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6年以来，一直关心和促进五公村发展的张克让，担任了省农林厅厅长。1949年春，耿老板应邀出席了在饶阳县城举行的生产会议。边远的五公和饶阳紧密结合成新的权力中心。但当第一个政府官员驱车到五公时，村民们对城里的外乡人能否理解其需要表示出传统的怀疑态度，这个官员穿着十分干净的白鞋下了车，走在满是粪肥的泥路上。仅仅在父母亲去世时才穿白鞋的村民们窃笑道，他一定在悼念他的父亲。
“发家致富”
1949年，由于天公做美，政治安定，耿长锁领导的合作社迎来了连续第二个丰收年。粮食亩产达329斤，创了记录。合作社对获得成功充满信心。那年春天，合作社买了两头骡子和一辆大车用于副业生产，后来证明这是那年的一大成功。花生油总收入增长了近5倍，相当于34009斤小米。副业兴旺则主要靠从县供销合作社借来的大榨油机，副业总收入为5万斤小米，它经历了1948年下降之后，又达到接近合作社收入一半的水平。合作社秋收的好消息传到保定，省里负责农业的张克让作了报道，合作社很快就出了名。
1949年，五公村369个自耕农家庭中，也有很多获得丰收，小麦亩产平均120斤，仅比耿合作社低20斤。但有些家庭落在后面。被迫卖掉一些土地的大的有15家，李文瑞就是其中之一，他家中有妻子、母亲和8个年幼的孩子，没有人帮他到地里干活。处于败落之中的还有李相，他在土改前做过长工，在田间管理上没有经验证，且缺少农具和牲口，他家的粮食勉强够吃。当地一位中间商安排李卖掉了1.5亩地和他家的房子。国家是允许买卖土地和财产的。
张庆周也卖了地。他的儿子得了重病，而为了换取医药费，张把3亩地卖给了园子附近的某个人。其他家庭借钱办红白喜事。有些人正好在收割前缺钱，只得把地里的部分庄稼卖掉，或向有余钱的人借款，同时以工地作为担保。在党发出“发家致富”的口号时，少数农户就在安定与复苏的蜜月年代走下坡路了。1950年初，政府号召农民富裕起来，毛泽东指出，“为了尽快恢复农村地区的生产，必须保存富农经济”。他宣布，苏联式的农业集体化“仍是十分遥远的事”。
住在村中央的南李宗族中有文化的家庭，在普遍接受教育方面占有优势。他们把十几个子女送到深县和保定的中学，以及石家庄附近著名的辛集中学上学。有几个考上了北京和天津的大学，步人领取国家工资的行列，过上了城市的生活。
在战争期间，许多为党做宣传工作的作家、画家和演员，在政府文化部门的下属机构中任职。在整个河北省，他们通过绘画、唱歌、跳舞和戏剧把各个阶层组织起来。饶阳县政府支持一个河北梆子业余剧团，它由一位女同志带领。政府还选拔有前途的少年（主要是男孩），在县城接受专门训练，从而减少女扮男装的人数。当演员的姑娘一般都出身于擅长河北梆子的家庭。虽然亏损使县剧团不具吸引力，但在以前没有演员的落后农村，许多小女孩却十分乐意到新业余剧团当演员。文化工作者骄傲地宣称：共产党政府是第一个资助中国群众文化事业发展的政府。
华北农民在经济复苏中欢欣鼓舞。饶阳南面著名的衡水酒厂在抗战时期被毁，现在又重新投入生产，产量迅速超过1927年的最高水平。勤劳的农民常常以标准酒精度为135的烈性高粱酒——衡水老白干庆祝新年和其他节日。自明朝以来，这种酒闻名远近，很快就供不应求了。
文化重建
宗族又按过去的传统举行庆祝仪式了。在除夕之夜，宗族里的男人，穿着最好的衣服，在最年长的老汉带领下，来到祖先的墓前，焚烧纸钱，井留下食物等贡品，保证阴间里有吃有穿，还燃放爆竹口而在大年初一举行的仪式，象征着宗族内不朽的正式关系。人们以传统的磕头（头磕到地）表示恭敬。年轻人向年长者磕头，妇女向年长的姻亲磕头。男孩磕头有少量的压岁钱，而姑娘则不准参加这种仪式，因为将来她要嫁出去，脱离宗族。
在第三天吃完肉馅饺子的宴席之后，接下来的高潮是正月十五元宵节。这一天，孩子们特别高兴，门口挂满了灯笼，还提着它游玩。孩子们有他们自己的小灯笼，里面经过特殊处理。这是孩子们过年最快乐的一天。在别的日子里，他们观看流浪艺人表演木偶戏。锣声“铛铛”一响，就说明艺人来了，孩子们为之欢喜雀跃。他们还惊奇地盯着过路卖糖小贩所做的各种形状的糖果。
