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来源：光明网）
原载《读书》2014年第7期，经公众号“读书杂志"（微信ID：dushu_magazine）授权转载。
1909年（明治四十二）10月26日上午九点半前后，安重根（1879—1910）在哈尔滨火车站站台上击毙伊藤博文（1841—1909）。以命相搏的场面，却有几分戏剧色彩。在伊藤博文检阅了俄军仪仗队，向前来迎接的各国领事馆人员和当地日本居民致辞的时候，身穿西装、头戴鸭舌帽的安重根穿过俄国兵队列，走到距离伊藤博文大约5米远的地方，从容地掏出8连发勃朗宁手枪，打出了7发子弹。3发子弹命中伊藤博文，其余4发飞向伊藤身边的人。伊藤中弹倒地，被抬到专列上，绝命之前随行医生喂他喝了一杯白兰地。
安重根当过猎人，身为抗日义兵久经沙场，是熟练的枪手，又是在那种生死攸关的场合，打出7发子弹的时间不会超过5秒钟。5秒钟震惊日本，震惊世界。因为刺杀者是韩国青年，而被杀者是日本枢密院院长、伯爵、前日本首相、前韩国统监。这次斩首行动是认真筹划的，伊藤博文在劫难逃。当天早晨，从长春北上的伊藤博文专列即将到达哈尔滨的时候，安重根的同伴禹德淳、曹道先已经在哈尔滨南面不远处的蔡家沟火车站等着下手，但那里的俄国兵戒备森严，禹、曹二人又睡过了头，所以伊藤博文多活了大概3小时。禹、曹二人没有得手，历史机遇留给了先行到达哈尔滨的安重根，安重根因此名垂青史。刺杀事件发生一百零五年之后，2014年1月19日，安重根义士纪念馆在哈尔滨火车站的事件发生处开馆。
2014年1月19日，安重根义士纪念馆在哈尔滨火车站的事件发生处开馆
安重根以刺杀伊藤博文名扬天下，所以他在世人心目中主要是作为“刺客”“枪手”“义士”存在的。中国的安重根纪念馆建在刺杀事件发生地，馆名中安重根的身份是 “义士”，即有这方面的原因。我知道安重根的名字是在1981年9月，升入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当时到连云港市做教育实习，偶然看了进口影片《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当时还是内参片），记住的便是作为枪手与刺客的安重根。所以，25年之后在东京读到日本学者研究安重根的著作，读到安重根的亲笔自传《安应七历史》，颇为吃惊。没想到安重根居然是那样一位博学、纯洁、内心世界丰富、具有多方面修养的人杰。
实际上，在安重根32年的生命历程中，刺杀伊藤博文仅仅是一个符号性事件，这个事件的含义，也只有结合安重根的人生道路与思想状况才能充分理解。
安重根亲笔自传《安应七历史》是1978年在长崎被发现的。
1978年即安重根百年诞辰的前一年，亲笔自传在此时被发现应当是相关人士的设计。因为此时的 “发现 ”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手稿的价值，在最好的时机制造最好的宣传效果。事实上，我手里这部全文收录《安应七历史》影印本的巨著《安重根与日韩关系史》（《安重根と日韓関係史》，市川正明著），就是由日本的原书房在1979年即安重根百年诞辰这一年出版的。1978年9月我能在相对偏僻的海滨城市连云港看到录像机播放的内参片《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亦应与安重根诞辰百年的相关纪念活动有关。
据《安重根与日韩关系史》著者市川正明介绍，《安应七历史》是写在一个长19cm、宽12cm的笔记本上。市川著作所收《安应七历史》影印件是全尺寸的。这份自传是用汉文书写，据草稿誊抄，字迹工整，几乎没有修改。写到被押送至旅顺监狱之后开始受审，即用“以下略”三字结束。“以下略”即受审部分的约13页，还是未经誊抄的草稿状态，字迹相对随意。“应七”是安重根的字，因其出生时胸腹部有七颗黑痣，故称。
