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世纪以来，这种自我割裂的渴望（既期许能忘我地融入集体，又希冀保存具有自我感知和反思能力的自我）激发了很多知识分子关于个体与群众关系的深刻焦虑。艾青的短诗捕捉到这种焦虑中一些最引人深思也最持久的矛盾：比如群众作为一种知识的对象（“他们在做什么？想什么？愿望着什么？……”）和群众作为欲望的对象（期盼“滚在他们里面”）之间的紧张，比如保持必要的距离（观察、认知的前提）和希望无限缩减这种距离（交融的目的）之间的背道而驰，也比如既超然又认同（“我坐在这里，街上是无数的人群 / 突然我看见自己像尘埃一样滚在他们里面”）的内在张力。“群众”成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叙述自我、憧憬政治和理解生命形式的至关重要的想象载体。正如艾青的短诗所示，20世纪中国关于群众的书写从来不是抽象的、淡定自若的，甚至很少能不偏不倚，这些群众的故事几乎总是展示出故事作者强烈的情感投入。在知识分子笔下，群众位于现代中国革命性变革的核心，作为符号的“群众”，其复杂的政治和美学涵义，是与书写他们的知识分子的激情和忧虑分不开的，对前者的把握需建立在对后者细致入微的理解之上。
群众的崛起是中国从王朝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变中最激动人心的核心叙事之一。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漫长的政治激变、社会动荡和残酷战争，集合的人群既是这些喧嚣、纷乱和蜕变的起因和动力，也是它们的结果。群众的身体集合在街巷，集合在广场，集合在作家、学者的笔下，集合在政客、革命家的舌尖。回顾历史，苏源熙（Haun Saussy）认为：“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有任何一段时期真正称得上是‘群众的时代’，那便只能是1900年以来的这段时间了，不断爆发的群众能量是这个时期的标点符号。”对于杰弗里·施纳普（Jeffrey T. Schnapp）和马修·提乌斯（Matthew Tiews）这样的学者来说，苏源熙的观察正说明了20世纪中国的现代性，因为“从某种深层的、本质的意义上说，群众就是现代性。现代是群集的时代。现代的人是群众之人”。如果说这些言之凿凿的新近论断是被历史所证明的后见之明的话，当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1841—1931，旧译鲁滂、黎朋、吕邦等）在1895年第一次大胆地宣布“前途茫茫，固难逆料，而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则此潜滋蔓长之群力，将崭然益露其头角也。古之思想、信仰，既逐渐销磨，而鼎革之际，所视为权力之源者，亦几经推折。独吾所谓群力者，磅礴郁勃，方如异军之特起，推坚陷锐，将举一切而吸收之。然则过此以往，吾人所确然无疑者，岂非为群力用事之时乎？”的时候，他的20世纪即“群之纪元”的断言只是关于即将到来的时代的众多猜测之一。
西皮奥·西盖勒（Scipio Sighele）的《犯罪之群》（
La folla delinquente
，1891）
群众是具有定义时代之伟力的历史主体，新的时代将是群众的时代—当这样的预言在20世纪初的中国（通过对勒庞著作的翻译和评介，但也绝不仅仅是通过勒庞）流通开来时，它远非不证自明或毋庸置疑，更遑论为人所心悦诚服的共识。又如艾青的短诗所示，对于很多为国族命运焦心挣扎的知识分子来说，群众从不是什么不言而喻、不触而发的他者，而一直是等待破解的谜，是需要被挖掘的意义，是期待切身感受的体验。“一盘散沙”，20 世纪初的中国文化、政治精英用这个惨淡冰冷的形象来形容他们眼中在内忧外患之际毫无凝聚力、向心力的中国社会。如何将松散如沙、一触而溃的旧中国转变为众志成城、有血有肉的新中国，一直是知识分子们心心念念的问题。在他们的讨论中，“群众”作为书写或动员的对象，作为想象的他者，一直占据着核心的位置。如果个体稀松杂乱如一盘散沙，那么有组织的群众可否成为建构一个勠力同心的社会政治有机体的基石和材料？身体的集合到底是自我觉醒的证明，还是迷狂亢奋的反映？加入群众，变成群众的一分子，也就是艾青所谓的“可怕的奇迹”，这对个体的心理与身体到底意味着什么？虽然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些问题的意义，以及它们的迫切性和所具有的情感冲击力，都深植于激变中的现代中国特定的时势语境，但提出类似问题的绝不只有中国的知识分子。事实上，正是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寻，中国知识分子的书写自觉地加入了跨国性的现代讨论，成为这个“群之纪元”里重要的表达。
20 世纪上半叶，在心理学考察、文学艺术描绘和政治投入的三重聚焦下，群众成了理论研究和美学再现的焦点，其在现代中国的重要性是和一系列相辅相成的变革与期待密不可分的。这包括：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主权与政治合法性的根源从挟天意的君主向人民的转变；“共和”观念及其政治文化实践在社会各阶层的深入，不仅为新兴的政党政治规定了游戏规则，更催生了以“民主”“平权”“自由”为期许的新型政治生活，并随之带来了一套以社会改良为目的的群体行为的日常实践形式；工业化、城市化和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为群集（一起生活、工作甚至避难）创造了新的经济、社会和物理条件；当然，还有中国劳工力量在城乡中持久的政治表达和集体诉求，以及在参与性政治中愈发活跃的“公众”作为一种新的道德和权威之源在现代中国的兴起。
