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名称: 吐槽青年:曹林的时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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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享|没有一拳可以击倒对方的论述

吐槽青年:曹林的时政观察  · 公众号  ·  · 2018-05-13 11:03

正文

摘要: 本文为《时评中国2》的序言,感谢范以锦、柴璐、六神磊磊、刘艳华等师友的推荐。桑德尔在《公正》中说,道德反思并不是个体的追求,而是公共的努力。它需要一个对话者--一个朋友、一个邻居、一个同志或一个公民同胞。感谢吐槽青年公号20多万粉丝,这些文章不是我孤独的对空言说,而是跟你们对话中写成,文中也有你们思想的影子。 最后一章专门选录了一些粉丝留言评论名为“TA评”,这本书也属于你们!



吐槽青年出品  曹林|文


读李金铨先生的《报人报国――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读法》,在“报人情怀与国家想像”那一节读到一句话,觉得讲得很好,与朋友们分享,他写道:哲学是什么?一位学哲学的朋友告诉我,哲学就是“没有一拳可以击倒对方的论述”(no knockout statement),因此对话才可以不断继续下去。


金铨教授讲这个针对的是新闻史研究,意指历史真相是曲折、复杂、具体而矛盾的,更不可能“一语定乾坤”,唯有多视角多维度探索,切磋琢磨,才能慢慢地还原历史场景,逼近历史“真相”,配合时代的呼唤以获致更真切而有意义的了解。――我是写时事评论的,觉得这段话也同样适用时事评论写作。哲学是爱智慧的学问,有对话才有智慧,时事评论的思想也在于此,有对话才有人话,对话才能产生思想,观点在对话中才能不断突破理性的局限。


新闻学界一个基本共识是,与新闻靠得最近、最有专业亲缘的学科应该是史学。今日的新闻就是明日之历史,观察当下的时事,评论眼下发生的事,也需要那种借助对话、切磋、多维度探索去进入复杂“真相”的史家审慎精神,不要指望“一语定乾坤”,别总想一拳就击倒对方,像媒体人柴静做采访时常用的一句话: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


现实中那种常把天聊死的人,是很不讨人喜欢的。习惯成为对话的终结者,一句话把人噎死怼死,把话说死说绝,这种人不会有朋友。可一个让人忧心的现实是,在新媒体舆论场上,这种“把天聊死”拒绝对话的新媒体文风,大行其道泛滥成灾。――众所周知,一定有人在抹黑,一定有人在运作,你知道他有多努力吗?你行你上啊?任性下断语,结论总超出论据所允许的限度,立场和情绪胜于事实的效度,以真相和真理垄断者自居,面目狰狞,杀气腾腾,毫无节制地渲染情绪,充满着一拳把人击倒的坏逻辑戾气。――可怕的是,这种文字往往有着奇高的阅读量。


比如“高铁扒门”事件中,看到一篇新媒体奇文,真把我惊着了。原以为,无论如何应该有这样的基本认知,“扒着高铁门”肯定是不行的,没想到这篇文章竟然为扒车门女子辩护,题目非常煽情:合肥女教师阻止高铁发车,她用自己的尊严,为弱势群体维护利益。――明显违法的行为,竟然被说得这么清新脱俗正义凛然,真是服了。原以为只是正话反说或标题党刺激阅读,没想到人家是认真的,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再一看后面的阅读量、点赞量和打赏数字,吓我一大跳,早早过了10万+,5万多的点赞,1400多次打赏。估计很多人根本不关注具体事实,“尊严”“弱势群体”“维护利益”这几个字就让一些读者热泪盈眶地高潮了。


尊严、弱者、捍卫、正义、自由,类似泛道德化的政治正确标签,就属于那种“一拳可以击倒对方的论述”。桑德尔在《公正》中说,道德反思并不是个体的追求,而是公共的努力。它需要一个对话者――一个朋友、一个邻居、一个同志或一个公民同胞。当我们自己争论时,这个对话者可以是想像的而非真实的,我们不可能仅仅通过内省而得出公正的意义以及最佳的生活方式。


一 求真还是求胜?