孩子们有很多时间游玩，如放风筝、武术、拔河、跳跳板、荡秋千比赛，或把小皮袋抛到空中，用脚背踢。女孩子们喜欢抛抓滑石游戏和跳绳，男孩子们玩弹子游戏，更淘气的则打鸟，并把它们系在树枝上。冬季，孩子们在屋子周围找地方搞一个斜坡，爬上去，然后在冰面上滑下来。
在蜜月年代，婚事频繁，农民们恢复了时兴的习惯，如用轿子或马车把新娘接到新郎家。不过，饶阳政府大抵成功地用牲口拉的车取代了有人抬的轿子。婚宴从下午开始，为期一天。每席菜都有四、六或八盘一套。每个村庄都有几个家庭准备了特殊的炊具，这是酒宴所必需的，在特殊场合里使用它们，有时须出很高的份钱。在喜庆的几天过后，新郎和新娘在一小队人（通常约有10个男孩）陪伴下，乘马车回到新娘冢，进行最后一轮喜宴。正式的婚礼不仅是一个欢乐的时刻，而且意味着夫妇和宗族会有美好的未来。少数人的婚事，尤其像西村的李碌这些与党的干部关系密切的人，省去了大概比较封建的仪式，如向每一个长辈磕头，和让新娘穿戴华丽的服饰。狂热的张端把婚事办得非常简朴。
在蜜月年代，婚姻程式的一个显著变化表现在第一次婚姻的年龄上。以前，结婚年龄在14-30岁之间，还有一些童婚，绝望的穷汉则长期光棍一条。我们的家庭调查表明，从40年代开始，几乎所有人都在20～24岁（按中国计岁方法）之间结婚。伴随着悄悄的革命，土地所有权平均化进程与婚姻变迁相对应。
葬礼仍按过去的习惯进行。县城以北的吾固村保留了庞大的正方形棺椁和棺罩。它们由好木料制成，上有风景和佛教绘画，由30个身穿丧服的送葬者抬着走。
一个例外的合作社
党鼓励农民在农忙季节组成临时的小互助组来换工、换牲口和农具。由耿长锁领导的合作社则例外。在组织全年耕种和副业生产方面，以及在以劳力和投入进行收入分配方面，耿老板遵循党中央提出的“半社会主义合作社”的原则。到1950年，河北省近70万农户中，仅60户加入了这类组织。这60户中，耿合作社就有17户。政府继续支持耿老板。春季，省里送来17.5厘米型新耕犁，取代普通的10厘米型犁。不过，合作社的179亩地分割成78块，因而政府送来的大犁用处不大。合作社社员们抱怨道，外乡人永远不会理解农民的需要。
耿合作社没有令它的庇护人失望，虽然气候很好，粮食产量却上升缓慢。但由于副业生产很兴旺，社员们的收入还是不断增加。1950年，副业总收入上升到6万斤小米，主要是花生油收入增长了31%。副业产值连续第二年占全社实际收入的45%.合作社赚钱和投资的卓越才干，以及它与政府认可的销售商店的关系，刺激了副业的发展。副业成为了主要的行业。
这一年，合作社改变了副业分配原则，拿出70%而不是60%的净收入分给劳力。可由于利润提高，投资者并不介意。5年前外乡人强加的类似改动曾遭到村民的反对，而根据当地条件做出的选择却使一切都变得不同。迫使所有农民接受某一中央政策，这种束缚限制了经济自主权。在耿老板领导下，社员们在副业上投入了4.7万斤花生。1951年，合作社的盈利足够使耿长锁盖一栋新房子的，他拆掉了两间旧房子，买了粘土砖和木料，扩建兴旺的花生油生产用房。集市上流行这句话，“要赚钱，就要建立长锁这样的合作社”。
虽然新闻媒体越来越把规模大等同于社会主义，但一些在没有合作社的村里蹲点的河北作家却认为，规模较大的耿合作社过早地扩大，是“左”倾错误。1950年8月，河北省作家协会反对这一指责，指出当地条件需要这样的合作社。远方的陌生人以对农民不负责任的方式所进行的辩论和斗争，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省领导注意到耿合作社连续三年丰收，遂决定把耿定为省劳模，并邀请他参加11月在保定召开的河北省第一次劳模代表大会。耿就合作社的历史作了发言。以前名不见经传的五公村赢得了声誉。II月28日，一篇关于耿合作社的简短报道，第一次出现在保定出版的新的省报《河北日报》上，虽然耿长锁的第二个字写错了，但50岁的耿的一幅小照片却使村民们激动不已。在被定为省劳模的那些刚成立的合作社和互助组干部中，耿最受器重。他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先驱者。
