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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曼哈顿的一个工厂车间。
生活和工作节奏加快后，人的神经就会紧张，1870年至1914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让工作节奏飞速提升，也引发精神疾病飙升。法官、律师、教师、电话接线员、使用新机器的排字工人、铁路工人、工程师、操纵快速机器的工人、事业蒸蒸日上的商人和企业管理人员……这类处在技术前沿的人最容易得神经衰弱。神经衰弱症顿时成为成功人士、中产阶级男性的通病，一个德国医生把这类疾病称作“我们生活的时代的病理特征”，一个美国医生则调侃道“世界的工作主要由神经衰弱的病人完成”。
神经衰弱症，最早由美国医生乔治·米勒·比尔德在1869年概述出症状。不过他对此感到很骄傲，他认为这是一种代表先进文明的疾病，国民发病率越高，国家越强盛。19世纪末，欧洲的大城市越来越多，这类病也越发普遍。
1944年4月至12月，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而集中前所未有的兵力和资源，发动“一号作战”。如此规模的攻势前，经历多年抗战而气喘吁吁、遍体残伤的中国军队，自然是节节败退。极度偏执又自私的史迪威，还将装备有限美械的精锐军队扣在滇缅地区，这更是加剧了中国军队的溃败。不过，当日军汹涌进入湖南时，后勤补给已经达到极限，再加上日军失去了制空权，后勤危机终于在衡阳会战时爆发。日军不仅弹药运输不足，连粮食都不够吃，但湖南的稻米成熟早，日军就地掳掠解决了粮食危机。
日军经常是每天两顿饭团，基本没有副食品和蔬菜，只好将辣椒叶、南瓜叶或梗煮熟并放盐，这是唯一能常吃的一道菜。后期连这些植物都被采光了，这直接导致攻城部队中营养不良者激增。酷暑中，日军还缺乏饮用水，口渴难耐的士兵总是不顾卫生直接扑到池塘边用水壶灌水，然后喝个通畅。熟谙军中卫生教育的日军知道不能直接喝这种生水，何况阵亡者的尸体鼓胀着漂浮在水面上，但是实在饥渴难耐，忍耐了一个白天的士兵们一到晚上就去喝个够。乱喝水的日军很容易患痢疾，随后痢疾在部队中加快传播，病患者越多，部队战斗力下降越明显。在这种散发尸臭的水中，日军不时能捉到鲫鱼，只是这鲫鱼烤熟后依然带着同样的尸臭味，但日军官兵捏着鼻子也得吃下，因为这是仅剩的蛋白质来源。
炮弹和食品因运输困难造成的短缺，部队非战斗减员严重，削弱了日军战力，也帮助了中国的第10军在衡阳能坚持战斗更久，取得更好的战果。
被迫参与“种族纯洁”计划的孩子们正在统一洗澡。
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纳粹，在1935年实行增加纯种日耳曼人口的“生命之源”计划，由党卫队人种与移居部管理。政府安排未婚妇女匿名生育，孩子交由“种族纯洁健康”的父母领养，事实上孩子多数被送到党卫队成员家庭里。计划的时间表一路排到1980年代，纳粹梦想到时能产生1.2亿名身强力壮的“雅利安后代”。二战中，德国在欧洲占领区找寻“种族合格”的德裔孩子。当“生命之源”来到波兰土地上，很多波兰孩子被德国政府绑架带走。战后，波兰红十字会从德国档案里发现西里西亚就有3000名儿童被绑架，罗兹有5000人，扎莫希奇有30000名。1946年1月，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设立失踪儿童追踪机构，在三个德国占领区搜索波兰乃至东欧的失踪儿童。该机构在1946年中期找回1万名波兰儿童，一年后又找到5000多人。
日耳曼血统的奥地利家庭，自愿放弃8000名认养的波兰孩子。当年被抓到德国本土的波兰儿童就没这么幸运了，他们很多人活不到战争结束时刻。诸多孩子因为通不过是否适合日耳曼化的测试，直接被纳粹杀害。还有不少孩子在记忆未形成时来到德国，他们已经融入到当地生活里并深信自己是德国人，拒绝回到波兰的亲生父母怀里。许多孩子的父母已经被德国侵略者杀害，成为孤儿的他们不知道该留在德国的养父母家中，还是回到祖国的孤儿院里。战争和纳粹暴行带来沉重的劫难，被绑架的波兰孩子最终只有15%能与亲生父母重聚，而诸多劫后余生的波兰人，在废墟上焦急如焚找寻自己的骨肉，绝大多数一无所获。
文/陈祥
编辑/徐伟 美编/黄静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6年第35期，总第60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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