对群众的书写反映了这些历史性的变革，但绝非仅仅是它们的机械反射，不可被简单化约为社会政治经验之附庸。群众的理论和故事，为经验赋予内涵，让运动承载意义。它们不是外部现实的被动镜像，而是法国政治思想史学者皮埃尔·罗桑瓦隆（Pierre Rosanvallon）所谓的“主动的再现”（active representations），它们“引导行动，在可能性的场域里规定了想象的边界，并划定了龃龉及论辩得以发生的疆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群众话语的历史不仅仅是文学和思想的历史，其本身就是中国现代史的组成部分。
本书研究群众（特别是有政治诉求和行动的群众）如何作为一个不断被争论又不断被创化的核心概念，成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思考自我、探寻启蒙与革命的想象载体。群众的故事和理论不仅书写群众，更在对群众的书写过程中，参与了对个体和集体身份的塑造，以及对公共和私人空间的新的思考，从而参与构建了中国的现代想象。对于 20 世纪上半叶政治、文化光谱上身份各异的学者、作家来说，书写群众无疑成为一种权力的技术，与各种新思想、新话语获取合法性的策略纠缠在一起。本书关心的不是群众的社会构成或者群众运动的动员机制，而是要看作家、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如何通过寻求并发明新的词汇、阐释范式以及再现形式，从而使“群众”成为被言说、被规训的对象；看他们如何以科学、文化或意识形态的名义，为各自的洞察树立权威，以便言之凿凿地描述群众行为与心理，为管理群众出谋划策，更自信满满地为群众代言、代行。书写群众的知识分子们时而自说自话，时而心平气和地你来我往，但也不乏针尖对麦芒的唇枪舌剑。梳理这些充满互动性的写作，需要跨越学科、政治倾向和再现形式的界线。现代中国群众话语深刻地影响了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激发但又禁锢了现代中国对“团结”的想象，扩展但同时也限制了政治的地平线。通过对小说、诗歌、哲学论述、心理学研究等不同话语形式的细读，本书希望能够凸显存在于新兴社会科学知识、新的美学再现模式和不断变化的政治诉求之间常常被忽视的联系，从而揭示现代中国群众话语的复杂性及其内在逻辑。
群众之心
从20世纪最初十年到20世纪30年代，欧洲、美国和日本学者的群众理论和社会心理学论著被广泛介绍到中国。C. A. 埃尔伍德（C. A. Ellwood，1873—1946）、格雷厄姆· 沃拉斯（Graham Wallas，1858—1932）、弗洛伊德、桑田芳藏（1882—1967）以及前面导论中提及的社会学家麦独孤和奥尔波特等人的群众理论都在短期内被译成中文。而其他研究集体行为的学者，比如西盖勒、塔尔德、鲍里斯·西季斯（Boris Sidis，1867—1923）、爱德华·罗斯、埃弗里特·迪恩·马尔丁、 瓦尔特·默德（Walther Moede，1888—1958）等，也都陆续被中国学者介绍给了国人。这些五花八门的群众理论中，对中国评论者影响最深的无疑是勒庞的《群众心理》。整个民国时期，中国学者、作家论及群众行为时，大多会涉及他的理论，或者是作为经典而引述、发扬，或者是作为修正、挑战甚至颠覆的对象——后者在 1920 年代中期行为主义心理学和精神分析进入中国知识界以后变得格外常见。
葛西又次郎1914年的《群众心理》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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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勒庞对群众的描述分析中，“去个体化”（deindividualization）是他最为核心的观念。在勒庞看来，一旦成为群众中的一员，个人的感情、思想和行为方式将完全不同于他孤身一人之时：“无论一群之组织其分子为何等之人，其人之职业生活性格智识之齐等与否，皆可不问。惟既由个人结为成群，则自后即别成一种集合之心意，静则为感想，动则为行为，其态度与方法，结果必与其孤立时之个人大异。”一旦变成群众之一员，个体的自我意识就会丧失：“至此，其人之本来面目已不复存在。其所作为，全乎不为意识所支配，是直一机械之动作而已。”群众中的个人变得肆意妄为、不可理喻、毫无理性和判断力、喜欢夸张地宣泄情感，亦即勒庞所谓的群众之普遍通性：“冲动性、易激性、缺于推理、役于感情，以及短于决断、闇于辨别。”勒庞的理论一经发表，就引起各方争论。很多历史学家、政治理论家、心理学家都批评过勒庞对群众行为特征非历史的、绝对化的论述，但一些新近的神经科学研究质疑理性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为勒庞关于群集中情感的传染会引发互相模仿行为之类的理论增添了新的科学依据。不过，不管参与论争的学者有怎样的分歧，大部分人都会同意社会学家莫斯科维奇（S. Moscovici，1925—2014）的观察：《群众心理》绝非仅仅是“历史的产物”，勒庞强有力的论述说服了大量的读者，本身“已经创造了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