河北省委指出，像耿这样的合作社是一条比单干户“发家致富”更好的途径。农民不应该害怕这种合作社，人们可以自由入社和退社，社员投入的所有土地、农具、牲口均保留私有权。合作社通过资金合伙可以更好地从事农副业的投资，赚取收入。据报道，到1950年，合作社的单个社员已有能力购买他们投入合作社的13亩地。据说，在1950年，耿合作社的粮食产量要比五公自耕农的产量高出50%以上。耿合作社获得了成功，但局内人知道，上面夸大了数字。
新闻界对耿合作社的成功列出了许多原因，如合理组织劳力，合理分配，鼓励妇女参加劳动，平均每亩地施有机肥2500斤，以及合作社试用新品种。荣誉不断落到有能力的领导尤其是耿长锁身上。新闻界第一次像称颂民间英雄一样称颂五公村支书和合作社领导耿老板。他的简历激励读者们竭力仿效他那体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做法。他被描写成一个献身于合作社福祉的、无私的劳动者。他出席政府或党召开的会议，从不记工分。与其他社员不同，在空余时间里，他通常不去邹村看梆子戏演出。他和徐树宽确实有点像苦行僧，不过，耿不去看戏的原因是有点耳聋，而不是先进的共产主义意识。
并不是每个五公人都为耿老板意外的荣耀而高兴。五公村单干最成功的农民之一李亨通是个有才气的说书人，他以“鬼四（Demon Four）”而闻名。傍晚前，他把凳子放在村里主要的路口，坐在那儿讲述过去太平盛世的故事，以及流传的战国和三国时期的英雄故事。人们听得十分高兴。鬼四讲话很有力。一天傍晚，耿悄悄地匆匆走过，赶去开会。鬼四中断了他的故事，大声地对那些十分忙碌或对常人讲话十分骄傲的干部评头品足。耿明白，他必须与每个村民讲话，开玩笑，闲聊，关心和问候。他精通聊天的艺术，从而成为一个八面玲珑的地方政治家。他的生活方式表明，他是人们的朋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和完成他的领导任务，耿也学会了更有效、有条理地利用时间，走路确实急急匆匆。合作社的兴旺主要靠学到了政治秘诀的耿老板。
1950年6月，村干部们估计，在五公有37户“富裕”的，326户“够吃的”，仅有34户缺粮。他们认为，除了146户“老中农”（1936年时的中农）之外，五公另有239户“新中农”。通过税制改革这一悄悄的革命，到1950年时大多数农户已达到中农水平。用1936年的标准来衡量，仅有12户贫农。几乎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了改善。
由于中国在1950年卷入朝鲜战争，蜜月时期被迫中断。饶阳人继续参军，西村的李大壮就是赴朝的三个五公青年之一，他在土改初期就已入伍。在朝鲜，李照料把大炮拖到前线的牲口。1953年，他被炮弹震伤，回到家中，士兵们为预防美军B-29轰炸机的狂轰滥炸，而生活在黑暗的坑道里，这是很可怕的。对阵亡和残废的战友的怀念一直萦绕着李。当坑道里堆满了尸体和垃圾时，生活在里面的战友很快生病而死。耿长锁的儿子德禄这次也在部队里，但他留在衡水地区，没有派到朝鲜。五公村没有人牺牲在朝鲜。
10月，在饶阳县北部繁华的集市尹村，政府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宣传中国的战绩。那天，饶阳北部和中部地区的数千农民赶集到尹村，提着灯笼，上面写着“抗美援朝”之类的口号。会场亮堂堂的，到处都是灯笼（饶阳没有电），人们一起高呼口号，支持中国志愿军战士和朝鲜盟友，并对化装成山姆大叔、哈利·杜鲁门、李承晚、蒋介石的滑稽的走高跷者发出嘲笑和怒吼。没有批斗、侮辱或痛打自己人，这是爱国的节日，团结一心的幸福时刻。爱国的五公村民也投入到全国性的支援志愿军的募捐运动之中。
不再盲目
1951年4月初，来自北京的一位农业部代表视察了合作社，把它命名为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著名的合作社都以领导者的名字重新命名.北京东面遵化县的穷棒子合作社更名为王国藩合作社。新名称写在三米高的条幅上，挂在耿合作社社部，这是上级授予的权威。农业部代表收集了耿合作社的资料，在北京广为宣传。耿老板说，合作社一直“盲目地经营”，社员们没有正确的理想。为了确保经营方向正确，激发爱国主义精神，合作社开始订阅省和全国性的新闻报刊。耿保证，要使社员们首先想到国家，其次才是家庭。
