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经典研究颇受学界关注，研究者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起点与基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的办报实践与新闻思想进行考辨与重思，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
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一些学者重返原点，进一步挖掘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起源”。宗益祥（2024）从马克思中学毕业作文着眼，认为其早在中学时代“就已经形成一种并未言明但深层支配的启蒙主义新闻观”，并进一步反思马克思新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提倡“深层历史文本解读”，避免“教条语录情结”。在探讨马克思新闻思想起源时，也不应停留在报刊活动和新闻论述，而应具备更广阔的视角。叶俊（2024a）考察了作为马克思哲学思想起点的《博士论文》，发现其实践哲学、时空观念等均为其新闻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哲学启蒙作用。从“国家观”之差异着眼，朱至刚（2024）剖析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得以生成的历史语境，同时强调该文本的思想史价值，是全面批判旧普鲁士意识形态的先声。
另一些研究者聚焦原始史料、深入文本，重新考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办报实践与新闻思想。其中，以陈力丹教授及其团队贡献最为突出，通过对马恩德文原典的翻译，先后在《新闻与传播研究》《传媒观察》等刊物发表十余篇论文。陈力丹等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仅包括党报实践与理论，也包括党报政治传播方式方法和策略。其聚焦恩格斯写作的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详细考察了马恩等人为小册子策划的大规模宣传互动，使其在德国迅速传播，成为马克思主义在德国重新崛起的起点（陈力丹，荣雪燕，2024a）。研究进一步强调书评、书讯在传播小册子中的先导作用，并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将恩格斯撰写的《〈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简介》及衍生出的7篇《简介》首次进行翻译，为深入研究提供文本基础（陈力丹，荣雪燕，2024b）。
由于语言的隔阂，不少研究在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导师论述时存在着偏差与误读。熊壮和陈力丹（2024）分析了四例研究中频繁出现的引证错误，主张重思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一论述，对马新观经典论著做到准确、全面引证。在具体研究中，陈力丹团队持续进行马恩原典的编译工作，查错纠偏的同时深化了马新观经典研究。对于马克思著作与手稿中频繁出现的Kommunikation（传播）、Verkehr（交往）等概念，陈力丹与闫艳（2024）以MEGA2为依据，统计相关词汇，对照《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译文，确认两个词语多被汉译为“交通”“运输”，而非“交往”或“通讯”，指出这无形中遮蔽了马克思主义丰富的传播观。通过对恩格斯编写的关于意大利第一次独立战争的百篇新闻报道的首次翻译，张月与陈力丹（2024）论述了恩格斯追求“事实核查”的新闻思想，提出恩格斯的相关认识正是遵循新闻工作规律的表现，符合唯物史观的认识论。
《新莱茵报》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研究者一方面重返《新莱茵报》本身，将其视作关键史料，借此考察马恩办报思想与实践，廖金英（2024）、路浩东（2024）、邹梦婷（2024）分别关注该报政治纲领中“两个要点”的确立、贯彻与传达，以及新闻编排中的实践、思想与意义等，另一方面，研究者们关注《新莱茵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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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报实践的勾连关系，广泛探究了《新莱茵报》与《解放日报》《新华日报（重庆版）》的关联性，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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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业继承并发扬了《新莱茵报》优良传统，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产生深刻影响（王薇，陈力丹，2024）。
对于马新观经典论述中的关键议题，齐爱军、孔岩（2024）关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的“主体性”问题，认为其十分关键却长期未受重视。研究论证了这一主体性框架的建构及深远影响，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各种变动仍在这个主体性的场域内发生”。靖鸣、汪润（2024）综合梳理马恩列等舆论监督思想的生成与发展，提炼出马克思主义舆论监督思想“自下而上”的特征。
本年度，学界持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探索，贯通历史与当下、观照国际与国内、融合理论与实践，围绕马新观在华传播、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实践，以及新闻思想与理论等方面产出丰厚成果。不仅极大拓展了马新观研究视野，而且为理解和推动当代新闻事业发展提供理论资源和实践指导。
（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华传播
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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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报实践相结合，为马新观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进一步作阐发，逐步形成毛泽东新闻思想体系，有效指导报刊实践的同时，助推革命解放事业（郝雨，马宇涵，2024）。田森杰（2024）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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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党报实践，主张其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发挥了“凝聚组织”和“知识武器”的作用。秦利国（2024）考察了全面抗战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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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对马列著作的阅读，认为阅读呈现明显的“组织驱动”特征，培养党员阅读积极性的同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024年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逝世100周年。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并以其领导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新闻思想（程曼丽，2024）。郑保卫（2024a）全面梳理列宁一生的办报活动及新闻观念，编写出版《列宁报刊活动年表》。邓绍根、强若琳（2024a）回溯列宁报刊“红黑榜”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过程，考察其作为办报理念与方针，如何服务于革命动员及社会主义政权建设，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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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引导及舆论监督的确立。
