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天昊
著有《大国诸城》
致力于国家与城市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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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otianhao99
罗天昊国与城
疫情汹涌，突降北京。
雄安新区，逐步逼近。
预计今年雄安新区，将有大动作。首批大学和央企人员该动动了。
近景远图，左右进逼之下，北京安在？
七大变化。
机会还是挑战？
（1）
央企和高校分流，北京不再独大
北京人多且杂，疫情传播猛烈。
公共资源过于集中，人必跟随。
当下，一百多家央企中，超过一半的总部驻扎北京，未来若迁走部分，北京的产业结构将变化。
2019
年，北京三产占比达
83.1%
，为大陆城市中的最高，其中，很多就是央企总部经济贡献的。在中国十大医院中，四所在北京。全国
985
大学中，五分之一在北京，双一流大学，也近四分之一集中在北京。全国前三名大学中，两所在北京。
雄安新区的使命之一，是承接北京功能的疏解。当下已经有很多央企表态，未来将会投资雄安，甚至是迁址雄安。
迁官迁校迁央企。
央企，大学和银行等垄断性资源，是北京压箱底的资源，若被分流，北京的综合竞争力将大大下降。
（2）
北京在全国经济地位下降
在京津冀各个城市格局中，北京和天津一度被认为都是胖子。而雄安新区的设立，北京和天津在中国城市系列中的经济地位，都将受到影响。
雄安新区对北京经济地位的冲击，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经济总量，预计雄安新区崛起之后，北京和天津的公共资源，特别是央企的分流，将使其此前相对高速发展所依赖的权力和市场资源削弱，从长期来看，北京和天津在中国未来城市中的经济总量排位，将有所影响。北京的经济排位，将从当下的全国第二，长期看跌，二十年后，应该稳定在全国前五名之外。
二是金融资源。
2019
年，北京本外币存款余额，达到171062亿，冠绝全国。中国最强力的金融城市，不在市场中心珠三角和长三角，而在更靠近权力的京津。未来，雄安若承接部分北京的金融机构，将冲击北京和天津的金融地位，削弱其金融资源。
没有那么多钱堆着烧着，发展经济不再是坐享其成，果熟分果。
沪上深，以及后起的武汉，重庆，成都，经济总量都将超过北京。
卸掉特权加持，卸掉央企加持，卸掉金融机构加持的北京，未来经济将归于常态，北方的经济重镇，总体比不上南方经济重镇，北京跌出前五，二十年内是必然。
（3）
北京逐步老化
2017
年，北京终于停止了人口增长，首次出现负增长。减少
20000
人以上。
至
2019
年，北京人口继续下降。
随着北京功能的疏解，以及雄安的崛起，北京的人口将继续萎缩。
谁将离开北京？首先是青年。
去年末，北京
60
岁以上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为
17.2%
。北京外来人口
745.6
万，多数是青年。
这些青年支撑，降低了北京老年化率。
若未来青年大批因为高房价和户籍管制转移至雄安以及国内其他城市，北京的老年化率将更高。
满
城老人，小汤山的温泉，也洗不净暮气沉沉。
退休老人挺多，搞个疗养之城，元老之城，倒不错。
利弊相随，利大于弊。
北京四大机遇。
（
4
）更清晰的北京
疏解北京功能之后，北京更清晰。
此前北京兼备华盛顿和纽约的功能，雄安新区建成后，北京四大中心定位：政治、文化、科技、创新中心。
去掉了经济中心，意味深长。
（
5
）重塑天津
京津虽并称直辖市，但是，在权力和市场两大资源的拥有方面，天津难望北京项背。客观上造成了京津定位的混乱。
北京保留四大定位。期待天津搞活经济。
雄安未来将疏解北京的央企，医院，高校，银行等资源，公共资源被削弱后，北京对于人才与市场资源的强制性驱动力也减弱，天津的重要性将相对上升，尤其是在经济发展领域，自由度更大。天津的产业优势，才可以发挥最大效用。将河北变化最大的战略腹地。
去年天津的GDP排名下滑严重，跌到第十名，未来需要通过市场化改革，逐步回升。
（6）做大京津冀，打造新的增长极
北京和天津虽都在中国十大城市之列，但京津冀却难以与长三角和珠三角比肩，未来也将面临长江中游与成渝城市群的赶超。
雄安新区的使命之一，是做大京津冀，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增长极。
2017
年，长三角的
GDP
总和约
15
万亿，粤港澳大湾区
GDP
总和约
10
万亿，而京津冀
GDP
总和只有
8
万亿，且内部发展不平衡，北京一城独大并且造成了周边广泛的灯下黑。
京津冀做大，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南强北弱的格局，缩小南北差距。未来东北振兴，华北崛起，都需要以京津冀为依托。
（
7
）鞭打慢牛，敦促改革
国家明确雄安要建设改革开放新高地。
建国后，先后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大直辖市。作为共和国的“嫡子”，直辖市在发展过程中，曾经起到了带头作用。如北京与上海，在中国的政治与经济活动中，曾经举足轻重。
不过，随着中国内地城市的普遍崛起，中国的直辖市管理模式，已经严重滞后于时代，需要进行改革。
国家设立直辖市，本意是希望其在改革方面冲锋陷阵，但是，最近几年，北上天等直辖市反在很多领域改革落后，比如户籍制度改革，教育医疗改革等领域，不是领先全国，而是滞后全国。
管制车牌，北京先搞。
户籍改革，北京押后。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重大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反总是在一些边缘地区完成，而个中原因之一，在于直辖市的最高负责人级别过高，造成管理体制的僵化。
小地方，大官员，官位太高，保位占第一，改革挤一边。怕试错，怕争议。
这种过于敏感的政治地位，使直辖市的发展反受到制约。无法象一般那样，可以先摸着石头过河。
疫情逼迫，北京思变。
雄安搅局，冲乱既得利益，一片荒原好纵马，锐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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