这个代表的报告结论认为，耿合作社具有集中体现“发家致富”口号的富裕家庭的味道。在社部，花生堆得很高，马和骡子又高又壮，打绳和花生油加工日夜进行。报告说，社员们正准备修理旧房子，建造新房子，许多人渴望扩大土地面积，一些富裕的人已经买地，合作社集体也买了三亩地。
这位官员邀请耿老板与他一起参加4月22日召开的华北第一次农业合作社和互助组会议。这是耿第一次来到神话般的北京城。但在省城，耿听到要他谨慎的暗示。据说，农村工作的重点应放在保障和改善农民生活，同时逐步地巩固和扩大小规模的互助组上，与会代表被告知，耿老板领导的半社会主义合作社，是在省委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以前，耿从未见到过这么多实权人物，场面有些吓人。不过，他很高兴遇到了华北地区的其他劳模，包括王国藩。耿和王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耿应邀留在北京参加五一节庆典。盛大的场面使他眼花缭乱，几乎每个人都穿着新衣服，文职官员穿蓝衣服，军官穿绿制服。耿平生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听了周恩来总理所做的报告。但当耿站在天安门前大观礼台的最后时，他很难为情，他的旧衣服又脏又破，还按冀中农民的风格剃了光头。
1951年耿的耳聋加重，并开始受头痛病的折磨，这些生理障碍使他参加会议讨论变得更加困难，而突然又有这么多的会议。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其他人把他的沉默看做聪明的谦虚行为，把他看做谦逊而朴实的人。只要别人自夸他们村庄的成就，耿就静静地坐在那儿。当人们请求他讲述五公村的成绩时，耿老板回答道，事实会告诉他们一切，“但无论一个人怎么说，一是一，二是二”。在重要会议上，政府为文盲的耿配了一个秘书，这象征着地位和与要人的关系。
又有两户入社，从而增加到19户。父亲死于1937年、时年17岁的魏树卫入了社，很快就结了婚，但地主的儿子李茂修的入社请求却遭拒绝。这些被划为阶级敌人的人不准入社，李和他的一家都遭遗弃。
在那年干旱的春夭，耿长锁组织社员挑水到地里，有些人抱怨，到远处去担水太苦了，也许不必这么做。当社员们为了完成这项任务而错过了每年春天在邹村举行的为期5天的激动人心的庙会时，抱怨转为愤怒。使情况更糟的是，春天降雨时.其他人竟嘲笑社员们是在浪费时间。但在炎热的6、7月份，8000桶水浇在80多亩地里，情况就不同了，虽然每个村庄都有井，但合作社的庄稼长势最好。粮食产量竟令人难以置信地上升了42%，相当于478斤小米。
耿对国家的要求作出了反应。村干部们与有权的庇护人结成联盟后，必须注意他们的忠告。1951年，政府急需很多棉花。五公村自耕农不愿卖，因为国家定的棉花统购价为一斤皮棉8斤小米，这价太低了，而在市场上，任何东西的价格都比这高。但是耿老板迫使合作社1952年的棉花种植面积上升到55%，而社员们却不接受这一决定，夜里起来破坏种棉就是一个抗议的信号。庄稼被窃被毁，放火的人增多，生产积极性因国家需求而受到阻抑。
不变之变
50年代初，新国家似乎仍有保持蜜月的势头。村民们照样沉浸在幸福之中老民兵徐义洲和耿长锁都造了房子。1951年，17户共造了50间房子。黑子卢墨林建了一个新院子。结婚的张觇准备造两间房。
在全村建造新房时，妇女仍不准挖地基，在地基完成时也不准参与饮酒取乐。妇女是脏的，因而是污染源，这个观念是无可争议的。
农户们考虑更多的是控制自己的命运。他们拥有自已耕种和出卖的粮食。在熙熙攘攘的集市邹村，他们买回来很多东西，而由于太穷娶不起老婆的“光棍汉”，现在也有希望找到新娘。孝敬先辈的责任马虎不得，老人们可以指望得到尊重和体面的葬礼。
饶阳还有死婚的风俗。一直没有从其他坟地运回来的光棍汉尸体被挖出来带回家，并在占卜者选定吉日之后再重新下葬，与单身女人的尸体合葬在男子的宗族墓地。这种婚姻保佑来世得子，确保宗族香火不断。