我作为中国读者读《安应七历史》，首先是惊讶于安重根漂亮的汉字。书写工具是钢笔或旧时的蘸水笔，但笔画的起、止呈现出明显的毛笔字笔法。几乎每个字的结构都很合理，字与字之间的连贯性也好。无论是单个字，还是整页汉字，都呈现出宏大而又严谨的书写风格。现在如果把这份自传拿去参加硬笔书法评比，应当能够获奖。事实上安重根称得上书法家。他被关押在旅顺监狱的时候，多有日本人向他求字，以得到他的字为荣。中野泰雄所著《安重根与伊藤博文》（《安重根と伊藤博文》，恒文社1996年版）的插页上有安重根的三幅书法作品。两幅是在狱中写给日本人的条幅，分别是 “为国献身军人本分 ”和“志士仁人杀身成仁 ”，一幅是刻在韩国安重根纪念馆门前纪念碑上的安重根手迹 “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幅均为楷书，用墨、结字均达到相当水准。
安重根的字漂亮，文章同样漂亮。《安应七历史》记事、写景、抒情均准确、生动、传神，文言之中夹杂着些许现代白话文或口语表达，别有一番韵味。文中偶有错别字，有个别因韩文与汉文的句子结构差异造成的词序问题——例如将动词置于名词之后、表示上下文关系的副词后置等等，但整体看来不失为优秀汉文。汉文之外安重根还写汉诗，《安应七历史》即收录两首。一首是：“男儿有志出洋外，事不入谋难处身。望须同胞誓流血，莫做世间无义神。”（引用者标点，后同）二是决定刺杀伊藤博文之后写的：“丈夫处世兮，其志大矣。雄视天下兮，何日成业。时造英雄兮，英雄造时。东风渐寒兮，壮士义热。愤慨一去兮，必成目的。鼠窃伊藤兮，岂肯比命。岂度至此兮，事势固然。同胞同胞兮，速成大业。万岁万岁兮，大韩独立。万岁万岁兮，大韩同胞。”诗中“东风渐寒”“壮士”“一去”等语，表明此诗受到了荆轲《易水歌》的影响。实质上这是一首现代版《易水歌》。
字如其人，文如其人，诗如其人。从字、文、诗来看，安重根是具有丰厚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思想者。更为重要的是，安重根写自传和那些条幅的时候，身陷囹圄、面临死亡。所以，在他这里，高洁、强悍的人格价值又远在其诗文、书法作品之上。只有视死如归的勇士，才能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如此从容地展示自己的思想、才华与学养。铸成安重根人格的，从社会根源来说是近代韩国悲惨的历史，从思想根源来说则是基于儒家伦理思想和天主教教义的爱国主义精神。展现其儒教伦理精神的，就是他书写的条幅“志士仁人杀身成仁”、“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这两句话分别出自《论语》的“卫灵公”篇与“宪问”篇。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此意义上安重根确为 “义士”——仁义爱国之士。
临刑前的安重根（来源：光明网）
安重根拥有丰厚的文化修养、强大的人格力量，所以能够临危不惧、从容不迫。取伊藤博文性命的时候是如此，自己面临死亡的时候也是如此。被执行绞刑之前，他沐浴之后穿上洁白的朝鲜民族服装。在就义5分钟前留下的那张照片上，他表情安详。
安重根枪击伊藤博文、被现场的俄国兵控制之后，用俄语高喊“韩国万岁”。在法庭上被问及身份的时候，他自称韩国义兵“参谋中将”。在旅顺监狱中写的书法作品，落款署名为“大韩国人安重根”，并且印着他左手的掌印。掌印上的无名指比小手指还短，是因为无名指第一节被切掉了。1909年初在海参崴组织救国团体断指同盟的时候，12名同志用刀切掉左手无名指第一节，以鲜血书写“大韩国独立”于太极旗上，然后高呼“大韩独立万岁！”要言之，安重根确为民族主义者。但是，民族主义并非安重根思想的全部。韩国独立、朝鲜民族解放之外，安重根还有更远大的理想，那就是东洋和平。
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行动之中，已经包含着对东洋和平的追求。被捕之后接受日本检察官沟渊孝雄审讯的时候，他阐述刺杀行动的理由，列举了伊藤博文的十五条罪状：
