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史记》主编谌旭彬：一次关于历史写作的经验之谈丨好望角联盟

一次关于史料写作的分享

刘文辉说过“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

三一八惨案中，段祺瑞向遇难学生下跪忏悔终身吃素？

守柏林墙的士兵被判决“枪口应抬高一厘米”？

……

这些投合人的情绪，并带有强烈传播属性的伪史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腾讯历史频道的《短史记》一直做着去伪存真的努力。

如何选择和辨别史料？4月5日，好望角-腾讯文化自媒体联盟邀请了《短史记》主编谌旭彬做了一次关于史料的分享。这对于许多从事历史写作的人来说，是非常有益的经验之谈。

为史，考据史实最易，论事难，论人最难。故近几年的兴趣集中于小考据。这里分享三点自以为是的关于考据的经验之谈：

（因链接限制，阅读文中标蓝字段的详细内容，还请点击左下角“原文链接”，查阅微信公号“短史记”）

吕思勉说过：

“研究历史，有一件最紧要的事情，便是根据着现代的事情，去推想古代事实的真相(根据着历史上较为明白，近情的事情，去推想糊涂、荒诞的事情的真相)。这么一来，自然见得社会上古今的现象，其中都有一个共通之点。得了这种原则公例，就好拿来应用，拿来应付现在的事情了。

所谓“臧往以知来”。历史的用处，就在这里。傥使承认了历史上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人物，譬如后世只有操、莽，在古代，却有禅让的尧、舜；现在满眼是骄横的军阀，从前偏有公忠体国的韩、岳、张、刘。那就人的性质，无从捉摸；历史上的事实，再无公例可求；历史可以不必研究了。”（《和议的成就和军阀的剪除》）

吕师所言的“原则公例”，即是一种常识。这种常识，或基于对人性的体察，或基于对现实的认知。这种常识，既可以应用于“南宋复国之初各‘家军’该如何定性”这样的大问题，也可以用于一些细节问题的考据。

举几个例子：

（1）、《“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是伪历史》（因链接限制，阅读标蓝字段文章还请关注微信公号“短史记”）

1、军阀因其所处地位的不确定性（非但子嗣不能继承其地位，即便其本人亦未必能长期维持割据），重视眼前利益往往甚于长远利益。

2、刘文辉这种小军阀，地位的不确定性尤其严重（比之晋之阎、桂之李白），且刘的政治品格素来不佳（如阻碍中印公路通过西康）。

3、教育是一种收益期限特别长、且收益多少难以预期的投资，很难成为军阀施政的重点。

这三点常识，足以让人对“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之说起疑。

例（2）、《三一八惨案中，“段祺瑞向遇难学生下跪忏悔终身吃素”是伪历史》

按常理，段祺瑞身为国家元首，如果当时有“向遇难学生下跪忏悔”的举动，必然是媒体报道的重点。

没有这样的报道，足以使人对“段祺瑞向遇难学生下跪忏悔终身吃素”这样的说法起疑。

例（3）、《守柏林墙的士兵被判决“枪口应抬高一厘米”？这是碗有毒的假鸡汤》

1、“当法律和良知冲突之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不是法律”——这种突破法律框架，欲在法律之外寻求正义的观点，若出自媒体和文人之口，尚可理解。

2、若出自法律人之口，尤其是90 年代东西德寻求历史和解的背景下的法律人之口，即是在挑战现代法治理念，必不会在法学界形成共识，必有争议。

如此，亦足以对“枪口应抬高一厘米”这碗鸡汤起疑。

（4）《“梁思成拯救京都、奈良”，一个疑点重重的神话》

对此事产生怀疑的三点原因：

1、高估梁思成对美军决策层的影响力。（没有材料显示梁的影响力能及于美军决策层）

2、低估美国政府在文物保护方面的认知和努力。（事实上，中国在1944年向盟军提供沦陷区文物地图，非属主动，而是美国政府提出来的要求。

3、此说的核心“证人”罗哲文，风评不佳。

举个例子

“戴笠艳史”系列考据：

１、“戴笠霸占电影皇后胡蝶”之说，是伪历史

２、有名有姓的所谓“戴笠情妇”，没有一个是真的

３、沈醉为何要说“戴笠霸占胡蝶”？

４、特工之王戴笠，如何经营一场五年之久的跨国异地恋？ 

“戴笠霸占胡蝶”之说的源头，是沈醉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沈在书中写道：

“戴笠对胡蝶可说一见倾心，格外欢喜。他自有了胡蝶以后，对于玩弄其他女性的兴趣也减少了一些，因为胡蝶很有一套笼络男人的手段。当时胡的挂名丈夫潘有声很懂得明哲保身之道，自从老婆被戴笠看中而占有之后，他在美人与金钱不可得兼的情况下，决定宁可牺牲老婆，而利用这个机会来发一笔横财。