哀悼仪式也发展为满足习惯性的愿望。仪式延续三至九天，通常是奇数。抬棺人一般是偶数。抬棺人越多，这户人家就越有权势。在哀悼仪式上，一个真正有权势的家庭要请党的主要干部讲话，加以褒扬。当送葬者四至五人并肩走到墓地时，就嚎啕大哭，两种爆竹齐放。这与新年时放的爆竹不同，据说一种是在空中“咚”、“乓”，炸得很高，另一种听来像炸弹，在一个15磅的铁罐中放，如果不小心，爆竹会炸伤人。
蜜月年代还表现为文化的再生。在饶阳全县再度出现专演群众喜爱的河北梆子的业余剧团，妇女尤其积极地充当歌手和演员。农民有农闲的便利，故在新年这一文化活动高潮到来前一至两个月内，创作和排练杂耍、戏曲及滑稽短剧。在新年的第15～25天，观看业余表演是免费的。在农历正月十五，在北京和东北的饶阳商人资助家乡的烟火晚会，使全县上空一片光明。
教育得到了发展。许多女孩开始上学，虽然在50年代初，3/4的女孩仍上不了学。县政府为中小学配备了教师。由于长期贫困，学生没有钢笔和作业簿，只得用石笔在石板上写字。父母用卖粮食和鸡蛋换来的钱交纳学费和书费。青年困开始为成年人开办扫盲夜校，年龄大的学习写自已的姓名。国家还在省、地、县和村一级干部中开设学习班。
饶阳还建立了第一所现代的县卫生院，虽然死气沉沉、简陋、人员不足、缺少诊断设备，但却为闭塞的饶阳带来了现代医疗保障。卫生院的主要工作是预防疾病，改善卫生条件，帮助当地村社建立卫生站，中国的药厂开始生产阿司匹林、青霉素等常备药品。卫生院、多种有效接种和基本药品提供了基本健康保障，从而延长了人的寿命。无论发生什么变化，农村医疗、生产维生素与抗生素的工厂继续为平均寿命的长期提高做出贡献，终于使中国在贫穷的、人口密集的第三世界国家中走在前列。在蜜月时期，制度化的结果是深入而实际的，并且长期坚持了下来。生育时期母婴死亡率降低是最为可喜的硕果。大多数农民仍选择传统中医进行治疗，而接受陌生的新治疗方法的人较少。在五公，李宽玉的药房贮存了大量的中草药，生意很好，他对身为村长的儿子李子厚劝他入社的催促无动于衷。
在蜜月年头，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与新政权采取的其他步骤不同，它在饶阳没有得到富有成效的实施。有一种势不可挡的普遍愿望，即渴望传统习惯的回归，在这里是指家长制的家族传统。为了提倡婚姻自由，第一流的天津评剧团到饶阳演出了《小女婿》，它描写了一位母亲为她7岁的儿子安排了婚事，与十几岁的姑娘结婚，而女孩反抗，不能成婚，她喜欢上一个健壮英俊的贫苦农民，并通过离婚获得了解放。党反对心怀恶意的婆婆这个中国戏剧中常见的反面人物。在另一出戏《刘巧儿》中，一个少女不屈从她的父母，他们要她嫁给一个富农，可她已有心上人。农民们喜欢这些戏，但并没有阻止包办婚姻的延续，一些传统婚姻习惯受到异议。娶妻不止一个的富农和商人被迫离婚，不过，如果两个妻子都不想离婚，仍可以三人同居。
虽然广为接受的扫盲运动吸引了年轻的姑娘们，但妇女和国家对男女平等的热情和关心，就像两颗流星似的，不久即在互不关心和失望中骤然陨落了。当我们问于30和40年代最艰若时期结婚的五公妇女，婚姻法是否改善了她们的生活时，有—位妇女与其他寡妇一起笑着点头，说她注意到相关的变化：“他已死了。”
男人寻求重组在10年衰败时期拆散的传统家庭，而不是以男女平等来建立家庭。虽然妇女进入劳动大军和学校，妇女的财产权和离婚权也写入法律，但实行起来很困难，因为并未对男人至上的价值观、习俗和制度做出规定。
远方的争吵
1951年仲夏，在北京发生了有关互助组和合作社政策的争论。6月29日，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宣布，认为互助组和合作社组织的逐步发展，能够“动摇、削弱、最后推翻私有制“，从而走上农业集体化道路的观点是十足的“空想”，这类错误思想是“乌托邦社会主义”的表现形式。他指出，“华北有180万党员，其中150万出身于农民”，教育这些农村干部抛弃传统的农民观念是至关重要的。他强调，互助组是作为经济恢复时期发展农业生产的手段而提出来的，它们“主要是保护，而不是削弱或摧毁私有财产”。