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因为年纪渐渐增长，感觉到越来越大的无力感，很多话，说了也没有用，不如做好自己的事情。但反过来，有时候也觉得不甘，今天索性说几句，没用就没用吧。
曾有那么一年，大大小小的学术会议上，“围观改变中国”都成为了学者们热议的话题。人们笃信，互联网可以在公民社会的锻造中起到关键作用。博客、然后是微博，然后是微信。公共信息的传递效率在互联网的高速公路上一路朝向黎明奔跑。
围观改变中国了么？也许改变了；也许，大多数时候，并没有怎么改变。因为我越来越感觉到，围观只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围观谁，有没有可被围观的人，都比围观本身更加重要。
首先是围观谁。显然，围观大妈洗澡，纵使爸爸背着孩子围观，大爷打着点滴围观，也改变不了中国。围观需要聚焦在对这个社会真正有意义的公共事务之上，我们期待自己去围观救助制度、围观食品安全、围观权力滥用。
但是，微博的热搜榜却展现了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每次和学生聊起digital democracy的时候，我总会给他们念念今天的微博热搜。也许是自言自语，因为这滑稽可笑。比如此刻，我们在围观的是什么呢？
微博热搜榜提醒我，大家正在关心一个叫杨洋的明星手术，他竟然不打麻药，医生大赞其坚强。
大家还在关注Baby为了完成节目设定的挑战，被巨型圆球碰到，随后坚强的站起。网友表示大写的心疼。
还没有结束：一个叫戚薇的女歌手，她直播吃酸菜鱼，火车上吃肉夹馍，夜宵吃小龙虾，还能演出时疯狂吃面条。网友大呼，我们都服戚哥！
一个叫张杰的男歌手，刚刚在吉隆坡开了演唱会，唱了一首《三生三世》，还玩了榴莲的梗。星星们直呼期待下一场悉尼演唱会玩什么梗。
精英主义思想家对此有话要说。勒庞告诉我们：呵，乌合之众，完全不要指望这群乌合之众。李普曼则告诉我们：在公共事务方面，公众最好靠边站，让精英们来决定这个社会的走向吧。
但我并不愿全盘接受。我明明记得，就在几天前，北电的事件在微博引起了轩然大波，网友的围观将这一事件推上了舆论的波峰。但是，就在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隐隐约约的丧钟刚刚敲响，一个叫北电侯亮平的账号被注销了。
芸芸众生中，他不过是一匹瘦弱的矮马，消失平坦的大路之上。如今，网络中的愤怒也不过是他留下的尘土飞扬。不过多时，尘埃落定，一如往常。
我们可曾有机会围观这些真正有价值的公共事务？
有学者呼喊着微博让我们“娱乐至死”！在我看来，这种说法轻易躲开了事情的本质。我不知道，《娱乐至死》这本在国内常年畅销的名著，究竟有多少愿意为它附身一个下午的读者呢？
要知道，波兹曼在书中感叹印刷时代多么美好，电视时代多么糟糕。但在中国，问题的关键其实并不是技术，而是对技术的操控。
当北电的事件在微博上发酵时，我们分明看到，技术本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好。但因为某些操控，我们见证了太多的不了了之、无疾而终。
人们愤怒地呐喊，但之前太多次的消失告诉我，这没有什么意义。几天之后，人们会找到新的乐趣、体验新的满足。这已是惯用战术。
我当然知道，我写这些字，说这些话，大概也无济于事。如果非要从无意义的文字中寻找一些意义的话，我希望可以传达一个简单的常识。我猜，那些为北电事件愤怒疾呼的人中，也许有一些，前几天还在为咪蒙的消失叫好。
我是咪蒙坚决的反对者，我曾说，她的问题有三个：逻辑差、影响大、心眼坏。诚实地讲，在我看来，她能闭嘴未必是件坏事。但是，她的消失只有两种方式是正当的：要么是她自己决定闭嘴，要么是她做出了有违法律的事情被消声。
一个文件就可以杀死一个声音，不论这个声音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本身都是一件错误的事情。马克思也说过，用一个不正当的方法，即使做了一件正当的事情，本身也是不正当的。这就是我想传达的常识。
高中时候，我的一位历史老师在课堂上讲过一个故事，我至今仍旧记得非常清楚。上世纪80年代，正值严打，有两个人在北京永定门火车站打架，直接背叛了无期徒刑。
他和我们说，严打本身就是非常没有法治精神的说法。法律之所以是法律，因为它本身代表了以一贯制的准绳，也代表了不傲慢也不阿谀的坚守。
我至今无法忘记那个炎炎夏日他在教室中挺直了身子说这些话的神情。
当我们可以随意地篡改它、跨越它、无视它，不论这件事情是否可以达成一个积极的社会后果，无论受害的是哪位北电侯亮平，还是咪蒙，这都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纵使这样说可能会招致一些责备，我也必须坦诚地讲，我深知自己并不能改变什么。我解决不了问题，也不认为有什么一针见效永不复发的良药。
不过，有些朋友说起自己的绝望时，我也并不绝望。在这样一个时代，我写这些字，或许它的意义仅仅在于，我希望分享这样一个常识，如果还有更多的意义的话，我希望分享的，是一种还算积极的生活态度，在疲惫无奈的生活中仍旧热爱生活。或许不同的是，前者是大写的生活，后者是小写的生活。
再多的话，也不知从何说起，不如就此闭嘴吧。
祝我们都能找到生活中的真实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