总觉得网络舆论场上到处蔓延着“求胜”的荷尔蒙,而没有多少“求真”的欲望。数亿网民围观的场景,站队,意气,面子,对抗,口舌之快,粉丝欢呼,也许决定了“求胜”的追求。所以我一直觉得,有些事在私人场景也许能有一个好的解决,闹到网上就没有退路了,背后粉丝的鼓呼会把一个人的立场不断推向极端。当下的舆论场很像人声鼎沸的拳击场,打倒他,打倒他,观众呐喊声中,每个拳手眼里都充满“一拳击倒对方”的欲望。


一些“微博名人”之所以越来越偏执,很大程度上就是粉丝惯出来的,脑残粉与脑残名人互相成就。过度依赖微博的名人,能够感觉他们的面孔会越来越狰狞,名人感觉很好,好像自己指挥着千军万马,指哪打哪,其实很多时候是被粉丝所绑架。我认识的一些名人,现实中很谦虚温和,可一上网就变得面目可憎。――显然,这种面孔就是粉丝塑造出来的。貌似将数百万上千万的粉丝变现了,其实在迎合和取悦中活成了讨粉丝喜欢、却是自己过去无比厌恶的可怕样子。明知错了也不能承认,那样粉丝会失望。明知观点偏执不合常识,却只能在偏执上一路狂奔。


常有朋友问我,为什么看你很少用微博了?确实比较害怕那种太闹的地方,有意识地保持一种距离,总觉得那个像广场一样的舆论场所涌动的求胜欲望会扭曲人的心灵:抱团站队、打嘴仗、被围观、贴标签、打脸、怼、挂、表演,没法安静和理性地讨论一个问题。莫泊桑说,只有个人才有推理能力,群体并不推理,警惕那种剥夺人的高贵推理能力的广场围观语境。塞奇-莫斯科维奇在《群氓的时代》中提到罗马人那句谚语:元老们都是好人,但罗马元老院是邪恶的野兽。


一直觉得自己的求胜心不是那么强烈,在课堂上与学生讨论问题,没有觉得被学生问住、被人驳倒是一件很丢脸的事,能获得另外一种看问题的视角,长了见识,是很好的事啊。我写过一篇反思当下网络中毒鸡汤和丧文化的评论,觉得如今很多年轻人太丧了,这种丧从诸如“人生就是这么起起落落落落落的”“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竟然还信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一个学生后来写文章批评说,丧文化不仅不可怕,还是反抗滥情的良药。她在文章中说:表面上的丧,反映了某种更为微妙的社会语态,即对逆袭神话等励志故事的怀疑,这种怀疑是基于人们对现实环境更为丰富和清醒的认识。


看到学生的文章后,我拍案叫绝,写得真好,我在我的公号推出了这篇文章并给了高分。给学生布置的评论作业是“驳论”,学生首先便拿我作靶子进行评论练习,很好!这也是我一直在课堂上鼓励的,不迷信不盲从,敢于去挑战一些看起来冠冕堂皇正义凛然的事物,对“似乎理所当然的结论”保持质疑能力。我没有觉得“被学生批评很没面子”,反觉得是我的荣耀,说明我的课堂教学很有成果,激发了学生的独立思考力、批判力和换个角度看问题的判断力。


我后来谈到丧文化这个问题的时候,视野也开阔了很多,比如在《你心不丧,便百毒不侵》中谈到:一般能在网上发这个丧段子,生产这些丧文化的,内心一定不会丧到哪里去。表达出来,与别人分享,一起去面对,便不会压抑成为负能量,这正是网络表达对社会健康的重要之处。那种看不见的丧会积压成一种可怕的、病态的阴暗人格,最终变成仇视社会、反社会的垃圾人。前段时间某地发生的那起爆炸案中,有关部门发布的调查称,在凶手住所墙上多处留有“死”、“亡”、“灭”、“绝”等字,真让人触目惊心,刻在自家墙上的丧,最终变成了残害无辜的丧心病狂。――这便是抛弃了“求胜”了的“求真”带来的认知提升。


二 即使面对“魔鬼”也不必一拳击倒


爆款网文一般都有种叙述套路,就是建构一种“天使-魔鬼”二元对立的故事框架,竭力塑造一个无恶不作、无底线地欺凌弱者的魔鬼,激起人们对魔鬼的痛恨,从而在愤怒和焦虑中收割流量。


比如,江歌案中,这些标题就带着二元对立的叙述节奏:泣血的呐喊:刘鑫,江歌的冤魂喊你出来作证!江歌,你替刘鑫去死的100天,她买了新包包染了新头发。江歌为刘鑫挡10刀致死,被闺蜜妈妈说活该短命!――眼里常常含着泪水的人,看了这些标题,恨不得就手起刀落了。


我的很多评论都是尝试让读者从这种二元对立的叙述中跳出来,倡导一种不被带节奏的独立怀疑,即使面对魔鬼,也不必一拳击倒。其一,对方是不是魔鬼;其二,即使是魔鬼,魔鬼也有发声的权利,也要有耐心听听魔鬼怎么说怎么想,听听魔鬼那一边的道理。