他赞成进一步发展“建立在个体经济和私有财产基础上”的互助组，不要错误地快速发展合作社和集体化。他警告说，农村干部不要批评“个体农民”和“富裕农民”，“在发展互助组中一定要反对强迫和命令主义”。薄得出结论，农业集体化的时代最后会到来，但集体化必须建立在国营工业基本设施得到发展的基础上。刘少奇同样警告不要过量地建立互助组和合作社组织，并批判农业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思想，后者认为，即使没有现代投入，社会主义也会在农村广受欢迎并扎下根来。
在全国性互助组运动中，河北是领头的省份。1951年，河北320万农户的42%加入了初级的互助组，大部分都是临时性的。饶阳县有293个互助组。在全国范围内，有17.5%的农户加入互助组。在刘少奇、薄一波和大部分国家领导人看来，这些数字说明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1951年下半年，上层领导一次又一次地开会，讨论推动中国农民走向苏联式的集体化的最佳方案。他们研究了县领导递交的有关合作社构成和成绩的报告，而大部分成功的合作社都来自华北和东北的老解放区。县领导们都试图发展他们认为国家领导人想要的合作社模式。饶阳和河北省的领导上报了五公耿长锁合作社的材料，五公村的命运与推动它发展的干部们的命运息息相关。干部们派作家宣传这个模式的经验，使国家权力结构中有数百人持赞许态度，且影响不断扩大。有关耿长锁合作社的材料表明，在以大农业生产单位的优势来说服农民方面好领导起到了核心作用，是他们把家庭的力量转变为合作社的力量。
9月，毛泽东起草了一份中央委员会决议，为全党指明了逐步向社会主义农业转变的道路。毛反对互助组和合作社的快速发展必须等到现代国营工业基础得到发展的意见。一部分领导人把互助组和小规模的合作社视为通向社会主义集体道路的步骤，毛就是其中之一。毛与其他领导人的不同点是，他强调合作社的发展太慢了。1951年在河北，与耿长锁相同的合作社共有24个，全中国仅有129个。
1951年合作社产量创下记录之后，由于当时耿合作社在国家领导人的争论中地位非同寻常，10月10日，耿老板在保定召开的第二次工农业劳模代表大会上，被授予省劳模称号。河北省50多名省劳模得知，政府提倡在消灭个体农业方面进行竞争，成功的合作社有奖。省里近期目标是建立1000个模范村，1万个模范互助组，1000个模范家庭。耿立即做出响应，宣布了1952年合作社高得惊人的生产目标，向其他合作社发出打败他们的挑战：小麦亩产400斤，玉米500斤，小米600斤，甘薯6000斤。
11月初，耿、王国藩和其他农业劳模出席了在天滓举行的、精心展示华北地区合作社的展览会。耿由一名《河北日报》社的记者作陪。支持发展副业、使农民富裕的华北局筹办了这次活动，并挑选了扮演重要角色的合作社样板。在天津，耿与工人劳模魏振华结成朋友，两人建立了对将来很有用的关系。
耿被当作著名人士对待，住在一个富商的旧宅中。展览厅中有一部分专门用于介绍耿的合作社，并在显著位置陈列着耿的照片。华北局的领导们款待这位没有架子的合作社英雄，给予他以前从未想象过的荣耀。他们甚至亲自给他频频斟茶。
这次展览会的气魄，不同于4月他在北京参加的互助合作会议时的那种小心翼翼的气氛。毛泽东出席了天津展览会，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华北全境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合作社规模、社会主义和五公受到赞扬。毛的关于迅速组织规模较大的农业合作社的意见，将得到贯彻。
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主持了迅速发展合作社的工作。1951年12月，省政府宣布，年内将组织3000个合作社，并把合作社描绘成克服河北省长期缺粮的关键。五公合作社最早成立于1943年，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一例证指明了农村发展的正确道路。五公是河北平原上最大的、不断取得成就的合作社。