一、韩国闵皇后弑杀之罪；二、韩国皇帝废位之罪；三、勒定五条约与七条约之罪；四、虐杀无故[辜]之韩人之罪；五、政权勒夺之罪；六、铁道、矿山与山林、川泽勒夺之罪；七、第一银券纸货勒用之罪；八、军队解散之罪；九、教育防 [妨]害之罪；十、韩人外国游学禁止之罪；十一、教课[科]书押收烧火之罪；十二、韩人欲日本保护云云、而诬罔世界之罪；十三、现行日韩间竞争不息、杀戮不绝，然韩国以太平无事之样上欺天皇之罪；十四、东洋平和破坏之罪；十五、日本天皇陛下父皇太皇帝弑杀之罪。（市川正明：《安重根与朝鲜独立运动的源流》，原书房2005年9月版，158—159页）
这段文字中亦多有动词被置于名词（宾语）之后。略为调整词序，将“军队解散”、“教育妨害”等等改为“解散军队”、“妨害教育”，读起来会更顺。“然韩国以太平无事之样上欺天皇”当为“然以韩国太平无事之样上欺天皇”。据市川正明的考察，安重根的个别指控与事实略有出入。杀害闵妃事件即非伊藤直接制造，韩国皇帝废位与伊藤亦无直接关系（《安重根与日韩关系史》，178、182页）。但由于伊藤博文是明治日本内阁第一任首相、日本侵略者的符号，因此安重根的指控全部成立。安重根列举的罪状多达15条，表明其斩首行动是建立在对现实的分析和对中、日、韩三国关系的认识之上。第一至第十二条表明了安重根对韩国国家、民族利益的追求，但十三、十四、十五这三条则表明了安重根超越韩国的视角。谴责伊藤弑杀明治天皇的父皇、欺骗明治天皇，表明他刺杀伊藤也是为了日本。谴责伊藤破坏东洋和平，则表明他是为了 “东洋和平 ”刺杀伊藤博文。可以说，安重根是站在 “东洋 ”的立场上采取行动，这种立场超越了“韩国”这一民族、国家立场。因此，即使是在领导义兵进行抗日斗争的时候，他也期待日本民众觉醒，甚至释放过数名批判伊藤扩张政策、主张东洋和平的日军俘虏。
伊藤博文是日本史上首个内阁首相，于1909年10月26日遭安重根刺杀而死（来源：光明网）
被关押在旅顺监狱、面临死亡的安重根，思考最多的除了自己的历史，就是东洋和平问题。死刑判决在1910年2月14日下达，安重根3月十15才写完《安应七历史》。为了撰写《东洋平和论》，他要求高等法院推迟行刑日期，获准之后立即动笔。可惜行刑日期比法院院长承诺的提前，《东洋平和论》半途而废。《东洋平和论》“序”之外分为“前鉴”“现状”“伏线”“问答”四部分，安重根写完了“序”，“前鉴”只写了两千余字，即止于“不顾自然之刑[形]势、剥害同种邻邦者终为独夫之患、必不免矣”一句。所幸，从完整的“序”中我们能够理解安重根《东洋平和论》的基本思想。“序”开宗明义，曰：“夫合成散败，万古常定之理也。现今世界，东西分球，人种各殊。互相竞争，如行茶饭。研究利器，甚于农商。新发明，电气炮，飞行船，浸水艇，皆是伤人害物之机械也。训练青年，驱入于战役之场，无数贵重生灵，弃如牺牲。血川肉地，无日不绝。”这是安重根对二十世纪初世界局势的基本把握、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批判。安重根尤憎沙俄，称其“暴行残害，西欧东亚，无处不及。恶盈罪溢，神人共怒”。因此他赞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解释中韩两国为何不计前嫌、支持日本，曰：“天赐一期，使东海中小岛日本，如此强大之露国，一拳打倒于满洲大陆之上。孰就能度量乎？此顺天、得地、应人之理也。……日露开战之时，日皇宣战书‘东洋平和由持、大韩独立巩固’云。如此大义，胜于青天白日之光线。故韩清人士，勿论智愚，一致同心，感和服从者，一也。况日露开伏[战]，可谓黄白人种之竞争，故前日仇雠心情，一朝消散，反成一大爱种党。此亦人情之顺序矣。可谓合理之一也。”
可见，在安重根这里，“东洋 ”与“黄种人 ”具有同一性，中、日、韩三国均包含其中。正因为对崛起于明治维新的现代日本抱有厚望，所以他对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在东亚的扩张倍感失望，严加斥责，曰：“日本之伟大声名，正大功勋，一朝变迁，尤甚于蛮行之露国也。呜呼！以龙虎之威势，岂作蛇猫之行动乎？”“韩清两国人之所望，大绝且断矣。若政略不改，逼迫日甚，则不得已，宁亡于异族，不忍受辱于同种。”在“序”的结尾处，安重根明言自己是代表韩清两国人民发肺腑之言，声称“东洋平和义战开伏于哈尔滨”。这样，刺杀事件的“东洋和平”意义得到了明确表达。
