买土地等资产，或开发销售，或持有运营，或作为长期投资。有失败的，但总体是大赢家。这一次他是大卖家，卖的规模如此之大，速度如此之快，谈判如此快刀斩乱麻，给人一种不得不做、又坚决要做的印象。
不得不做，似乎是短期的急迫压力所致。坚决要做，则是长期战略选择使然。
先说短期压力。最近一周搜索公开报道，压力从三个地方浮现出来：
一是，监管部门突然要求对万达境外投资所涉及的并购贷款、内保外贷等业务进行核查分析，严控一些境外投资项目的融资。
（注：内保外贷是指境内银行为境内企业在境外注册的附属企业或参股投资企业提供担保，由境外银行给境外投资企业发放相应贷款）
二是，万达商业私有化时募资的对赌压力。
万达商业2014年12月在香港上市，因估值低和融资能力受限，2016年9月退市，退市总代价为345亿港元左右，由9家机构完成。根据协议，如果退市满2年或2018年8月31日前未能实现在境内主板市场上市的目标，万达集团以每年12%的单利向A类（境外）投资人回购全部股权，以每年10%的单利向B类（境内）投资人回购全部股权。目前看，预期的目标要实现存在压力，那就意味着要支付一大笔资金回购万达商业股权。
三是，马来西亚大马城项目的复杂性。
大马城原址是吉隆坡市中心一座占地200万平方米、闲置了20年的空军机场，2015年全球竞标，要建设总建筑面积约840万平方米的吉隆坡交通枢纽和国际经济中心。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和马来西亚依海控股集团组成的联营体中标。但2017年5月3日，马来西亚财政部下属企业发表声明，称联营体未能满足2015年所达成协议项下的标准，大马城的股权销售协议失效。按原协议，联营体占大马城权益的60%。该声明还称，马来西亚财政部现将保留所涉地块的所有权，并开始寻找其他有意向的潜在开发商。而中马联营体随后发布的公告则表示，马方公司单方面的宣布违反了双方协议条件，他们对此保留一切权利，并称联营体公司拥有足够的资金和能力确保大马城发展顺利。
5月9日，媒体传出消息，万达集团正与马来西亚当局洽谈开发大马城，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希望在5月14-15日访问北京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与万达完成签约。但到了6月23日，马来西亚财政部再次公开招标“马来西亚城发展计划”（即大马城），声明说，参与投标的公司或联营企业必须符合财政部三项标准——《财富》世界500强公司、过去三年在房地产和相关业务累积的生产收入不少于500亿林吉特（1林吉特相当于1.58人民币元），以及拥有开发国际房地产项目的经验。
大马城重新招标，而不是和万达签约，说明双方合作已经搁浅。王健林的最新表态“把主要投资放在国内”，也意味着他不会再投资此类大项目。万达为何介入又退出，和中铁之间是何关系（中铁也是万达商业私有化的9家机构之一），不得而知。至于中铁参加的联营体能否重启大马城，既取决于中铁的意愿，也取决于政府的态度。
如所周知，万达最近出让资产是为救急。急从何来？我认为，“急病”是过去数年很多因素叠加、积累到一定程度突然爆发的。这些因素既包括万达在境外投资扩张力度太猛、指标性太强、杠杆较高，也包括“中国首富”不断上头条的效应，最后，很可能是围绕大马城的博弈，成了形势急转直下的导火索。
要理解今天中国商业的很多深层次复杂问题，有一把钥匙，那就是读懂王健林的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