1951年夏，耿老板注意到在保定《河北日报》工作的熟人给他的忠告，于是修改了合作社章程。保定地区的党员干部在建立社会主义合作社中起了带头作用。耿取消了在1940年8户农民决定退社后才采纳的分配制度，即59%用于土地投入，40％用于劳力的分配，而采用了土地和劳力对半开的更加“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
春季，李辉廷以6000斤小麦的价钱，从不幸的李麦年手中买了4.3亩良田和一口水井。李辉廷向会计乔万象解释说：“没有土地，我们从哪儿获得粮食，我节省每一分钱，过得很苦，目的就是买地。”这个老汉梦寐以求的就是再买更多的土地，在秋季大丰收之后投入合作社。
可耿老板发现，土地买卖突然在领导眼中成为剥削了。仅在一年之前，《河北日报》还把耿合作社买了13亩地作为合作社成功的证据加以报道理。现在党不再鼓励购买土地，并警告说，土地买卖是走阶级两极分化的道路，即一条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困的道路。
耿老板在听说李辉廷、结婚的张觇、半生子李和李根立都想买地后，向第四区党组织作了简要汇报，并召开了一次合作社党员会议，最后又召集所有社员开会。耿老板担心，他的富裕合作社又会成为遭村民怨恨，并被上级批评为自作主张改变政策的对象，在全体社员面前，他向69岁的李辉廷大发雷霆，并宣布合作社靠占其他不幸者的便宜是不可能兴旺的.不论李还是其他社员，都不准再买地。
李辉廷进行反击，老汉坚持政府保障土地买卖权。由于他一直把良田投入合作社，因而他所做的也是为了合作杜的利益。但耿老板在党的支持下占了上风。合作社一扩大规模，社员们就失去了其土地自主权以及诸如土地买卖的合法权利。李感到受骗了，十分委屈，把土地还给了李麦年。
在饶阳，有关即将实施集体化的谣传，震动了所有集市，土地价格随着最新消息而涨跌。农民们通过当地的中间商梢悄地买卖土地，只有双方达成一致时，才见面结束这班买卖，一顿饭便圆满结束交易。中间人每次从交易双方收取2～3%的手续费。
花生丑闻
1951年12月25日，耿老板和他的合作社第一次在中央机关报、全国性的《人民日报》上受到赞扬，该报把耿列在出席保定会议的50多名河北劳模中的首位，而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推动发展合作社运动中的竞争“耿提出的达到高产目标的挑战书是众所周知的，但提出勇于创新的生产目标却是冒风限的。由于有国家支持，耿合作社在1951年产量创下记录：小麦亩产170斤，玉米245斤，高粱250斤，小米220斤，甘薯2200斤。这些有所提高的产量，与耿和其他劳模在10月宣布的、后又在12月河北省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重申的不切实际的目标相比，还差得很远。
农村中的社会主义进一步要求废除土地买卖，组织集体耕种，完成如生产廉价棉花之类的国家重点任务，在中央内部的争论中，获胜的是强大的国家贸易统制的拥护者。在蜜月年代，远程私人贸易是经济复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实力，把不同的地区联在一起，以至于每个地区的人都能以最便宜的价格买到所需的商品口毁灭市场的混乱年代曾使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现在，本地区内的贸易又被视为犯罪的投机行为，或一种资本主义剥削的最高形式。国家开始控制远程贸易和重要商品的买卖。
1951年底，针对行贿、逃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和窃取国家经济机密这“五毒”的五反运动开始了，这个运动在理论上是针对残余的城市资本主义的，但事实上，它冲击了各类商业活动，也包括农村私人的和合作社的贸易。为勉强维持生计的农民提供生存手段的市场被堵死了，限制也更严了。
