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明恩溥亲历、参与和书写了庚子事变。《动乱中的中国》长期以来被英语学界视为有关义和团运动的重要文献。该书作为早期义和团研究成果，在义和团起源问题上提供了与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相对的社会—历史分析方式，成为日后“民团说”的滥觞。《动乱中的中国》既是使馆之围的详实记录和庚子事变的全面书写，也是世纪之交美国中国学的代表性作品。书中还透露出作者情感和观念转变的端倪：对义和团的态度由愤慨转向“了解之同情”，对于西方文明优越性的笃信出现了松动，然而其帝国主义批评也有内在矛盾。在明恩溥中国书写的历史脉络中，《动乱中的中国》堪称重要转折点。
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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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道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 题
|《动乱中的中国》的书写立场和史学价值：明恩溥与庚子事变
原 载
|《文史哲》2025年第1期，第150-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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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 Smith）素以著作《中国人的性情》（Chinese Characteristics，1890）及《中国乡村生活》（Village Life in China，1899）闻名于世。然此二书为其早期作品，尚未脱泛泛而谈的“旅行书”风格，其中国研究的代表作当属出版于1901年的《动乱中的中国》（China in Convulsion）。该书以时事庚子事变为主题，展现了作者对19世纪后期中外关系史的长期积累，从篇幅、资料、深广度以至写作姿态上，乃是真正的研究之作。书中还蕴涵着明恩溥中国观之转变，预示了作者后期中国书写的转向。对于此书的专门研究迄今尚付阙如，本文即拟通过此书讨论明恩溥在庚子事变研究及美国汉学史上的位置，以及该书作为其中国书写之转折点的潜在意涵。
概括而言，明恩溥与庚子事变存在三重关联：亲历、参与和书写。明氏身处山东庞庄，对义和团的早期活动亲睹亲闻，庚子年夏天又恰在北京使馆区亲历事变。其在山东通过信件、文章等联络和制造舆论，推动美国外交人员就义和团运动向中国施压，甚至影响到山东巡抚的人事变更，事后回到庞庄为教会索偿，并参与美国退还庚款的活动。
而其研究和书写的结晶《动乱中的中国》，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更长久影响着后世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叙述与看法。明恩溥与庚子事变的深度关联，显示了传教士在近代中国扮演的、本职之外的多重角色。
1900年，已在中国生活近三十年的明恩溥正在山东传教。山东是义和团的主要发源地，留心时势的明恩溥较早提出警告并积极进行防范。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还特地将其报告呈交给庚子年初于纽约召开的传教士大会。明氏所在的庞庄教区局面相对平稳，据称庞庄站是1900年华北地区唯一未遭破坏的传教站点，这自然与明恩溥等的积极防卫有关。早在1899年9月，明氏等已请地方官派数百名兵士保护。山东传教士一直与京津的使馆和传教站沟通联络，并通过使馆向清廷施压，以致山东巡抚毓贤离职，由袁世凯接任。这其中，明恩溥所起作用尤其突出。
明恩溥等传教士在信件、报刊中的早期议论，除推动现实局势运转外，亦影响于义和团史的叙述。“义和团”通行至今的英文译称Boxers，即是由明氏所在的庞庄传教站首先采用，此一细节值得稍作辨析。据博恒理（Henry D. Porter）记载，用来指称义和拳的Boxer最早出现在1899年9月18日从庞庄发给天津艾肯的一封电报中。而早在1899年1月13日的信件中，博恒理已使用Boxer指称与大刀会有关的人员。可以推想，1899年秋，博恒理等在考虑“义和拳”的称谓时，采用了此前指称“大刀会”成员的Boxer。由此，在1899年的英文叙述中，Boxer所指称的对象存在着从“大刀会”成员向“义和拳”的递变。有研究者引用1899年1月13日博恒理的英文信件，在翻译中将Boxer译成“义和拳”，应系以后来的涵义误译，并易引起文意的混淆。在《动乱中的中国》里，明恩溥对Boxers这一译名的采用理由有详细解释，并说明该词“最先由一两位在中国的传教士兼通讯记者使用，由于难有更好的选择，之后便广为接受”（CC，154-155）。1899年前后，博恒理和明恩溥同在庞庄，为当事人，因此留下直接记录。明恩溥与博恒理为一生密友，从同学到同事，共事三十余年。从二人记述看，在使用Boxer一词指代“义和拳”上，很可能曾有共同讨论。
庚子初夏，公理会在通州召开年会。5月17日，明恩溥与妻子艾玛（Emma J. Dickinson）从山东乘船抵达通州，随行有三名士兵护卫，旅程安宁（CC，563）。会议于6月4日结束，此时局势已开始升级。8日，梅子明（William Scott Ament）将滞留通州的二十余名传教士和教民带到北京，其中包括明恩溥夫妇。他们初住美以美会，于6月20日转移至使馆区，随后陷入围困直至8月14日解围。使馆被围期间，明恩溥和梅子明同住在英国使馆内小教堂的阁楼里，资望较高的明恩溥还曾承担北门值守的任务。他也将《动乱中的中国》题献给了共同经历这场风波的夫人艾玛。
与《中国人的性情》一样，《动乱中的中国》亦由最初刊载于报刊上的文章发展而来。1900年10月，明恩溥成为纽约出版的《展望》（The Outlook）周刊驻中国的临时特派员，此后至1901年，在该刊陆续发表关于庚子事变和中国现状的报道。将二者内容相对照，大致面貌如下：