随着时代语境和新闻传播业的颠覆性变革，马新观正面临“中国之问”与“时代之问”，必须立足中国、回应时代，从认识和实践维度实现“再出发”。郝雨、孙佳利（2024）梳理了建党初期到延安时期马新观的成熟发展过程，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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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阶段均展现出“历史主动”精神，开启并推动了马新观进程。二人还进一步观照当下，从“历史主动”与“理论自觉”着眼，就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建设提出实践路径。朱清河、万涛（2024）聚焦“两个结合”，从价值、功能、操作、话语四个维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过程机制。
（二）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与思想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发展历程中，一方面继承马克思主义革命导师的新闻思想，另一方面立足现实与新闻实践，积累工作经验并培育优良传统，形成了自己的新闻思想，构成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体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郑保卫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工作传统与经验，并着重补充胡锦涛新闻思想和新时代以来习近平的新闻观，修订再版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一书。学习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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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新闻思想史，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党的新闻工作的历史经验，把握新闻工作客观规律，从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郑保卫，2024b：序2）。
“群众路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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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在新闻宣传工作中，直接表现为“群众办报”，并通过新闻实践逐渐发展为党报理论的重要内容（马宇涵，郝雨，2024）。孙江、刘岳麓（2024）指出，以往关于《新华日报》践行“群众路线”的研究偏好挖掘新史料而忽略理论剖析。基于此，其在统合多元史料的基础上，系统考察了重庆《新华日报》践行“群众路线”的缘由、路径和价值意义。武志勇和徐星星（2024）以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相关报告与决议为分析对象，探究了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工作“群众路线”思想的“变”与“不变”。史承杰（2024）聚焦《经济日报》对“关广梅现象”的报道及引发的相关讨论，认为此一个案展现了党报自我革新的过程，充分践行了“群众路线”，并融入了旗帜鲜明的“人民性”特点。胡钰和赵晋乙（2024）立足传播新语境，发现新闻生态虽已剧变，主流媒体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感传播，践行了“群众路线”。
党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原则。其从理论到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展开，是一个极具张力的历史过程，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密切（杜贺，2024）。钱婕和张德超（2024）从体制建设维度对其进行历史梳理，认为“全党办报”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的重要方针和马新观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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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理论与时俱进，面对传媒格局、舆论生态的数据化和新时代新征程的要求，“党管媒体”也应融入数据技术和资源，延伸至“党管传媒数据”（张春发，郭明飞，2024）。
另有研究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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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的新闻思想进行考察。季为民和李斌（2024）关注毛泽东早期新闻思想的生成，全面梳理其学习、生活和革命经历，认为早期毛泽东不仅重视中国革命具体实际，而且自觉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二者结合开展新闻宣传工作，形成了新闻思想的雏形。周航屹（2024）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为研究对象，从出版史视角呈现这部“指导性著作”生成轨迹和完整意涵的同时，揭示了其与“新启蒙”思潮争夺文化领导权、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经验启示。
（三）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实践