倒不是替“魔鬼”说话,而是觉得很多时候真相都并非“天使-魔鬼”那么简单,需要深入细节之中探寻复杂的因果逻辑和幽暗人性,探寻哪些关键事实被叙述者有意遮掩。高铁扒门女子确实违反规则了,但是不是就像网帖所曝“丈夫迟到就扒住高铁不让走”,是不是管理问题就可以忽略。索酬不成就摔死小狗的女子,确实不可饶恕,但是否就可以剥夺她的隐私权而肆意人肉。刘鑫的回避确实应受批判,但是否就如网帖所描述得那么冷血无耻。这些都需要在“对话”中还原事实场景,而不是一拳击倒对方。


新闻之所以常常反转,就在于人们过于迷信“魔鬼-天使”的二元对立叙述,一边倒地指向魔鬼,可人们渐渐会发现,魔鬼不完全是魔鬼,天使也不完全是天使。我并不是一个道德虚无主义者,也不是价值相对主义的信奉者,但我相信作家刀尔登那句话:人不可以善恶论者,十之七八;事不可以是非论者,十之八九。


三 直接奔向结论的简单粗暴


有朋友善意的批评我,读你的文章,总觉得不像很多网红作者那么过瘾和解气,你好像特别舍不得下判断和结论,有时看半天不知道你的立场到底是什么。


我是把这种批评当成一种“赞赏”的,我确实不太爱下结论,因为很多时候论据并不能支撑一个清晰的结论。评论员并不在新闻现场,并没有掌握所有的事实,不得不保持一种谨慎和克制,避免表现出一种既有事实所无法支撑而读者却热衷看到的果断和绝对。斯泰宾先生在《有效思维》中多次提到:我们往往坚持一种信念超过我们所掌握的证据所允许的程度,还有,我们有时候拒绝接受一种有足够证据的意见。带感情色彩的词语可能不但是使听众,也使我们自己,看不见这样一个事实,即已经在论证之前就作了结论。


斯泰宾特别强调了演讲者的责任:演讲者应避免采取一种非常自信的姿态和腔调,要避免利用自己的风度和口才征服他的听众而并未用道理说服他们。


我特别反感那种评论,从头到尾都是结论,却不给出支撑结论的论据。或者说,没说几句就忍不住下结论,总想把结论强塞给读者,而不尊重读者的判断。早川先生在《语言学的邀请》中淋漓尽致地批评了那种“爱下结论”的人,他说:美国的杂志有低级和高级之分,在写给大众看的杂志里,极少会有作者依赖读者自己的能力让他们自动获得结论。为了不让读者费心劳神伤脑筋,作者们总是直接就替他们作出判断,越是低级的杂志,这种现象也就越明显。反之,高级杂志的趋向却是更多依赖读者自身进行思考。当事实看上去一目了然的时候,它们就不下判断,或者每下一个判断,必定会提供相当多的事实,以便读者若是愿意,完全可以自由地另下判断。


早川先生还举了一个形象的案例,倘若你是在听乡下老太婆讲故事,你就会发现,她讲不上几句话,或者最多等到讲完一个故事时,一定会下一个结论,好心有好报,老天有眼,罪过,活该(看看那些新媒体爆款文,多像这没文化的老太婆)。与之相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说话时自行下结论的情况就比较少,他们更多的时候都是在陈述事实。


六神磊磊写过一篇文章说,一个人的蠢,往往蠢在论据而不是论点。新媒体舆论场中,人们都急于盯着奔向那个结论,作者没有论证耐心急于奔向结论,读者无阅读耐心而急于看结论,迷恋那种“一拳击倒对方的论述”粗暴节奏,这种恶性循环使我们的舆论场讨论停留于非常肤浅的层次。


四 意识到自己的局限、盲区和无知


2017年做了一件至今都觉得很疯狂的事,在媒体做了13年评论员后回到校园,到高校在职读博,老老实实当一个学生。很多朋友都不理解:你在传统媒体工作挺好,有自己的位置和专长,没有转型和求职压力,也在名牌大学兼着教职,不需要学历去给自己的身份镀金,这年龄了,为什么非要去读博?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写评论写了10多年,写着写着,怕把自己写空了。做媒体的,每天都面对着新鲜事新热点,在此起彼伏的热点中重复常识,这种节奏中缺少一个恒定关注和厚重关怀,很容易在社会表层的喧嚣中变得油腻和肤浅。评论了这么多年,有了很多困惑,越来越感到自己的浅薄,想回到课堂系统地读一些书,静下来研究一些问题,做一点让自己有职业归属感的学问。