表1《动乱中的中国》对应于《展望》刊文情况表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文章与书中章目仅为大体对应关系，有的章节内容尤有明显出入。明恩溥在编撰成书时，显然经过了大幅修订。除去字句的增删、段落的移动和内容的重组之外，《动乱中的中国》较《展望》上发表的版本对于中国的态度显得更为温和。从上表中所列标题可见，在收入书中时，诸如“敌意”和“为何中国人不喜欢外国人”等词句被舍去，而代以“商业入侵”“领土侵略”等明示帝国主义责任的表达，暗示着作者观念亦在变化之中。行文间亦不乏此等例证：如明恩溥在1900年岁末发表的文章中，曾引用库珀（T. T. Cooper）对于中国人不无恶意的描绘，在收入书中时则已不见；又如1901年初，明恩溥在文中提及中国人对于统治者如“风行草偃”般的遵从：“中国人关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观念，在我们看来是对于人类普遍经验的严重夸大。”在收入书中时，此句独被删去，或许与其中的种族主义嫌疑有关。
明恩溥在《展望》上的刊文，当时即曾引起英文舆论回应：1901年夏，《展望》的“通信”栏曾刊登读者来信，严厉反驳了明恩溥对于天主教会在中国行事的批评。《动乱中的中国》1901年11月在纽约出版，《展望》第一时间推介，将此书与丁韪良的著作并论。此后明恩溥还曾在《展望》上继续发表文章，介绍中国现状，可视为《动乱中的中国》的周边文献。《动乱中的中国》最后一章标题为“The Outlook”，作者即应带有以双关纪念与这份杂志的渊源之意。
在此之后，明恩溥亦长期与《展望》保持着联系，不仅曾在该刊发表关于中国抵制美约运动的文章，自1907至1918年间明氏的著作也一直得到该刊推介。值得一提的是，明恩溥面见美国总统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介入庚款退还进程的著名事迹，亦与和《展望》的这段交往直接相关。罗斯福曾担任《展望》的特约编辑（Contributing Editor）。1906年，明恩溥与罗斯福见面一事，即是在《展望》周刊的主编莱曼·阿博特（Lyman Abbott）与展望公司总裁劳伦斯·阿博特（Lawrence F. Abbott）的协助之下进行。明恩溥日后还曾为劳伦斯·阿博特回忆罗斯福的著作撰写书评。而罗斯福亦曾阅读过《动乱中的中国》，并称相较其他著作，他从明恩溥书中获得了关于中国“更真实的信息”。明恩溥应是在面见罗斯福时赠送此书，十天后，罗斯福致信明恩溥，写下这一评论。此一段人事和历史渊源，即应以明恩溥1900年为《展望》撰写庚子时事为肇端。
至于明恩溥在美国退还庚款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亦可进一步辨明。目前有些中文叙述对于明恩溥的贡献有夸大之嫌，应源自民国间说法。1925年，《大陆报》在报道中称：“据说是明恩溥促成了罗斯福总统退还美国庚款给中国的决定。”同年，明恩溥在通州度过八十岁生日，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曾亲自道贺，表达感谢。至1931年《国立清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刊》所述校史以及李景汉为潘光旦《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所撰序言，几欲全归功于明氏。时人应未予以专门考察。有关美国退还庚款的过程，学界已有论述。实际上，具体退还庚款的动议乃于1905年初由清朝驻美公使梁诚率先提出，并在稍后数年中竭力推动，历经艰难，最终达成。梁诚方为庚款退还首功之臣。研究者言柔克义和明恩溥为主张退还庚款用作教育的“倡始人”；而梁诚1905年致外务部函中已提出“为广设学堂遣派游学之用”；明恩溥见罗斯福乃在1906年间，因此更应称为“赞成人”而非“倡始人”为宜。明恩溥与罗斯福的会见和陈述，应起到了推动作用，并坚定了罗斯福将庚款用作留学教育的决心。
值得一提的是，明恩溥与梁诚或有直接交往。在《今日之中国与美国》（China and America Today）一书中，明恩溥引用了梁诚在1906年前后的演讲，指出美国排华事件与义和团性质相类，且前者所造成的伤害甚至已超过义和团运动中美国人的损失，但未受惩罚，流露出认可之意。1906年时，明恩溥身在美国，梁诚曾在给清廷的报告中提到已在发动舆论，包括“运动官绅、报馆”，很可能也包括演说这一方式。因而明恩溥对庚款退还的介入，或含有直接来自梁诚的影响。
尽管《动乱中的中国》相当部分内容首刊于《展望》，但明恩溥对于庚子事变加以记录的立意则早已有之。1900年8月20日使馆解围数日后，梅子明在给妻子的信中说道：“明恩溥将成为这一历史性时期的记录者。”证实明恩溥在围困期间已开始着意撰述此书。在中国乡村的长期经历和留心观察，庚子之变中从山东到北京的亲身历验，以及已然具备的中国书写者身份，都使他成为记录这一事件的合适人选。
《动乱中的中国》篇幅甚富，共两卷38章。书首有“大事年表”，将自1860年英法联军入京至1901年9月和约签订期间的相关事件一一系年纪录，可见明恩溥此书关注重心即在于中外关系，体现了作者的兴趣视野。全书内容大体可分为三个部分：对义和团之发生的历史追溯和原因分析（第1-10章）；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与北京使馆区的围困（第11-27章）；对事变的整体性记录，包括联军的报复和占领行动，北京以外地区的情形，个体经历记述，以及作者对未来的展望（第28-38章）。整体而言，《动乱中的中国》有着丰富的内部层次：作为观察者，作者兼具记录和研究的意图，而作为亲历甚至参与者，明恩溥发表了大量富于情感的评论。今日看来，该书主要具有如下三重价值。
其一，早期的专门性义和团研究成果。
自问世以来，《动乱中的中国》即受到研究者的推重：既是重要的史料参考，也为研究思路提供了参照和源泉。庚子事变乃是当时世界瞩目的事件，除国人记载外，1900年起各类外文书写亦层出不穷。明恩溥此书如木秀于林，究其原因，从根本上在于撰写者所秉持的研究立场。明恩溥此时已具有明确的（中国）研究意识。此前在写作《中国乡村生活》时即以“研究”（study）命名，《动乱中的中国》书中也多次以“研究”自称。而作为义和团运动研究的成果，《动乱中的中国》重心之一是探讨义和团兴起的原因，该项内容从章节上占去超过四分之一篇幅，亦是此书的重要价值所在。
