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方流芳】徐显明：“我希望继续和你做同事”

徐显明：我们认识比较早。那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在山东大学工作期间。佟柔的学生里有两个杰出代表，一位是王利明，另一位就是方流芳。我们基本上属于同龄人，受聘教授和副教授的时间也大致相当，那个时期成名的学者之间彼此都比较了解。我做山大法学院院长时，对于如何管理法学院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第一就是一定要有能力聘请若干比自己水平更高，但与自己志同道合并愿意和自己一起工作的人。方流芳就是我心目中合适的人选之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代表作《公司词义考》，2000年发表在《中外法学》上。

徐显明：在法大当校长时，有三个场合我都会去讲话，那就是新生入学、毕业典礼、新教师入职。我记不清是什么时候讲的了，我说方流芳是教师中的杰出代表，是政法大学的学术良心，代表着一股清流。当年学校的老教授们都面临或已经退休，所以我们推出了终身教授和一级教授制度，方流芳被聘为一级教授。

徐显明：这是中国政法大学从乱到治、从危局到破局的关键一步。这不仅要引进人才，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明确一个大学的使命，一个大学的价值观。学者要保持适度的清贫，这是我一贯的主张。在山东大学的时候，我就这样倡导。到了政法大学来以后，我的这个倡导首先得到了方流芳的响应。那个时候中国政法大学一部分教师不上课、乱调课是很普遍的现象。我们是正规的法学教育。那时一些所谓的法大名师，不是站在我们学生的课堂上，而是站在自考班、培训班的课堂上。

在我去往法大本科生部所在地昌平区时，一路上光见到挂着"中国政法大学"牌子的建筑就有五六处。有的新生来法大报到，从政法大学车站下车后就奔着经济法系办的自考部去了，因为这个建筑门厅的楼檐上赫然挂着写有“中国政法大学欢迎你”“报到处”等字样的横幅。甚至有个学生在某个自考班上了一年的课，才知道自己上了一个校外班，而不是真正的中国政法大学。

那时候法大就乱到这个样子，所以必须进行整顿。这也是我们历史上很艰苦的一段。当年开完会以后，我要求一个礼拜内必须把28块用于在外办班的“中国政法大学”的牌子交到学校里来，在昌平只能有一个政法大学。

其实无论风气如何，立场坚定的教师是没有放弃教学、始终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实际上也可以反映出你的价值观。通过这个问题，我也考察了一批同志，办学一定要有志同道合的人来共同推进。

在这个问题上，方流芳是坚决支持的。学者要保持适度的清贫，对此他和我观点一致。古人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骨气，学人不食嗟来之食，这是做人的起码气节，是我们应当共同坚持的东西。可现在有的大学教授为了金钱，道德丧失了，良知丧失了，职业操守丧失了。

徐显明：这就叫价值冲突。价值冲突是什么？职业伦理是什么？现在我正在编写一本法律职业伦理的教材。职业伦理是指，在无数冲突的义务当中，你有没有选择对自己最不利的义务首先来履行。做律师的人，第一义务是要保证自己有尊严地生活、体面地生活，所以必须要有较高的收入。第二，一定要维护当事人的权益。第三，要正确地处理和法官、检察官的关系。当这些义务发生冲突的时候，你该如何选择？首先选择哪个？如果你首先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义务来履行，那就说明你的职业伦理没有养成。

这个原理同样适用于教师。在一个大学里，也存在若干伦理上的冲突，就是义务上的冲突。如果你首先选择一个对自己最不利的义务来履行，而不是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且经过长期的训练，这种选择变成一种自觉、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内化为人格的一个部分时，那么就可以说你的职业伦理已经养成了。

方流芳就是经过了这样长时间的选择，养成了他的伦理品格，在冲突中，他始终选择最符合大学价值观的一个义务，而这个价值观对他自己没有利益和好处，对其他同事可能也没有利益、好处，但是他坚守下来了。他是少有的能够坚持原则并且坚持到底的人。

徐显明：改革的调研我是分几个方面进行的。同为法学界的人，我来之前对法大就有了解。至少几个学科的情况，如法理、法史、宪法学、刑诉法学科在全国的地位，我是非常清楚的。另外，对大学的办学创收，政法大学之乱，我也清楚。所谓的调研，第一是沟通情况，要把我的办学理念在调研过程中传递给大家；第二是要看大家有什么样的诉求。其中一定存在一些对法大有深切了解、又关心法大命运的人。