他知道不这样做，身上不知什么时候会被手枪穿几个窟窿。当戴笠答应给他一个战时货物运输局专员名义，让他放手去做投机走私生意时，他便长期住在昆明，很少到重庆去和胡蝶会面。抗战胜利后，戴笠还准备叫胡蝶正式和潘有声离婚而与他公开结婚。后来因为他从北平回上海时坐飞机摔死了，潘有声才带着胡蝶去香港当寓公。”

这段话里，哪些属于“事实陈述”，哪些属于“观点表达”？

其实，这一段话里，绝大部分内容属于“观点表达”——比如“戴笠对胡蝶可说一见倾心，格外欢喜”、“胡蝶很有一套笼络男人的手段”、“（潘有声）决定宁可牺牲老婆，而利用这个机会来发一笔横财”……这些都属于沈醉的个人观感、个人看法、个人理解。

属于“事实陈述”的部分很有限——比如，“戴笠答应给他（潘有声）一个战时货物运输局专员名义，让他放手去做投机走私生意时”，这一句算“事实陈述”。但这个“事实陈述”，是否准确，尚待验证。

估量史料时，须先区分出“事实陈述”与“观点表达”，这是后续甄别工作的起点。然后优先甄别“事实陈述”是否符合史实。

以上文为例，台湾国史馆“戴笠档案”开放后，可查到不少戴笠与潘友声有关的电报档案。这些档案显示，潘友声利用自己在香港的关系，早在1942年就已开始协助军统局开展“物资抢运工作”，双方是一种正常的工作、合作关系。

下面我贴一条戴笠档案中关于潘友声的史料（我的判读或许存在个别错别字）。诸位可以由这一史料，感受一下真实的戴笠与潘友声的关系。

这份电报，系1943 年2 月28 日，戴笠致曲江（广东韶关）电政管理局局长李局崇诗转潘友声。电报内容如下：

“1、水平仪定价较渝市超过甚大，可不必议购。

2、福特盘杠外圈，因名称不明，希详加说明再行决定。

3、双棉包线希照来电价格打一八折如何。

4、美国漆包线希照来电价格议打九折如何。

5、风钢钻头价格超过渝市一倍以上，但因需要希照来电价格打七折如何。

6、英国钢丝圈与润氏号码机，希照来电价格议打七折如何。

7、亨利花线与上海花线因价格超过渝市甚多，希照来电价格议打六折如何。

8、显微镜希照来电价格议打九折如何。

9、上项各节希即妥商电复以便订购。”

以上戴笠电报中提到的物资，均是当时抗战所亟需的物资。这些档案材料，可证沈醉文章中的“事实陈述”部分是伪史。与这些“事实陈述”相关的“观点表达”，其真实性如何，自然也需要重新考量。

保持克制的意思，是尽可能抑制自己“推论”的欲望，将自己的表述尽量局限于史料所足以呈现的范围之内。

因为人的“理性”（或者说“逻辑”）是有限的，而历史演进的链条则难以穷尽。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所搜集的史料，已穷尽了事件演进的全部链条。

举两个例子：

（1）中国一面抗战，一面向日本赔款，是真的吗？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继续对日偿还了两个月庚款，这是一个事实。

这个事实，是否可以“推论”出对国民政府的谴责呢？

某些文章即据此展开批判——“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屠杀中国军民的子弹和刺刀，是否有蒋介石向日本归还的庚子赔款？”

这个批判性评价，即属于未能保持克制，超出了史料所足以呈现的范围。

在继续搜集史料，填补上“国民政府作出这一决策的过程”这一中间环节后，即不难发现：

1、迟至8 月4 日，蒋才下定决心全面抗战。故7 月份的偿还，系按部就班之举。

2、八月份是否偿还，国民政府内部曾有争议。但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的意见——在两国并未正式宣战的情况下，如果国民政府率先毁约，停止偿还庚款，日军很可能以此为借口出兵直接占领、掠夺津秦一带沦陷区的中国海关。所造成的损失，将远超过对日偿付的款项——说服了决策层。

3、从1937 年9 月份起，为兼顾战争现实、国际信用和国内舆论，当局采取了将对日庚款偿付存入伦敦的特别银行账户，使日本人无法染指的变通之道。

当我们继续搜集史料去填补国民政府作出这一决策的中间环节后，答案恐怕会变得很不一样。具体情形，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文章。

解读史料欲施批评时，要保持克制。解读史料欲作褒赞时，也同样需要保持克制。第二个例子：

（2）《“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其暗杀集团有深厚政治背景》

王亚樵多次暗杀日本人是事实。

由此是否可以得出对王的肯定性评价，赞王为”民族英雄“？

若了解到：在当时，刺杀在华日本人，以制造中日冲突，进而颠覆南京政府，乃是西南军阀委托给王亚樵的一笔重要“业务”，则事情恐怕仍有可议之处。

简言之，人的“理性”（逻辑）有限，而历史演进的链条难以穷尽。许多时候，自以为把握住了历史演进的全部链条，其实未必，最重要的一环，可以已被忽略。故，做历史应始终保持一种克制之心，史料停在哪里，论述也就停在哪里。

以上。谢谢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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