明恩溥研究思路的重要特点，在于聚焦于义和团的发生而非起源的考察。1899年，劳乃宣撰《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将义和拳的由来上溯至白莲教，由此开启了一项重要学术课题。至1900年夏庚子事变引起世界瞩目后，外文报刊与时人撰述中亦不乏对义和团缘起的议论。《动乱中的中国》曾涉及相关观点，表明作者对当时的义和团研究动向有所了解。尽管在第10章中对义和团的起源有所涉及，明恩溥仍明确批评了劳乃宣式的溯源方式，即将“义和拳”追踪至久远年代或中国境内各处并非必然相关的同类名目。与此相对，明恩溥重在探讨义和团何以发生：通过对近代中外交往的追溯，剖明中国人对西方反感的由来，可谓以社会—历史分析替代了执着于“物理”溯源的方式。
明恩溥认为，中国爆发的排外运动并非偶然，而是已有较长时间的酝酿。《动乱中的中国》从首章即开始分析敌对情绪的远源。从作者个人曾经亲历的、路边偶遇的老人对其流露出的反感（CC，32），到中国各地在近半个世纪里先后爆发的排外运动，明恩溥在政治、宗教、工商业、领土以至交往风格等各层面详细讨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亦论及中国的改革和义和团运动发生的自然与人为因素。他以在中国居住近三十年的经验，对义和团的发生及中国人排外情绪的起因作了详尽的、整体性的分析，堪称19世纪后期中外关系史的一份长篇研究报告。
明恩溥的论述，提供了与劳乃宣相对的、另一种有价值的观点和研究方式，在当时即引起关注。1902年，英国《旁观者》（The Spectator）杂志发表针对《动乱中的中国》的书评，即关注到问题的重点不在于使馆之围的故事本身，而是导向事变之前的中外关系，可谓领会到明恩溥的用心。此一思路亦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了重要影响。关于义和团的起源，学界曾形成“秘密宗教说”与“民团说”两派观点，前者以劳乃宣之说为滥觞，后者则可追溯至明恩溥《动乱中的中国》。英文语境中的研究者如史泰格、周锡瑞，尤与明恩溥的思路一脉相承：反驳或适当回避义和团与秘密会社之间的源流关系，而强调官方支持或更为广阔的背景性因素。实际上，明恩溥对义和团之发生的探讨，难以仅用“团练说”来概括。《动乱中的中国》仅有寥寥数百字提到义和团因自我标榜为“团”，得到官方认可，遂由秘密会社化而为爱国组织，此外却用百余页的篇幅详细分析义和团兴起的原因，此方是明恩溥的重心所在。后来的研究者亦多对各方观点有所综合，周锡瑞曾指出戴玄之“关于义和团起于团练的说法亦有缺陷”，而激烈批评周氏的佐藤公彦，实则也吸取了“华北农村社会的构造及其文化”“外交和国际关系史”等多方视野，将对义和团起源的考察形成一部“整体历史”。研究者一直从各方汲取养分，从而在对话和论辩中将研究阵线不断推进。以秘密会社为线索考证义和团的组织源流，与对宏观背景的关注，更近于实证派和阐释派的个人兴趣之别。
作为地方官吏的劳乃宣将义和团与白莲教相关联，意在为官方主“剿”的主张提供正当性，身为传教士的明恩溥则从中外关系层面分析义和团的发生。二人从自家身份出发，探讨义和团的渊源，均怀有解决现实问题的意图。作为庚子事变的亲历者之一，明恩溥并未让写作沦为情绪的宣泄途径。反之，他秉持着研究立场，以历史的方式予以尽量客观和全面的考察，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有较为公正的剖析和批评，体现了对中国民众的同情之了解。而其避免去追溯义和团的确切起源，代之以对于历史和现实的、结构性的社会分析方式，通过剖析这一运动的发生，希冀探讨解决的可能，亦体现了通达的眼光。就明恩溥个人而言，对这段史事的记录和探讨，也应伸发了其对于国际时政尤其中美关系的兴趣，并在日后的著作中得以彰显。
其二，使馆之围的翔实记录和庚子事变的全面书写。
研究的姿态也贯穿着明恩溥的观察和记录，对准确、客观和全面的追求，提升了其书写的史料价值。由于长居山东乡村，有着身临其境的地利之便，明恩溥细致观察早期山东动乱及义和拳的活动，并有意详加记录，其切近描述颇为珍贵。《动乱中的中国》的史料价值尤其集中于该书内容的后两部分。第二部分对于使馆之围的记述，占去全书近半篇幅。庚子夏天，明恩溥身处风暴中心，其记录乃是站在一名外国人的立场上，出自使馆区的内部视角，与其他使馆中人的同类记述相比，又以周详真切见长。应是出于对客观性的追求，书中行文主要采取旁观者的口吻，对个人性叙述十分克制。第二部分使用第一人称相对较多，也一直采用复数的“我们”形式，极少叙及自身经历，体现了作者有意超出个人视角、力求成为客观书写的深心。明恩溥对史料勤于积累，书中使用了大量民间材料和官方文件，应来自他在华生活中随时留心搜集所得。其逐日记述使馆经历，甚至精确到具体时刻，应是根据作者当时的日记编排而来。所记内容巨细靡遗，涉及清军的每日进攻、清廷的动向以及义和团在北京城内的活动，尤其侧重使馆方面的应对情形。除使馆防御的详细布置和军事内容外，明恩溥慧眼独具，着重关注民事内容，包括使馆区的日常生活，负责食品、劳动力、生活用品的分配调度及卫生维持的各个临时委员会的运转等，亦特地提到女性和儿童群体，以及其间各种轶事，富于生动的细节描绘，是为使馆之围的内部纪实。
在资料来源上，除自家记录外，明恩溥亦重视第一手材料，四处征求具有专业性的直接信息，并常在引用时对出处有所说明。除美、英使馆的官方信息来源外，如关于使馆区内防御工事情形，明恩溥引用了《皇家工程师杂志》（Royal Engineers Journal）上的专门文章，又如关于食品供应的叙述，引用负责粮食碾磨工作的芳泰瑞（Courtenay H. Fenn）的记述。作者注重利用当时中外报刊资料，包括其时中国人的相关记述，并对所见资料有所甄别，于其中选择最翔实者加以采用。此外亦应含有口头采访而来的信息，如对于德国公使克林德（Klemens von Ketteler）遇难的经过，从现场地点到过程细节都有精细描述，很可能来自当时跟随克林德的翻译官柯德斯（Mr. Cordes）的直接讲述。书中还附有根据从主要当事人处获得的信息专门绘制的使馆区防御地形图，以及西摩尔行军路线图等。对资料专业性和准确性的重视，增加了全书的史料价值，也进一步落实了明恩溥的研究宗旨。
在此书的第三部分，明恩溥记述了联军占领下北京、通州和天津的破坏情形，追记了事变里中国各省外国人的遭遇，以及中国教民的状况，记录了所搜集到的个人经历。除对联军暴行的书写和中国教民经历的有意记录外，作者对个体经验的着意追寻、对口述史料的广泛征求和如实留存也显得颇为珍贵，展示了明恩溥在史学方法上的敏锐直觉。明恩溥应是大量展开了征求直接史料的工作，从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到普通中国教民，均在征集对象之列。明恩溥自陈，他曾在不同时间反复三次聆听过同一位口述者的讲述（CC，702），可见其严谨态度。