其实,七八年前那波“读博热”时我考过一次博士,也考上了,笔试面试都很顺利,母校新闻学院已经准备录取我。――不过很对不起导师,左思右想纠结一天,最终还是放弃了。――现在想来,可能那时没想清楚到底为什么读,纯粹是赶时髦,弄个博士文凭装点身份,没有强烈的读书和研究冲动。


现在不需要文凭镀金了,倒想沉下心来做点儿学问。评论写作陷入了一种自我重复,很多时候失去了表达兴奋感,无法跳出那种固化的思维框架和盲区。


在人大校园上了一学期课了。第一周,从新奇很快过渡到恐怖,特不适应那种从业界跨到学界的思维转变过程:写论文跟写评论完全不一样,学界语态跟业界语态完全两个世界,读文献跟平常读书不是一回事,站在台上讲课跟坐在台下听课自然感觉也不一样。所以,刚读了两周,心理就近乎崩溃,特别想退学。心想,自己干嘛受这罪啊,纯粹找虐啊。咬着牙坚持下来,两个月后就慢慢适应了,后来很享受那种“再过一次校园生活”的充实感觉,跟90后一起听讲课读文献做讨论,仿佛自己也90后了。


这个选择,可能也源于我内心一直有的那种自我警惕,心理学家说我们要警惕自己内心那个“极权主义自我”,固执已见,看不到自己的盲区,傲慢自负。我知道自己的缺陷,知识缺陷,性格缺陷,思维缺陷,所以总想突破这种缺陷。突破的方式,就是不断跳出自己的舒服区。说实话,我在媒体待着挺舒服的,写写评论,给学生讲讲课,到媒体单位做做讲座,挺受欢迎的。但越是舒服,我越是感到不安。不到40岁,就这么舒服,这辈子也就这样了。能看到退休后的生活状态,好无趣。圈子让人愚蠢,舒适区让人平庸,出于对舒服区和圈子的反抗,我努力向上跳了一下。


现在看来,这是近十年来我最满意的一次选择,进入一个陌生的新圈子,认识了很多新朋友,看了很多书,开阔了视野,对一些社会问题有了新看法。过去看书很随意,可看可不看,没什么压力,看一本扔一本,像狗熊掰玉米,没有形成积累。这半年看的书,比过去10年加起来还多,而且比较系统,文献阅读中打开了一幅知识地图,系统深入地研究一个问题。葛剑雄先生说,为求知而读,读书就要学会选择,为研究而读,穷尽阅读方可创新。人不能总当温暖区的“宝宝”,总要有某个阶段折腾一下,跳出舒适区去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五 对话中达到“扩大的智性”


阿伦特在《文化的危机》中对思想和判断作了区分,思想可能是孤独的行为,而判断是涉及他人的行为,判断的目的是形成与他人有关的看法。判断的一个特征是代表他人思想,也就是在思想中不断想象有他者在场。阿伦特说,我对某个问题从数种不同的角度形成看法,在我的头脑中呈现缺席者的观点。在思考一个问题时,我越能想象如何在别人的角度作我自己的思想,我就越具有代表性思想的能力,我的结论和看法也就越有力量。伯恩斯坦解释说,形成看法并不是孤独思想者的个人行为,必然包含与不同意见的交遇,这样才会产生康德所言的“扩大的智性”。


时事评论写作需要不断对话才能达致这种“扩大的智性”,突破闭合的思维而走向公共话语。思想和思维中不能缺少他者的视角,时时需要一个对话者,在对话而不是“一拳击倒对方”中扩展公共智性。


就把这拉拉杂杂的文字当成这本书的序吧,书中文字是这一两年文字的精选,《时评中国》受到那么多读者喜爱,让我有了继续出版、2下去的冲动。虽然这些文章所依附的热点早成为云烟,但我写时也没过于依赖那些热点,而是想借那些现象和个案去烛见人性人心。其中文字,多不是为媒体所写,没有截稿压力,不必迎合立场,日子过得还行,没有变现压力,而是自媒体中“自由而无用”的写作。


想起《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中一个媒体人的自白,美国一个担任过新闻播报员的媒体人说:每当我和主管经理或编委会成员讨论问题时,一直坚守一条底线:我不为你工作,你给我发工资,我非常高兴。但事实上我不为你工作,如果说到忠诚,我只忠于那些打开电视的人。


对于我来说,我在公号里写的这些文字,甚至不是忠于那些关注我公号、点开文章阅读的人,我忠于的是我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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