有的人是主动要求来讲一些情况，但对方流芳，我是主动去拜访的。他谈过对学校未来发展的建议，强调一定要恢复大学的本质。他是有教育情结的人，对教育有很深切的了解。这也是我一定要聘他去做一个学院院长的原因。

方流芳之前不太参与与公共权力相关的一些活动。我动员他的时候，讲了几个理由。第一，你来办一所学院，一定会实现大学和教育的本质。第二，你在美国接受过教育，在美国进行过研究，对美国法学院这套体系比较了解。如法律硕士，实际上就是中国学习美国法学教育的一种尝试。第三，就是你对教育本质的理解。

徐显明：我想不是我说服了方流芳，我只是给了他一个外部力量，其实在他自己的心中早就有了这种理想和信念，他对教育的本质、法学的本质都有深刻的见解，有长时间的积累，这些都不是我灌输给他的，我只是给了他一个实现理想的机会。

虽然外界不少人都认为他是不会出来干什么院长的，对他出任法硕学院院长觉得吃惊，但如果对他有更深入的了解的话，完全能够理解他当时的选择。

徐显明：中欧法学院是政法大学的一个奇迹，也是中国在法学教育领域进行中外交流的一个奇迹。这个项目是政府项目。对方是欧盟，这边是中国政府，所以是两个政府之间要共同落实这个项目，这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和温家宝总理达成的协议。

当时中欧双方为了推进中欧之间的贸易，使贸易具有一个法治的环境，就需要培养既对中国又对欧洲都有了解的法律人才，所以中欧之间的贸易协定当中有这么一个内容，就是设立中欧法学院。

李曙光：这个工作确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继2001年中国加入WTO，2008年举办奥运会之后，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标志。中欧法学院的建立可以写进未来的中国法学教育史。

徐显明：但是在项目申办一开始，中国政法大学就处在绝对不利地位。可我觉得中国政法大学走向世界，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所以就请几位有国际经验的教授来讨论。我首先想到的是方流芳，曙光后来也参加进来。因为涉及欧盟，第一次会议请了对德国了解比较多的几个教授，包括郑永流、舒国滢。我们讨论的重点是中欧法学院的设立规则，形成一个基本思路。之后我开了一次全校会议，动员有欧美留学背景的教师。开完这个会，我信心大增，之前没想到政法大学在欧美留学一年以上的教师就有60多人，这个数量相当于作为申办竞争对手的大学法学院教师的总数。

既然有了这样一个基础，然后再看留学国别的分布，留德的、留法的、留英的、留意大利、留荷兰的，还有留学北欧的。欧盟的规则要求是覆盖欧洲16个法系。在这个竞争过程中，我们才知道欧洲把自己分成了16个法系，包括斯堪的纳维亚也算一个法系，因此必须有瑞典、芬兰、挪威这些国家的代表。这样的话，在师资的优势上，我们就远远超过了那个竞争大学的法学院。

前排从左至右：徐显明、张福森、方流芳、赛日·安博（时任欧盟驻华大使），2008.9.18于法大昌平校区

在这段时间，我就正式请方流芳作为我们整个申办团队的主要成员，方案就请他来做。做完以后，当天的方案当天讨论，看看下一步怎么做。所以在中欧法学院的成功申办过程中，方流芳应该居头功。

我们还组织了一个团队，研究中欧法学院设置的欧洲规则。我们了解到，欧盟需要确定两个以上的竞标团队，然后在他们的议会上投票做出选择。这个时间我们学校就分别组成代表团，访问英国剑桥大学、意大利罗马一大、罗马二大，还有德国、瑞典等国家的法学院，向他们介绍、推荐中国政法大学。所以，最后当欧盟投票的时候，成员国代表几乎都把票投给了中国政法大学，我们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23票对4票，总共27票。中欧法学院最后就落户政法大学，所以它是一个奇迹，在创造这个奇迹过程当中，方流芳的贡献是最大的。