综观全书，《动乱中的中国》时间上纵贯近半个世纪，空间上涵盖中国各省，对事变各方均有观照，宏观视野之下兼具对个体经验和细节的重视，可以见出，明恩溥雄心勃勃，意在为庚子事变书写一幅全景式的历史图卷。诚然，书中研究、议论与史料记录并存，以致体例不尽统一，此亦是汉学研究学院化之前的表征。该书于事变次年即在欧洲和北美同步发行，正值舆论热点，具有成为畅销书的潜质。而以明恩溥的历史兴趣和研究自觉，与其搜罗之富、笔述之勤，在其时诸多同类英文记述中堪称翘楚，为庚子事变与近代中国研究留下一份重要英文文献。
其三，世纪之交美国中国学的代表之作。
《动乱中的中国》也体现出19、20世纪之交欧美学术体系的发展动向，显示了明恩溥的知识背景。明恩溥具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和学者气质，对于同时代各类学说多有了解。书中时常使用自然科学知识来辅助论述，展示了作者对自然科学的广泛兴趣和掌握。19世纪中曾出现将各学科综而治之的潮流，明恩溥喜用各类自然现象来比拟社会现象，也流露出早期社会研究所受自然科学影响的痕迹。
书中也体现了对新兴社会科学及其研究方法的采纳，尤其是社会学和心理学。社会学19世纪中叶以后兴起，世纪末时正流行于美国。早期代表性人物如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于19世纪后期出版关于心理学、社会学研究的系列著作，风行一时，影响及于美国学界。美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明恩溥的康涅狄格州同乡吉丁斯（Franklin H. Giddings）即受斯宾塞影响甚深。斯宾塞和吉丁斯都倾向于综合性的研究视野。后者虽已弃用生物学方式剖析社会，但仍延续了将社会作为有机体来分析的倾向，看重社会意识和情感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重视社会心理学，甚至将社会学视为一门心理科学，用精神状态来解释社会现象。以明恩溥对学界和纽约文化界的关注，当亦受到影响。
《动乱中的中国》尤其体现了以心理学视角来考察社会的研究方式。明恩溥在分析社会现象时，重视其中心理因素和社会意识的作用，书中常可见到对心理和行为动机的推求。如对义和团的起因，就进行了充分的心理分析。明恩溥设身处地地设想了中国人对列强终于决心加以反击的心理：“他们越是想到这难以忍受的处境，愤怒的火焰就愈发燃烧，想要一举结束奴役的决心就愈发坚定。”（CC，122）在讨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扩张活动时，也一再指出其对于中国人集体情感的影响，为中国民众对列强的反感提供了客观辩护。甚至对慈禧决心利用义和团以排外的心理动机，明恩溥也有细致入微的揣摩。作者曾申明自己的研究方式：“作为心理上的新事物，以及对于中国人思维中矛盾性的研究，这一现象提供了一片几乎全新的调查领域。”（CC，123）可见明恩溥对于心理学概念的明确认识，并有意识地以之作为考察庚子事件和中国社会的重要视角。由此，继《中国乡村生活》之后，《动乱中的中国》成为作者尝试运用新的社会科学视角和方法从事中国研究的又一进展。
《动乱中的中国》行文亦富于文学性。作者不仅随时引用中国谚语和典籍，而且大量使用比喻的修辞方式，笔触细致入微，有时充满感情色彩，文风颇具维多利亚时期英语的特征。如以下文字：
美国使馆的情景颇为颓唐。几个夜间在城墙上工作的中国人正在秘书的房间里睡觉。公使办公室一片狼藉，覆盖着墙砖上洒落的灰尘和枪击留下的玻璃碎片。法律摘要、国会记录、布莱克本委员会（the Blackburn Commission）的报告、联邦法律汇编，以及打翻的墨水瓶、废纸篓和窗帘杆，杂乱地散落在地板上。有一颗子弹穿过楣窗，在框裱起来的《独立宣言》上留下一个弹孔，位于第十二和十三行之间、批评乔治三世的不义之处。（CC，318）
7月4日是美国的独立纪念日，使馆区的美国人“将一份抄好的《独立宣言》隆重地高高挂起，不过刚挂好就被清军的子弹打穿了”。明恩溥应是有心到美国使馆瞻仰，其笔下描绘出一幅油画般的景象。似此对于细节的高度留心和着意记录，正是明氏的典型风格。这等文字显示了作者的文学趣味，增加了可读性，既丰富了此书的价值层次，也说明着此时美国传教士的中国学著作尚未完全专业化和学院化的特点。
美国的中国研究自19世纪起始即存在着两种路径：受欧洲传统影响，以中国古典文化、语言、历史为对象的汉学研究，与卫三畏《中国总论》（Samuel W. Williams，The Middle Kingdom）以降、聚焦于近代中国现实的中国学。后者正式兴起于二战以后，实际上自19世纪已在传教士汉学中肇端和发展，与传统汉学研究逐渐形成二水分流的态势。与基督教长年在中国社会下层传教的经验相关，深入现场的传教士写作者日渐流露出关注现实问题的致用气质。明恩溥作为继卫三畏之后美国“传教士汉学”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其著作更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学的特征。明氏在书中大量引证前辈和时人的相关著述，显示了对于汉学话语系统的熟悉和传承，而其注目于时事，秉持传教立场，学术性与现实目标兼而有之，则是美国中国学特点的突出体现。
在明恩溥中国书写的历时脉络中，《动乱中的中国》当属重要节点。此前《中国人的性情》与《中国乡村生活》，较之卫三畏《中国总论》主题已有缩小和专题化的趋势，然而仍多为概括性和介绍性文字，未脱旅行书的风格，甚至以“研究”自许的《中国乡村生活》亦然。
《动乱中的中国》从写法乃至篇幅上另辟蹊径：聚焦于近代史事和中外关系，篇幅远迈前帙，旁征博引、巨细无遗，展露了明恩溥的长期积累。它兼具研究、史料与叙述性质，在主题和方法上向专门研究靠近，堪称继前二书之后其中国书写的继续深入和另一力作。作为从传教士向中国学家过渡的代表性人物，该书也昭示了明恩溥中国研究的推进与转型，在专门研究的意义上，奠定了20世纪美国现实主义中国学的先声。
就明恩溥的中国书写而言，早期《中国人的性情》与《中国乡村生活》对于中国人的负面叙述和轻蔑之情已毋庸赘言。然而，以1907年出版的《中国之振拔》（The Uplift of China）与《今日之中国与美国》（China and America Today）为代表，后期的明恩溥对于中国大力褒扬，与前期基调迥然不同。考察这一转捩发生的契机，实始于1900年明恩溥亲历庚子之变，并对其加以详细记录、探讨和书写的经验。《动乱中的中国》堪称是明恩溥中国书写的转折点。