安重根是民族主义者，也是东洋主义者、东亚民族主义者。其“东洋”理念虽有地域性，但作为特殊时代对于西力东渐、西方入侵的回应之物，其中包含着普遍性价值。这种价值的核心就是儒家伦理中的忠、孝、仁、义。安重根身体力行，将传统的儒家伦理精神实践于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之中。
安重根因为刺杀伊藤博文被“大日本帝国”处以绞刑，但日本人对待安重根的态度颇为复杂，钦佩、同情者不乏其人。耐人寻味的是，钦佩、同情者中包括刺杀事件的受害者与司法系统的官员。伊藤博文到达哈尔滨火车站的时候，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理事田中清次郎是随从人员之一，安重根射向伊藤随从的四发子弹中，有一发打在他的脚上。如果当时安重根的枪口抬高一些，他就有性命之忧。但是，晚年在接受采访、被问及“您认为到目前为止自己认识的人当中谁最伟大”的时候，他的回答却是：“那就是安重根。虽然这令人遗憾。”安重根被关押在旅顺监狱的时候，多有管理监狱的日本人求他写字，善待他，甚至检察官也关照他的生活。《安应七历史》记曰：“其后沟渊检察官，与韩语通译官园木氏，来到于监狱署内，十余次审问，而这间酬酌，一笔难记。”“检察官常对我甚厚，审问后，恒给埃及金口纸卷烟。相对谈话，吸烟，评论公直，同憾[感]情现容于色也。”“伊时，典狱栗原氏，与警守系长中村氏，常顾获特对，每一周日间沐浴一次式，每日午前午后二次，式自监房出自事务室。各国上等纸卷烟与西洋果子及茶水，厚给胞 [饱 ]吃。又朝、午、夕三时饭，上等白米饭馈之。内服品好者一件，棉着、绵衾四件。特给柑子与林檎、黄梨等果实，日日数三次给之。牛乳每日一次式给之。此园木氏之特恩也。沟渊检察官，鸡与烟草等物买给。如此许多特对，感荷不已，难可尽述。”文中的“林檎”即苹果，“式”字含义不明。
这些日本人善待安重根，并非出于同情，或者非仅仅出于同情，而是有思想观念方面的共感。按照《安重根与伊藤博文》著者中野泰雄的解释，田中清次郎高度评价安重根，是因为了解安重根法庭上的言论、在狱中的著作。换言之，田中是认同安重根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中野的这种判断应当能够成立。安重根及禹德淳、曹道先等人被从哈尔滨押送到旅顺监狱之后，1910年2月7日至14日，关东都督府高等法院对他们进行了六次公审。讽刺的是，由于安重根在审判中努力争取陈述机会，而且法庭旁听席上有旁听者（第一次审判时旁听者约300人），因此审判具有了二重性——是法院对安重根的审判，也是安重根对伊藤博文和日本侵略行径的审判。日本法官被安重根的陈述打动了。据《安应七历史》所记，安重根陈述了伊藤博文十五条罪状之后，检察官沟渊孝雄“听罢，愕然谓曰：今闻所述，则可谓东洋义士也。自己义士，必无被死刑之法矣。勿为忧虑焉。我答曰：我之生死勿论，以此意速速上奏于日本天皇陛下，速改伊藤之不善政略，以扶东洋危机之大势。切望矣！”这里，沟渊与安重根在东洋意识方面达成了一致，进行了有效对话。不仅是沟渊，甚至高等法院院长平石氏人也共鸣于安重根的思想。据《安应七历史》所记，平石听了安重根关于“东洋大势之关系与平和政略之意见”之后，“慨然答曰：我与君同情虽厚，然政府主权之机关难改。奈何！当君之所述之意见，禀达于政府矣”。因此，当安重根为撰写《东洋平和论》要求将行刑日期推迟月余时，平石欣然应允，答曰：“不必月余宽限，虽数个月之余，特别许可矣。勿虑焉。”此为安撰写《东洋平和论》之契机。无疑，安重根向平石讲述的是《东洋平和论》的基本构想，平石是较早听到安重根 “东洋和平论 ”并表示认同的日本人。在我看来，日本官方反复审判安重根，并不仅仅是为了弄清事实，以便定罪。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作为强大的侵略者判处安重根极刑易如反掌。反复审判当另有目的，即弄清安重根的思想与刺杀行为的含义，充分估量各种因素，再决定如何处理。在此过程中，那些抱有真诚东洋意识的日本人认同了安重根的思想。中野泰雄在《安重根与伊藤博文》中指出：“在旅顺监狱中直接接触到安重根的日本人，均给安重根以高度评价，共鸣于其思想。这令人吃惊。”据中野介绍，旅顺监狱的监狱长栗原为安重根未能写完《东洋平和论》感到痛心，回到日本之后在家里设了“安重根大明神”的牌位，长期供奉。担任安重根辩护律师的水野吉太郎，在安重根受刑之前要求到刑场为安送行，惜未获允。水野终生珍藏着安重根写给他的条幅“志士仁人杀身成仁”。