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新闻宣传实践，聚焦这一领域，学界引入新视角、践行新路径，从党报党刊、基层媒介、宣传动员、对外宣传等维度展开论述，既有历史层面的考据，又有理论层面的论述，涌现大批成果，展现了学界对此领域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作为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实践的关键部分，“党报党刊”一直以来颇受关注。汪金汉（2024）以《红色中华》为个案，引入视觉修辞视角，认为该报通过情境接合、符号表征以及文本互文等途径完成了对“扩红”话语的生产与流动，实现了有效视觉传播。周玉顺（2024a）关注《群众》周刊，分析其各阶段的机动出版发行策略，指出该刊广泛影响了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学生群体，成为革命的“指路明灯”。刘鹏和沈荟（2024）引入仪式理论，以《头版春秋》为经验材料，梳理了报刊“对表”的起源、实践、象征意义及功能。主张“对表”作为党报编辑工作中的新闻常规，既是党和国家政治秩序的延伸和表征，也是对以党中央、特别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为核心的政治权威秩序的象征性建构。龙伟和徐洋（202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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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党、团刊物的文本流通为对象，主张信息流通能力很大程度决定和制约着政党的组织模式及其革命动能，甚至直接影响革命成败。《解放日报》作为党第一份每日出版的大型中央机关报，仍是本年度重点研究对象。研究者或以其为主体，或以其为史料，对“党的初心和使命”（郭国昌，2024）、党的形象塑造（徐方平，张昊，2024）、“大众化”文化建构导向（高哲，2024）、“文艺”副刊建设（李世坤，2024）等进行探究。
另有研究者从“阅读史”着眼，对党报党刊的读者群体及阅读行为展开探索。战争时期，报刊虽流通受限，但仍作为传递新闻的主要媒介，受到各阶层民众关注。而不同群体在报刊阅读中有各异的体验与感悟，揭橥了普通民众的社会境遇和精神世界（蒋建国，2024a）。通过对日记、书信、回忆录等史料的分析，蒋建国考察了延安时期报刊的“个体阅读”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群体阅读”。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最具影响力的大报《新华日报》，其亦从新闻消费角度着眼，认为该报注重读者需求，采取低价推销、报童直送等发行方式，在“普通社会”赢得了广泛赞誉（蒋建国，2024b）。向莲君（2024）梳理了初代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如何在“主义”混杂的五四前后，通过“集体阅读”学习马克思主义并有效组织建党。
除了报
刊，中国共产党
在革命时期的宣传实践中创造并使用了多元“基层媒介”，在动员民众、宣传政策、治理基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其中，“冬学”作为一种构造革命心灵的基层传播新形态，在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宣传动员中十分关键，是中国共产党传播政治文化，以宣教方式构筑“无所不知”“无处不在”集体生活气候以改造民众意识的典型实践（石尚上，2024）。陈佳怡（2024）关注延安木刻版画的图像话语建构和实践过程，认为通过塑造“生活颂”和“斗争乐”两种话语，实现“新生活”政治理想可见化，发挥了传递政党理念和动员民众的功能。邓绍根、强若琳（2024b）考察了流通于晋冀鲁豫前线部队的“门板报”，认为其作为一种贯彻“全党全军办报”方针的基层宣传动员创新形态，凸显了“最广泛的群众性”。
“宣传动员”是革命
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各项工作的重要抓手，十分关键。除了上述以媒介为主体进行考察，研究者也从形式
、策略、方法维度展开论述。赵新利、牛昆（2024）考察了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孤立极少数，团结大多数”对敌宣传策略的确立与实践，认为其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丁丽琼（2024）引入情感史视野，对中央苏区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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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体制的确立过程进行考察，指出情感不仅是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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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特质和政权合法性的关键切入点，也有助于反思强大宣传动员能力的深层影响。新闻与文艺渊源深厚，向芬、余越（2024）关注“新闻报道剧”的出现、创作机制和影响，考察新闻战线与文艺战线如何合力，实现新文化从中央到地方的观念落地和路径实践。
新闻宣传实践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体系与制度在实践层面的具体体现。王仕勇（2024）综合梳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新闻政策演变历程，认为其依循政治、技术、专业三重逻辑，不断优化、完善结构与功能。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协调“集中”与“分权”的平衡，调整了宣传工作体系（陈龙，2024）。邓绍根（2024）聚焦《中国共产党章程》，梳理其从党的一大到二十大的修改历程，认为党百余年来的光辉历程，既是其党章修改完善的历史，又是其宣传工作制度建设的发展史。
妇女在革命战争时期占据重要地位。研究者在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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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业时对妇女存在及其实践有所着墨。李海波（2024）聚焦延安时期新闻场域中的两位典型女性——农村妇女李锦秀和报社编辑陈学昭，关注其办报实践与妇女解放，以对照视角考察革命政治对群众和知识分子的“双向改造”。王淑娜（2024）以《现代妇女》为个案，从策略和作用维度考察其与妇女宣传动员和中国革命的互动关系。梁德学（2024）关注中国共产党新闻教育中女学员群体的成长史和心灵史，认为女性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新闻教育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理应成为这一历史进程的言说者和阐释者。
除了内宣，不少学者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宣传实践。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注重对外话语权建构，同时也遭受不同力量的话语压制与封锁。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共产国际的话语垄断和国民党的话语绞杀，通过挖掘话语资源、丰富话语内容、创新话语形式等途径，党在博弈中建构起符合国情的“本土化”话语体系和对外话语权（兰丽影，2024）。王海军（2024）整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献，主张对该时期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的深入研究，可为增强当今国际传播能力、讲好中国故事提供有益镜鉴。作为远距离迅速传递信息的传播技术，无线电在对外宣传中优势显著。20世纪30-40年代，无线电报的应用开启了党的电子媒介实践历程，勾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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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内外民众的联系（习少颖，高枫，2024）。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不仅拉开红色广播的序幕，显示出强烈的“灯塔”效应（艾红红，2024），其外文广播还作为党对外工作的重要窗口，在抗战时期发挥政治宣传作用（郭倩，2024）。张秀丽和马骁（2024）对解放战争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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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报刊的媒介实践与政治说服展开研究，认为在港报刊借助组织宣传、设置议程、文艺助阵等方式，聚合“中间派”的情感和想象，构建了政治认同。高金萍、李庆豪（2024）深描了党不同阶段新闻发布活动的创新理念与路径，强调新闻发布是党国际传播能力的具象化活动，为党全球形象传播提供了制度保障。