《动乱中的中国》一书的写作，自庚子事变期间持续至次年。个体的情感和观念常在变迁之中，写作时间达到一定长度的文本，内部很可能存在着某些层次和缝隙，提示着作者在写作期间的内在波动。以明恩溥此书而言，事件的亲身经历可能令人情绪激奋；将其记录、书写、分析、评论，并达七百余页的过程，却会使一位研究者逐渐冷静和趋于客观。
从《动乱中的中国》文本可以窥见，明恩溥实际经历了双重的情感和观念转向，即经过对义和团兴起之原因的分析，从起初的愤慨转向“了解之同情”，在对联军暴行的观察和记录中，对曾经笃信和为之骄傲的西方文明产生怀疑。而明恩溥的批评和反思，又蕴含着多重歧出之处。
其一，对义和团的态度转变。
明恩溥系统分析了义和团兴起的原因，承认中国人对基督教的不信任事出有因，批评了新教尤其是天主教的传教策略。明恩溥认为，义和团的排外情绪主要源于种族排斥和西方国家的政治侵略，而宗教尤其是天主教会的行为加深了民众的敌意。他进一步细致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商业和领土入侵，以及各自造成的后果。西方商品的涌入冲击了中国的传统经济秩序，轻工业品如火柴、煤油、棉纺织品，以及蒸汽轮船、电报、铁路、电车和采矿等的引入，大规模地取代了中国的相关传统行业，无数贫苦人家的生计被断绝，其间中国工人所遭受的粗暴对待，都可能埋下潜在的反感，鸦片贸易更增添了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敌意。外国财团的代理人（syndicates）颐指气使、志在必得，其粗鲁强横令中国人难以忍受。此外，近年来的“瓜分”舆论，以及预想中的借款修路等，都会给民众心理上带来恐慌。明恩溥指出，山东、广东等地的民众挺身而出反抗外人侵略，不能不说具有正当性。而对列强的各自图谋、竞相篡夺，明恩溥予以坦率的批评和辛辣的讽刺。
作者的情绪也许有些复杂，与其说是自相矛盾之处，毋宁说是在写作过程中情感体验的自然发展和改变。在《动乱中的中国》开篇，明恩溥显然处于愤怒之中。他愤言1840年的战争居然没有更早发生，认为颠覆中国人自负的唯一方式是军事力量，排外动乱主要的根源之一在于民众的愚昧和顽固，并且不乏对中国人的负面评价。而在对义和团兴起的原因展开分析之后，明恩溥的笔触逐渐发生了变化。在谈到义和团对传教士的攻击时，他曾理所当然地持批评姿态，而在逐一分析列强对中国的入侵以至瓜分后，明恩溥已几乎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他不止一次地表达：中国人抱怨西方有着充分的理由，若将天主教会和列强的帝国主义行径迁移到其他国家，反抗可能早已发生，“考虑到所有这些复杂因素，这场运动没有更早爆发才是奇迹”（CC，101）。明恩溥几乎在为中国人对外国的反感和义和团运动的发生作情理上的辩护。甚至对于清廷，即他眼中义和团运动的罪魁，纵然有严厉批评，明恩溥仍然分析了其从废除变法措施到一步步演变成义和团庇护者的过程，指出近年发生的事实确曾向统治者表明列强想要侵略中国，对于慈禧从愤怒到近乎疯狂的心理变化也有切近的揣摩。在近情入理的书写过程中，不知不觉已为清廷的取向作出了解释。对于义和团，明恩溥亦并非一味轻蔑或愤恨，而是抱着客观的心态认真加以探究。他特地记载，也有团民给女学生提供庇护。明恩溥强调：“差不多每群暴徒中都有这种人；并非所有的（义和团）都是最坏的人。”（CC，711）
庚子事变令明恩溥注意到中国民众的国家意识正在觉醒。
他并非无意地提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天津和通州为外国军队提供补给，香港苦力愉快地充任英国兵力（CC，19）。但与此同时，中国人的国族自觉也在逐渐生长，且“公正的观察者承认中国有着充分的理由怀有民族感情”（CC，25）。对于中国人面对帝国主义侵凌体现出的“国家精神”（CC，105），明恩溥甚至流露出赞赏之意。
明恩溥以“中国事务的观察者”（CC，222）自许，应自认为属于对中国民众抱有善意的人士。从《动乱中的中国》行文可见，作者秉持相对客观、公允的立场，富于同理心，对于一件事务的讨论，能够从外国人和中国人的各自立场分别设想，并且对中国的下层劳动者怀抱着深厚的同情。在对具体对象的研究过程中，伴随着认识的深化，也意味着某种程度上对对象的代入，具有产生共情的可能。正是在亲历庚子事变和撰写《动乱中的中国》过程中，明恩溥对中国民众的感受有了更深入的体会，无形中为其个人观念的转变提供了契机。而作为有关义和团运动最重要的英文史料之一，明恩溥对帝国主义的批评及相关趣旨，当时即为读者领会。《动乱中的中国》出版不久，《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刊登书评，不仅将义和团明标为一场“爱国运动”，而且文中对欧洲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批评走得更远，明恩溥对联军暴行的评论亦被成段引用，可见书评作者的震撼和共鸣。《动乱中的中国》的此一趋向，某种程度上奠定了此后英文研究著作的相关基调。
其二，“文明”立场的松动。
西方与东方是当时流行的关于“文明”的概念范畴。明恩溥观念中也深刻认同于这组泾渭分明的畛域，行文中时常下意识地进行中西对比。与“东方”相联系的特质是“昏睡的”“固定和静止的”。与此相应，中国是“古老和疲旧的”，思想长期以来处于“半停滞”状态，在中国，没有人关心“进步”这回事。而西方则是这一切的反面，真正的“文明世界”（CC，269）。因此，在西方与中国之间，前期的明恩溥使用“启蒙”一词十分自如，所谓“照亮中国的黑暗”（CC，24）或“启迪蒙昧”（CC，87），智识和道德上的优越感乃是理所当然之事。
与地域相关联的是种族。中国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的对照，是东方和西方的典型映射。19世纪的时代背景下，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种族骄傲深植于明恩溥意识之中。早在《中国人的性情》中，作为作者的自我认同、频繁出现的概念，即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并频频将其与中国人相对比。明恩溥的种族观念十分明确，且毫不掩饰对自己种族的赞美和自豪之情：“在炮弹的攻击和简陋的条件之下，完成如此任务，是西方人征服环境的胜利，以及盎格鲁-撒克逊人之精力和能力的明确展现。”（CC，303）盎撒人精力充沛，能力过人，在西方内部亦当胜出。在对1900年使馆防御工事的观察中，明恩溥不无讽刺地区分了英美和欧陆人士的不同风格：在前者脱下外套、一头投入工作时，后者常惬意地坐在阳台上聊天、抽烟、喝酒，等待命运的救援（CC，279）。而解围之后，在北京肆意破坏财物者中，欧陆士兵尤其突出，俄国军队也不守纪律（CC，546，313），引起明恩溥的批评。盎格鲁-撒克逊人才称得上是西方的实际代表。