李曙光：方老师特别严谨特别认真，他实现了徐校长的战略部署和整体设计，包括比较重大的一些决策。他扎扎实实地做方案，这个方案也确实获得了别人的认可。

徐显明：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我们每天晚上都要总结，然后拿出下一步的计划。我们定下来的战略、策略、技术，方流芳都坚定地加以执行。

李曙光：方老师曾接受证监会、亚洲开发银行等委托，参与法律实践活动，比如郑州百文集团重组案、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案等。他跟投行的人打过交道，而且还在哈佛待过，因此非常了解这些商务公文的格式和标准。这些做法如果是在商业部门，当时可能也算正常，但方老师的难得之处是把这一做法用到学校的谈判中来。当欧洲人看到这些材料的时候，他们的第一感觉就是熟悉。

徐显明：我们是学术上的朋友，同时也是生活中的朋友。我们有一个爬山的小团队。曙光也是成员之一，还有郑永流，大概就是我们4个人，有时再加上当时我的秘书张伟。北京周边的山，我们基本上全爬了。我离开法大以后也经常回来和他一起爬山，爬山的时候无话不谈。我和他之所以在很多的地方能够相投，也是因为我们对历史、地理都有浓厚的兴趣。

我有一个想法，你在一个地方读大学，如果对这个地方不了解，四年或几年之后离开了，对这个地方一无所知，这就变成人生的一个缺憾。我给方流芳讲过这个故事，估计他可能也给你们讲过：我在吉林大学上学的时候，用两只脚把整个长春东西南北都丈量了一遍。他听完以后说，你这是真正地上大学。昌平这么小，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应该把昌平走遍。我说，你要让学生了解昌平，就要有人来介绍昌平。他说那能不能开一门课，至少办一场讲座，专门讲讲昌平，讲讲军都山。我们天天讲政法大学坐落在军都山下，军都山是不是就是我们门口的这座山？他后来真的去研究了，发现不是，还很高兴地告诉我说，此军都山非彼军都山也。

我们还一起去爬驻跸山，那次用时比较长，大概是8个小时。从西边一下子进到凤凰岭，从凤凰岭往外走，中间有一条隐秘的小道。这条小道是我们事先已经探听好的，里边有十八洞，就是18个洞穴，有的是真正的洞穴，有的就是几块大石头。那次我还有点担心方流芳。因为我们这几个人里边，他年龄最长，但最后他还是走下来了。

还有一次，我们说要研究一下南口战役，这个事情是非常有趣的。我们请当地人做向导，沿着南口古道走，找到了南口战役的古战场，现在还留着弹坑、战壕的遗迹。特别是到了涞水一带，城堡上面还留着日本人飞机轰炸的痕迹。这个战场蔓延上百公里，是七·七事变之后蒋介石亲自组织的一场战役。为了阻止日军西进，汤恩伯组织了数万的兵力，结果大败，这使得南口抗战成为一段被埋没的历史。

昌平当地有一个人收集了大量的弹壳、弹片，要建一个南口抗战纪念馆。那天我们看完这个上百里的战场之后，在晚上吃饭之前，还到他那个纪念馆去参观。为这个事情，我说要给北京市一个建议，把南口抗战作为国家的历史地质公园。

就像这些接触，你看这都是朋友之间的交流，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交流。每次登山，我们讨论的问题都很多。无话不谈，什么话题都谈。有的是谈古论今，有的时候是谈书说史。谈历史我们可以谈一上午。

徐显明：给学生开的讲座？

李曙光：他是真爱昌平啊！

徐显明：方流芳是做学问的典范，没有博的基础，任何精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很欣赏他。他对公司法的研究，在他这一代人里边，应该是第一人。理论上有建树，实操上也有作为，还参与了公司法的起草，对立法也有贡献，这是所谓专。他的博，就是不限于民商法，对宪法，特别是美国宪法，对法律职业伦理、历史等都有研究。这就是学问家应该具有的品格。所以我说我们能够交流，是因为有学科基础。我教过宪法课、法理课、法史课，也教过民法课、刑法课、诉讼法课。如民法典颁布以后，清华大学把梁慧星、王利明、孙宪忠这些一线的民法学家全部请去讲座，申卫星说，最后一讲是我，讲两个小时。我很欣赏方流芳的这种博和精，能开展越跨学科研究。