在“五反”运动开始前的几个月，社员李根立偶然认识的一个商人带着几个朋友到了五公。来自滹沱河北一个村子的李恒信，交给耿老板一份革命大学的介绍信，它是刚在北京成立的、由华北局第三书记刘澜涛负责、专门培训党员干部的学校。李解释说，这所学校让他担任采购员。由于城里供应短缺，货源不足，有的单位希望能保障供应，甚至靠从事小规模的商业活动来保障他们的收入。李恒信建议在五公建一个采购站，为耿合作社充当中间商。他担保花生油能在市场上卖个好价钱，而在这近儿年中，五公和耿合作社已从花生油生意中赚取了很多。合作社仅把花生加工成油，李负责装运到苜都北京，这样，学校烹调用的食油就得到了保障.价格也公道，剩余的再卖掉，合作社也可从中获得可观的稳定收入。李留在五公将近一年，与会计乔万象住在一起，李与耿长锁、副社长魏连玉及主管合作社副业的李根立也有频繁的交往。
1951年年中，李恒信建议把五公最好的花生运到天津的市场去卖，那里的价格比当地高，更比国家的价格高得多，五公还可以把留下的劣质花生卖给国家。李根立喜欢这一计划，它能使合作社极大地提高收入，但耿长锁却优虑重重。由于合作社得到国家很多支持，投机似乎是忘恩负义的冒险行为。
李恒信还有别的计划。他打算同合作社一起在深县用1万斤粮食买40桶花生油，运到天津去卖。其利润足以使合作社买一头强壮的骡子。与过去一样，副业利润将促进农业发展。后来，耿在回顾儿十年的风风雨雨时，尚记得自己最后还是否决了副业主管李根立的这个计划。李悲叹道，肉馅饺子已在嘴里，为什么还要吐出来。不过，在李恒信留在五公的那一年中，他仍帮助合作社销售花生。
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副业是合作社经济成就的源头，李恒信在1951年建议成立的副业和贸易公司是合法的。软合作社加工花生，剥下的壳做肥料，并接受销售的委托。每个入都获利。
1951年12月底，在耿从天津展览会回来并开始把合作社重塑为一个更加社会主义的模式之后，李恒信走了。可是不久以后，一个调查组赶来找李恒信，他们说，他以耿合作社的名义从饶阳县银行借了3万元，也没有说明革命大学把付给他的资金用到了何处。他还用存款从安国和束鹿两县的商人那儿买了一批数目可观的花生油，支票上有会计乔万象的签名和耿合作社的印章。
合作社突然陷人困境，它有与骗子进行勾结的嫌疑。文盲李根立还与通缉犯李恒信一起到银行借钱。李恒信伪造会计的签名，偷偷使用合作社的正式印章。由于国家扩大了对市场的控制，并把本地区内的贸易称为反社会主义，所以最后查账表明，在李的犯罪活动中，耿合作社与它的会计有共犯的关系。耿老板认为，卷人副业和商业活动的丑闻和危险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如果党又朝着更加社会主义的方向改变它的基本政策，那么不幸将降临到合作社。1952年春，李被逮捕，判处15年徒刑，耿合作社虽保持了好名声，但其地位有所动摇。一步走错，也许仅仅一步不是社会主义，就会导致政治蜜月突然终结。商业本身开始受到怀疑。
花生贩子入狱，那些批评耿老板错过那次为合作社赚钱机会的人失去了信任。是政治而不是经济在支配一切。耿合作社开始疏远家庭副业生产和商业，并试图将合作农业和倚靠国家相结合。
由于反市场的压力加剧，耿老板接受了中央的“农业合作社必须以农业为基础”的指示。他强调，合作社手工劳动是好的，它是社会主义的；从今以后，市场行为是可疑的。耿合作社自己的成功道路——把农业和赚钱的副业结合起来——被遗忘、隐藏和压制了。加强与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干部的关系，其代价是合作社从副业赚取收入的能力令人惊诧地下降了。1949年和1950年副业占合作社收入的45%，1952年下降至8%。由于国家开始控制农村市场，且集中控制主要作物的交易，结果使全国农村经济一落千丈。耿合作社把利润丰厚的副业当作报废的榨油机一样扔掉了。副业总收入从1950年6万斤小米一下子跌到1952年的7000斤（见表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