此等文明和种族观念，应属19世纪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早期的明恩溥对此深信不疑，《动乱中的中国》中亦在相当程度上有所延续。然而，书中逐渐流露出了与此偏离甚至相矛盾的意识。
庚子事件后期，联军的暴行为明恩溥亲见。《动乱中的中国》各用专章记录了北京、通州和天津的占领与破坏。明恩溥用文学的语言书写了联军在通州的随意杀戮，以此表达了他深刻的愤怒：
联军犯下的残暴罪行，通州人民的悲惨境遇，永远不会被知晓。……许多士兵射击视野中所见到的每一个“野蛮的中国人”，并以此为乐。……联军的每一支都代表着一个轻率的和充满仇恨的国家，穿过这片土地，去占领不属于他们的居处。他们的马比豹更迅速，比夜狼更凶猛；他们的骑兵来自远方，遍布开来。（CC，568，570）
天津被毁坏的情形同样令人震惊。明恩溥将临时政府中掌握实际权力的军事将领称为“国王”。对于列强在天津积极扩充租界之举，明恩溥坦率地讽刺道：与其称为“租界”，不如称之为“侵占”。在临近的广阔乡村，军队的袭击赶走了地方官，无人治理，社会失序，盗匪横行，“一片充满暴政和原始混乱的无主之地！”（CC，585-586）在叙述天津的遭遇之后，明恩溥不无惋惜地感慨道：
这是一个令人感伤的事实：这是西方文明最坏的时期，最广泛和清楚地展示在中国人面前，他们被给予了最好的理由认为每个“洋人”（ocean man）的首要目标是找到一个喝酒之处。（CC，592）
在北京，明恩溥将法、德军队拆卸天文台的行为与战时董福祥命令之下清军对翰林院的进攻相提并论，被视为同样不可原谅，后者尚是出于强烈情绪的支配，而前者的举动业已违背“文明世界”的准则（CC，545-546）。
临近书末，明恩溥特地用专章再度论述了“十二个月之外国占领”，并用大段篇幅讨论了联军的暴行和涉及的道德问题。联军占领后四处出征的军事行动难以全然追踪，就已知晓的信息而言，明恩溥的笔触难以掩饰自己的惊诧：“伴随着暴力的大规模抢劫”和对平民的杀戮证据确凿，“有些时候，看起来就像外国军队来到北中国是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地实现违犯第六、第七、第八诫的明确目的”，混乱状况“令人难以置信和难于描述”，而被记录的罪行“距离整个可怕的罪行目录被获知还相去甚远”（CC，716）。
明恩溥将联军称为“侵略之军”，并对德国军队直接以“野蛮”相称：“德国人的野蛮造成的极度的悲苦”（CC，713，717）。“道德堕落的氛围在蔓延”，联军的行为“与西方国家殊不相称”（CC，715）。明恩溥一再感慨，联军的作为证实了西方的道德低下，“将会显著拉低原本就不会太高的、中国人对于西方人品质和道德的评价”（CC，719）。然而在这一点上他的担心是多余的：庚子以后，中国舆论里对西方几乎是一边倒的正面评价。
在对联军作为的专门讨论之后，明恩溥对西方文明的笃信有所变化，原来坚定的优越感出现了松动。他开始为中国辩护，语气中的真诚可感：“中国古老而坚实的文明已运转了数千年，对于任何事物都有其方法和规范。”（CC，719）明恩溥强调中国应由中国人来治理，“无论天津临时政府有何等优点，在作为良好行政的首要原则上它完全不合格，即治理工作应由中国人自己来履行”（CC，585）。庚子事变以后，联军占领京师，英文舆论中不无进一步攻取以控制全国的论调。明恩溥明确主张中国不应像印度一样，沦为完全的殖民地。他指出，尽管都是古老的文明，中国和印度并无可比之处：
印度是一个种族和语言的博物馆，而中国本质上在观念和理想层面都是统一体，它的历史、语言和制度亦然。如今应已明白的是：尽管不少列强可能侵占和试图控制他们，但是没有中国人自己的同意，地球上没有强权能够真正统治他们。（CC，719-720）
从时代形势而言，欧洲帝国主义从实力上已过高峰，英美处于世界范围内此降彼升的权力让渡初期，必然力求平衡，列强之间的竞争不会允许一国独自在中国扩张。在思想舆论上，对自由帝国主义的反思和批评兴起，间接统治成为晚期帝国主义的主流策略。明恩溥对中国主权的辩护，代表了20世纪初的时代趋势，而其判断背后，也应受到庚子事件中义和团所代表的中国民众之反抗的震动，亦与其出于自身道德观念对帝国主义的批评一以贯之。
其三，帝国主义批评的内在矛盾。
明恩溥对西方文明的反省，落实为对帝国主义的批评。即便是其素来深以为傲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家，也落入被嘲讽之列。从明恩溥的口吻可以看出，英国此时仍被视为列强之首。然而英国的威望已在下降，不仅在此次事件中并无突出表现，此前对于中国事务，也屡次未能采取坚定立场有力干预，令心怀期待的明恩溥深感失望。更有甚者，作为头号帝国，英国不仅未在国际事务中承担道德责任，甚至同流合污，租借了威海卫。明恩溥对此有辛辣的讽刺：
如果大不列颠一以贯之地拒绝承认列强对中国沿海的侵占，那么，无论收效如何，她将占据一个有力的道德位置。事实却是，她看似是不愿见到中国被掠夺的仁慈友人，“但如果你坚持要拿走最好的，我，无论如何，必须得到余下者中最好的”。（CC，111）
大英帝国不仅相对实力下降，而且也无法居于道德高地。明恩溥对英国尚不留情，遑论欧陆诸国。只是，明恩溥的帝国主义批评，尚蕴藏着深刻的内在矛盾。这首先体现在他对帝国主义的态度中。明恩溥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批评，蕴涵了人道关怀和宗教立场，但他也时而寄望于借由帝国主义的帮助，实现传教的目的。明恩溥认为，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敌意和攻击，“主要的根源之一在于浓厚而顽固的愚昧”，尤其是“统治者的愚昧”，由此“为西方人提供了机会，凸显了西方国家的责任”（CC，87）。“西方的责任”论乃是由吉卜林“白人的负担”一说推进生出的帝国主义理论，恰说明了传教活动与帝国主义行为的一体性。庚子事变后，明恩溥仍期待列强“善用这次机会，履行他们的责任”（CC，87）。他希望列强借此干预清廷的改革进程，以实现中国的改变，避免类似义和团事件的再次发生。一方面谴责帝国主义的入侵行径，另一方面却希望借助其强力实现自身目的，此正是明恩溥帝国主义批评的内在矛盾之处。而其根源实在于传教事业与帝国主义行为主体之间的重合和利益一体化，以及二者之间对外扩张性质的相合。