徐显明：政法大学第一次组织院长竞聘的时候，外界很多人都认为方流芳绝不可能参与。我认为他是有教育追求和教育情结的，只是缺少一个外力，所以我有信心动员他来参与学校管理。当我向他表明我的诚意和想法以及我的大学理念并邀请他加入学校管理时，他表示愿意，但只接受直接聘任，不参加竞聘。

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他看来，这大概涉及尊严的问题，如果学校真的认可他，应该诚意地去聘请，而不是让他来参与竞选，这是校方的礼节问题。但当时学校已经定了院长的竞聘规则，我们不能破坏规矩。所以在后来考虑法硕学院院长时，就没有采用竞聘规则，我直接聘任了他。

李曙光：徐校长，您跟方流芳的关系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就是当时要引进大批的人才，搞了一个人才引进小组，方流芳任组长，我是副组长，所有引进的人都要经过这个委员会，在当时的人才引进方面，方流芳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徐显明：我记得在筹建学术委员会的时候，方流芳也是重要角色。通常情况下，学术委员会主任应该由校长担任，当时我作为校长决定不做学术委员会主任，将这一重要职位交给一位副校长，方流芳任第一副主任。

方流芳的眼神是很深邃的。他的眼光里边始终带着一种怀疑，但是对于信任的人，他的瞳孔都是不一样的。有些时候，你会从他的眼神中看到孩童一样的天真。有一件事情，一般人都不知道。方流芳能给别人提包吗？几乎是不可能的吧。但是我跟他一起访美的时候，他主动给我提包。我当时也很诧异，以我对他人格的理解，他那么孤傲的一个人，对公权力始终持一种批判的态度，他怎么可能去给校长提包呢？但当把整个过程理解透了以后，你就知道那是一种胸怀。他和我一块儿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代表团的成员除我们两个人外，只有身后的秘书，秘书在我们俩的后边进入会场。方流芳主动把我的包接过去，这是为了彰显一个大学校长的尊严，更进一步地，这是在维护大学的尊严。在这一点上，我是这样理解他的。

徐显明：方流芳能记住我们交流的这些内容，他特别用了“智慧”这个词。化解矛盾是需要智慧的。

我给他讲过两句话，一句叫“有恩不报非君子”，我说这句话，人人都理解，都会去做。关键是第二句，“施恩图报是小人”，你对一个人有点恩惠了，然后天天想着这个人怎么还不来回报我。这样的人比第一类人差多了，人只要有这种想法，马上就表明他是个小人。我说我怎样实现呢？我帮过的人，我很快就忘了。所以我从来不记我帮过什么人，这是我和方流芳交流的。  

做校长、做改革者要有所准备，这一点我和方流芳也交流过。我有一个二八定律的看法，在政法大学，我推行第一项改革，要得罪20%，推行第二项改革又得罪20%，当推行第4项改革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得罪了80%？但当我推行第5项改革的时候，那80%当中的人会回来，20%会支持。我继续推行改革，理解我的人一定会越来越多。最后，我可能得罪的还是20%，而80%的人会理解我。这就是改革当中的二八定律。所以我跟他说，有20%的人还认可我，包括你在内，那么将来我离开法大，或者我退休了，再回到校园里，还有那么几个人能够和我一块儿喝茶，我就心满意足了。

李曙光：现在看来真的就是那七八年，是学校进步最快的时候。

徐显明：教授有充分的尊严感，学生有充分的自豪感，管理人员有充分的成就感，这三感在一所大学里边同时被激发出来，这所大学就是难得的大学，所以我一再提要办受人尊重的大学。

徐显明：这句话我还真是思考了一下。如果去见他最后一面，我会说，我希望继续和你做同事。他走得确实让人感到很愕然，后来我才听说他回到家乡很长时间了。他对自己家乡也很热爱，曾邀请我去无锡。我第一次去无锡，就是接受他的邀请，只有一天的时间，他陪着我，亲自做向导，给我讲无锡的一些典故。他有很好的家学，父母都是法律系毕业的，父亲是朝阳法科，母亲是武大法律系。这些都是那次聊天时我们聊到的，过去我们一般不谈自己的身世。他讲开了以后我也和他讲起自己的身世，当一个人能够和另一个人讲自己童年的时候，那一定是很好的朋友。

访谈现场留影，从左至右：袁方、徐显明、李曙光、赵晶（李雨潼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