认同安重根的日本人同样存在于战后日本。在日本战后民主主义的风潮中，进步知识人批判近代日本的军国主义扩张历史，认同安重根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前文所涉安重根研究著作均为日本人撰写，均批判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与侵略。市川正明在《安重根与日韩关系史》“后记 ”中，强调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行动是韩国义兵抗日运动的一环，认为安重根是韩国独立运动领导者、武装斗争将领、人格高洁的天主教徒，必须给予高度评价。中野泰雄的态度更耐人寻味。他在《安重根与伊藤博文》中从多方面揭穿伊藤博文“明治元勋”、“大政治家”的假面，阐述安重根刺杀行为的合理性，称安重根为“教育家”、“义兵中将”、“和平的使者”。他甚至把安重根在1907年日本强行签订七款《日韩新协约》之后以“安应七”之名行世，解释为“立志对应七条约”。他在同书后记中说：“现在日本每年都会出现迷恋‘大东亚战争’的亡灵、反复‘胡说’、反复‘失言’的大臣。在这种政治环境中，我恳切希望本书能够在减少‘污泥 ’方面发挥哪怕是一点点作用。”耐人寻味的是，书后 “著者略历 ”的开头是“1922年作为中野正刚的四子出生于东京”，著者中野泰雄是把 “中野正刚的四子 ”作为自己的重要身份。而中野正刚（1886—1943）是在“二战”末期因政治观点不同批评首相东条英机、被迫剖腹自杀的人。这样，中野泰雄作为日本人对安重根的肯定、对伊藤博文的批判具有了思想史的延续性。
1910年3月26日安重根被处死。处死东洋和平论者安重根，意味着“大日本帝国”走上了殖民侵略的不归路。日本在处死安重根这一年吞并朝鲜，5年之后向中国提出 “二十一条”，21年之后侵占中国东北，27年之后全面侵华。于是，35年之后遭到美国原子弹袭击，随后被送上东京审判的法庭。如果1910年前后的日本统治者能够被哈尔滨火车站的枪声惊醒，能够接受安重根的《东洋平和论》，那么日本与东北亚的现代史将是另一种面貌。中野泰雄在其著作中明确指出：日本政府在1910年处死安重根，继而制造所谓“大逆事件”杀害幸德秋水等社会主义者，是现代日本官僚暴行的起点。
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事件已过去百余年，但历史并未终结。在近代以来的日本扩张史上，中韩两国是受害共同体。安重根好友金九领导的韩国临时政府成立于上海，韩国志士也在中国的土地上英勇抗日。1909年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23年之后的1932年，另一位韩国英雄尹奉吉（1908—1932）在上海虹口公园用一颗炸弹炸伤多名日本军政要员，让日本 “支那派遣军司令”、陆军大将白川义则（1868—1932）伤重身亡，在中国19路军的奋勇抵抗之后给日军以痛击。
韩国人安重根在中国的土地上进入历史，遗体也埋葬在旅顺。世事变迁，沧海桑田，但安重根留下了一个英雄故事，一种人格典范，一套价值体系，和一本《东洋平和论》。
一句大白话胜过千条枪的红军标语：国民党旅长表示很怕“穷人不打穷人”的口号
虽然时光已经过去了近一个世纪，但今天的人们不会忘记共产党当年那些充满革命斗志和豪情。而在湖南东南部的炎陵县红军标语博物馆中，我们更能切身体会到那个激情的燎原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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