明恩溥对于《辛丑条约》的看法亦然。和约令明恩溥深感失望，它再次印证了帝国主义国家的道德空洞。
一方面，和约对中国的严厉惩罚令明恩溥感到不平：“所勒索的总金额足够让中国贫困很长时期”（CC，716）；另一方面，明恩溥抱憾于和约未曾达致“建设性成果”，其条款“在性质上主要是惩罚性的、剥夺和破坏性的”，而“未包含可寄望于将来的种子”，“一个帮助人口最稠密和最古老的帝国恢复的独特机会遗失了”（CC，735）。“可寄望于将来的种子”应与基督教的传播相关。和约未曾包括明恩溥所希望的强迫性改变，重要原因仍在于各国之间的利益考量。列强在庚子事变中的表现与国际政治局势息息相关，是其时国际关系的一次缩影。明恩溥批评各国在事变时各谋私利，“使得真正的统一行动变得不可能”（CC，729），《辛丑条约》再度证实了这一判断。他批评西方列强和清政府一样无可指望，然而这样的指望背后，暗含的却是列强有权干涉中国内政这一预设。
明恩溥的文明观也具有内在冲突。世纪之交，在“文明”的相关维度中，除地理上“西方-东方”的对照外，还存在着时间维度上“传统-现代”的对立。明恩溥批评的锋芒，在帝国主义的殖民行径之外，还指向与殖民实践密切相关的工业化和现代文明的进程。明恩溥早前已然否定科学和物质文明的改革功用，《动乱中的中国》延续了类似观念。
对与现代相关的“文明”“进步”等字眼，作者不无讽刺意味地加上引号。至于汽船、电报、铁路、采矿等“现代文明的产物”，明恩溥对其真正功用心存疑虑。他指出“进步”承载的代价：“即使在西方，发明创造和经济发展的胜利征途上也撒落着时运和生命——被‘改进’和新的‘节省劳力的发明’之类所摧残和灭绝者——的残骸。”（CC，89）19世纪后期，斯宾塞的学说风行美国。从《中国人的性情》可以见出，明恩溥深信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竞争”与“适者生存”之说。然而作为传教士，他尚未成为一位彻底的进步主义者。对现代工商业发展和“进步”的怀疑，在思维逻辑上呼应了明恩溥对遭遇帝国主义经济入侵的中国下层民众的同情。庚子事变加深了明恩溥的这一信念：“长时间以来被重视和确信的、对于中国由于和西方文明的接触——经由商贸、轮船、铁路、电报、采矿——而逐渐革新的期待，被证明是完全的幻想。”他沿用《中国人的性情》中的概念，将这类文明称为“资金文明（funded civilization）”，正是这些“比任何其他事物都更导致了中国的动乱”，它们“不具备道德品质”，“自身就是扰乱性的力量”（CC，735）。
对工业文明的质疑与身为传教士的立场相关，然而，20世纪初，明恩溥的宗教观念隐约出现了裂隙。
从《中国人的性情》直至《动乱中的中国》写作之时，明恩溥乃是衷心站在基督教的价值立场，某种程度上怀有超出政治利益之上、更广阔的宗教共同体意识，从而既与作为帝国主义政治实体的列强“国家”保持一定距离，又对与宗教信仰不无冲突的、功利主义的现代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持怀疑态度。在明恩溥的意识结构中，此时传教士身份实占据最上层位置。对于中国的未来，在此时的明恩溥看来，道德才是中国人真正亟需之灵药，唯有基督教能够承担起推动改革的重任。
然而，明恩溥并非不识时务的盲目保守主义者。19世纪后期，科学业已冲击宗教，世俗化的潮流正在涌动之中。《动乱中的中国》里明确出现了对宗教地位的反思。明恩溥坦承传教给当地带来了负面的后果：“基督教在中国乃是扰乱性的因素，一直以来它在任何地方都是如此。”另一方面，明恩溥清醒地认识到，当下已是一个“非宗教的和唯物主义的时代”。对此，他在理论上的解决之道，是将基督教定义为“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明恩溥惯于用比喻来说理：基督教不能从现代文明中剥离，“就如同光线和热度不能从阳光中抽离”。至于何以如此，则并未详述。他称“中国人从其帝国驱逐精神力量的尝试，是中世纪对于20世纪的对抗”。明恩溥根据西方的经历，将中国定义为“中世纪”，而将基督教设置为“20世纪”的元素，显然与他对当下时代的“非宗教的和唯物主义的”（CC，737）特征陈述是相悖的。这其中的自我矛盾，预示着稍后明恩溥的传教士立场的即将松动。
另一道可能的缝隙来自明恩溥的种族观念。早期在《中国人的性情》中，频频出现的概念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显示了作者的自我认同。至《动乱中的中国》，对英国的一再批评已然挑战了种族共同体的信念，与之相应，时而流露出的是更为明确的美国意识。庚子事变中在使馆区与各国共处的经历应对明恩溥的国家观念有所提醒。明恩溥坦率地指出，为了抵挡俄国的野心，维护“若干百万美元的美国贸易”，华盛顿提出了“门户开放”的计划，“我们都很高兴美国的外交获得了明确和独特的胜利”。与传教士的立场相调和的是，明恩溥的国家观融合了道德标准：“门户开放”政策的胜利对于“其他缺少明确的利他主义历史的列强来说是不可能的”（CC，724-725）。明恩溥所自豪的是一个能够维护自身利益、也有着道德优越的美国。作为新晋强权，美国与传统列强不同，其对外关系中存在着利他主义的动因。这样的国家想象调和了作为传教士和美国人的明恩溥的双重立场。
明恩溥观念中的矛盾之处，在他有关中国改革的言论里有集中呈现。庚子事变后，明恩溥的思想动态，已蕴涵了日后赞成庚款兴学的种子。