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对新闻舆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就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改革、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等三项举措提出明确要求。9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传媒大学全体师生的回信，殷切表达了党中央对新闻传播教育的期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焦新闻舆论工作需要，突出办学特色，深化改革创新，不断提高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新闻传播人才，为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10月，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创新开展网络外宣，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这些都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最新成果。新闻学界一方面加强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的学习与阐释，尤其聚焦习近平文化思想进行研究，另一方面着力于学科建设，围绕加快构建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展开论述。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与新时代新闻舆论工作
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首次提出并系统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思想科学系统、内涵丰富，涉及理论舆论、内宣外宣、文化文艺、网上网下、队伍阵地等内容，为新时代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指明方向。2024年12月，《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出版发行，系统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品格，其既有文化理论观点的创新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基于此，学者主要从“体”与“用”两个维度进行探讨与阐释。
首先是“体”，即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观点。从生成逻辑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是党百年文化事业建设的理论升华，也是习近平个人从政经历的实践总结。这一思想在继承创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化思想的同时，创造性转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郑保卫，郑权，2024a）。从主要内容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了“九个坚持”“十四个强调”等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如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重大问题（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课题组，2024）。从总体特点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基于思想源流、内涵
体系、文化实践维度的整体性文化建设思想体系（王仕勇，曹文扬，2024）。概括来说，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展现出理论创新和实践伟力，也开创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
另有学者对习近平文化思想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论述进行了梳理。周玉顺（2024b）从实践逻辑、核心要义和时代价值着眼，全面考察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报党刊党媒的重要论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会议报告、媒体考察中发表一系列关于国际传播的重要论述，为当下国际传播工作指明了方向（董小玉，王雯雯，2024），构建了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思想的新体系（杨丽莉，李智，2024）。
其次是“用”，即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的具体实践。丁柏铨（2024a）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可对新闻舆论工作的多个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包括提高新闻工作者认知、引领新闻舆论工作思想和方法等。其还从中国式现代化着眼，强调新闻舆论工作者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导下，在新闻舆论工作方面不懈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文化根基（丁柏铨，2024b）。朱鸿军、王涛（2024）探究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适配理论，认为“全党办媒体”更符合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规律，既有利于体制内主流媒体的转型，也为体制外新媒体发展提供理论指南。齐爱军和张箫（2024）从“党的文化领导权”“新的文化使命”等创新理论出发，以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用”框架分析党新闻舆论工作的本质属性、战略要求及内生动力。涂凌波、杨靖毅（2024）基于近年来我国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文化实践，考察新闻传播活动具有何种文化向度，厘清新闻与文化的关系，并分析如何承担新的文化使命。
新闻事业既是文化事业的一部分，也是文化建设的关键力量。一方面要加强学习，在“明体”中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原则与核心要义，另一方面要明确新闻事业的独特属性与价值所在，在“达用”中将习近平文化思想落到实处（邓绍根，强若琳，2024c）。胡正荣（2024）聚焦新闻出版事业，提出其需要在宣传习近平文化思想、凝聚社会共识、推动科技与文化融合创新、推动文明交流等方面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和任务。朱清河、尤成（2024）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既体现了高度的政治信念与文化自觉，又反映了位于百年变局的中国对新闻学知识体系本土化的时代呼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