事变善后过程中，李提摩太为山西的教案草拟解决方案，建议使用所筹款项来兴建学校，得到明恩溥的高度赞赏。与李提摩太相近，明恩溥主张通过“教育的途径”，以从根本上使得如1900年的事件将来不再发生。教育是“有价值的和不可或缺的方式”，是“可寄望于将来的种子”，尽管已经有所实践，但“尚须以万倍以上的规模施行”（CC，736）。明恩溥当时即向美国政府就索赔方式提出建议，并就美国政府对中国本土教民的忽视有所不满。稍后在有关庚款退还的论述中，明恩溥的言论更为鲜明地体现了其作为美国人的国家立场。庚子事变经历促进了明恩溥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观念的滋长。之后的日俄战争和抵制美货运动，亦均对其有所触动。明恩溥支持美国退还部分庚款以兴学，即含有在此维度上与日本及欧洲国家竞争、增强美国影响力之意，这在当时美国政界、文化界以及传教士群体中成为一种流行见解。《动乱中的中国》里曾特地记载占领北京后日本军队的举动，至1905年的一次演讲中明恩溥更为直白地表达了此前隐而未发的观感。使馆解围后日军在北京迅速占领粮仓，“如同沙漠中的骆驼追随水井的所在”，控制了户部，“带着美洲豹觊觎颈部血脉的本能”，日本“间谍遍布东亚，神通广大”，“近来成为亚洲之首……并将掌控中国”。庚子以后，明恩溥注意到留学生对中国变革的影响，指出其时中国改革的“日本化”（CA，129），以及中国留日学生的规模和特点，主张应将赴日的留学生潮流带到美国这边（CA，212）。《今日之中国与美国》里大幅引用伊利诺伊大学校长、同样主张庚款退还和批评排华法案的埃德蒙·詹姆斯（Edmund J. James）的长文，说得更加坦率：
中国在一场革命的边缘……哪个国家通过努力成功地教育了这一代中国年轻人，它将在道德、智识和商业影响上收获最大可能的回报。如果美国在三十五年前就成功让中国学生流入并不断壮大，我们今天应已经以最满意和微妙的方式控制了中国的发展，即对它的领袖们的思想和精神上的支配……跟随道德和精神控制的贸易，远比跟随军舰者更为可靠。（CA，214-215，218）
在该书第八章，明恩溥用较大篇幅论述了美国应接收中国留学生、退还部分庚款。率先退还部分庚款，亦符合明恩溥对美国的国家形象、以及成为新的西方重心的期待，以此让正在成长中的美国向着明恩溥设想的道德国家迈进一大步。1906年明恩溥面见罗斯福时，陈述关于庚款退还的计划，应即以中美关系尤其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为旨归，也唯有如此，方能打动罗斯福这位扩张主义者。在退还庚款的动机上，明恩溥与美国驻华大使柔克义（William W. Rockhill）立场十分接近，亦是庚子事变以后，传教士团体与美国政府关系愈加密切的佐证之一。1927年时，《展望》杂志将退还庚款的举动称为“影响深远的有益机遇”，美国自此在中国赢得“独特地位”。作为当时与明恩溥合作面见罗斯福的知情方，《展望》的这一陈述也佐证了明恩溥等当时的共同见解。对联军作为和《辛丑条约》的义愤与歉疚，源自传教立场的道德义务和责任感，以教育为寻求改变的根本途径的观念，以及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考量，——诸种因素相混合，奠定了明恩溥助力于退还部分庚款兴学的心理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明恩溥所设想的教育，并非完全符合中国人的期待。在主张推广教育的同时，明恩溥也从理论上对教育的内容提出了限制：“有许多种类的教育”，“它是一把双刃剑，双向均可杀伤”。他实际上否定的是自然科学教育：“一门化学知识，一份计算抛物线和投射速度的能力，足以使中国人保持在适当的限制之内吗？让他们手中有无数的阿拉丁神灯，一直等待着去擦拭？”（CC，736）科学被比作“阿拉丁神灯”，具有神奇的力量，从而不应为中国人所掌握。中国人应保持在“适当的限制”之内，这道“限制”的界限由西方划定。传教士需要的是驯顺的羔羊，如同帝国主义需要的是安分的被殖民者。科学与随之而来的工具理性和现实能量，对于征服者而言有何益处？
明恩溥的这一见解，部分源自宗教在西方的经历所提供的借鉴，与其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感相呼应。明恩溥预见到了科学将对中国传统信仰和知识体系造成结构性破坏：“西方科学注定将在中国造成迅猛和无法阻挡的进步，无疑将会迅速破坏中国人对《易经》——中国哲学金字塔的基础——的信仰”，“整个结构将会成为废墟”。作为传教士，明恩溥更关心的是道德空间的占领：“在这个破除陈腐的关键时期，何种新的道德观念将会取代旧的？”（CC，736-737）与此同时，对自己的国家以至西方现实利益的维护，恐也是未曾言明的潜在考虑因素。
对现代文明和帝国主义的暧昧态度，宗教立场与国家利益的多重考量，交织折射出明恩溥意识中的内在张力。由明恩溥帝国主义批评的内在矛盾可见，传教事业与殖民扩张，有时存在冲突。如明恩溥所批评的，列强侵略导致的民众排外情绪对传教活动造成负面影响。有时则是利益共生，借坚船利炮为传教开路。来自中世纪的宗教价值观，难以弥补现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道德缺陷，其自身伦理反而蕴涵着扩张主义的源头。诚然，此等结构性的分析若强加于个体如明恩溥身上，则未免过于苛求。其多重、歧出的思想特征，正是身处世纪之交、过渡时代中具有的多重身份所致。
《动乱中的中国》书末尽管仍以宗教期待收束，但是明恩溥坦承，西方文明的影响乃是“有恶有益的潘多拉魔盒”，中国只能去“适应”。这一结论与《中国人的性情》中对基督教文明的自信相比已有相当不同，未始不透露出他本人思想中的困境。
明恩溥将1900年视为“19世纪的结束之年”，庚子事变则是处于“过渡阶段”的中国的“重要关口”（CC，593，737-738）。实际上对于明氏自身来说，庚子事变书写也正是其中国书写的转折点。
在庚子事变中亲睹中国民众的反抗和列强的侵凌，深受触动的明恩溥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文明立场和中国观念。1907年出版的《今日之中国与美国》末章，明恩溥再次提及庚子事变。伴随着西方的侵略和暴行，发生了义和团运动和使馆之围，乃是过去一百年间西方和东方文明之间碰撞的最终结果（CA，221-222）。此当是明恩溥对这次事变的性质认定，也是《动乱中的中国》主题的回响。
1906年，明恩溥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退还部分庚款，成为这段历史插曲的功臣之一，堪称其庚子事变书写恰如其分的现实呼应。而庚款退还确如明恩溥所期待的，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中美之间的“特殊关系”，提升了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成为奠定20世纪前半期美国在华地位的重要举措。
责编 | 叶杨曦
审核 | 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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