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青年报
“让科研人员不再为杂事琐事分心劳神。”当在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听到这句“接地气”的话时，刘川(化名)形容自己心里像是盐水里倒了一勺蜜，“这说的是我们的心里话！”
“中国的科研人员没有上下班。”刘川进入南方一所高校从事地理信息工程研究后，在他的生活里“工作无处不在”，从他到学校之后的8个小时里，“50%的时间处理各种行政事务，有时参加各种会议，然后就陷入报账等事务里”，至于自己研究的课题，“那是晚上回到家的事情了”。
的确是“烦事、琐事”太多，今天全国政协科技联组会议后，不少委员对此无奈地表示，“每个环节都有很多细节，不知道从何说起”。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副所长张德兴破了题，他在小组会上发问：“科研人员现在能有多少时间真正投入研究？”大家接上话头：要跑项目，要找经费，要参加各种各样的评估、总结和会议。
张德兴今年带来的提案，是希望国家保障科研人员养家糊口的基本待遇。据他了解，科研院所科研人员工资的50%甚至更多，需要由学术带头人通过申请各种项目自筹，而申请项目的时间通常很紧迫，科研人员不得不把其他所有事情都放在一边，把准备材料申请经费作为第一要务。
“有项目的激励是很好的，但不能让激励变成收入的主要部分，否则就成为科研人员心头难以抹去的后顾之忧，更是压在他们身上最沉重的大山之一。”张德兴表示，有这个后顾之忧在，就很少有人能有足够的定力心无旁骛地做科研，“‘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执着会很快被扼杀”。
在张德兴看来，为了项目去四处沟通很费时间，但好不容易空出来的时间，立马被管理工作和社会工作填满了，除了周末有半天时间一定要留给孩子，张德兴和刘川一样，“周末和晚上基本上也要都投入到工作中去”。为了保证教学质量，他特意减少了带学生的数量，“超过10个我就觉得很难”。
当被问及“烦事、琐事”时，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微电子研究所副所长周玉梅想到了落实科研经费和项目管理制度改革的问题。因为负责财务工作，周玉梅对科技人员的困惑和政策的进步都有感触，“比如预算执行问题，通常预算定了之后，对应的经费都要财务专家核准，往后就要严格执行，不可以超标。”她表示，即便留了修改流程，但要报回上级机构批准，周期通常较长，“没批复回来，项目动还是不动呢？执行了就违规，但有时候快结题了也许批复还没下来”。
这种情况，在云南师范大学信息学院院长杨昆看来，是行政化管理与科研规律之间的不匹配，“条条框框太多太琐碎，其实科研是探索性的，但行政管理又要求按条例办事，如果一开始就知道结果，那就不是探索了。”在杨昆看来，在长期的科研管理体系中，行政事务太多，是科研人员“分心劳神”的原因之一，“如果科学管理的程序能简化，把更多权力放到行业中，或许能有变化”。
“记账”则是周玉梅提及的第二个问题。在专款专用问题上，检查的环节让科研人员“不得不成为会计”，她表示，科研经费出自纳税人，拿了纳税人的钱无疑应该接受检查，但科研活动有周期，过于频繁的检查不利于科研工作开展，“要准备和汇报，还要细核账目能不能对得上预算”。检查的度和科研人员被分散的精力成正比，“希望能对科技工作者多一点信任”。
改变开始到来。去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周玉梅表示，此前提及的很多“烦事、琐事”都在这份文件中有所阐释，也有了相应的解决办法，例如，简化预算编制，下放预算调剂权限；改进结转结余资金留用处理方式等等。可周玉梅还是能听到很多科研人员的抱怨，大家似乎没有感受到文件中的“改变”，“其实政策早下去了，也许没落实到位，是所在机构不愿担当”。
意见中提到了“放管服”，周玉梅表示，想让所在机构体现服务意识，最起码不能层层加码，“把科研人员作为服务对象、不是管理对象，就够了”。周玉梅觉得，总理说“让科研人员不再为杂事琐事分心劳神”，出发点是想让科研人员安心在一线工作，但现实的沟坎还不少，得一步步迈。
来源：科技日报
“科学家到底有多少时间从事科研呢？我刚拿到了一份科协九大代表系统中直接从事科研的一线代表近百人的调查结果，他们每天工作时间平均超过10小时，大体上是直接研究、间接研究、无关事项约各占三分之一。”
3月7日，中国科协原党组副书记齐让委员一番发言让会场沉寂下来。
齐让介绍，早在2007年，针对科研人员有效科研工作时间问题，中国科协通过问卷调查了全国1300多位科研人员。2011年，针对同样问题，中国科协再次开展调查。
10年过去了，尽管三次调研的组织和方式不同，但是主要问题和基本结论变化不大。一是直接从事科研时间所占比例不高；二是间接科研时间所占比例偏大；三是非科研时间所占比例过高。
这边齐让话音刚落，坐在对面的中科院院士沈保根委员就抢过话筒。
“现在评价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时，过分强调刊物的影响因子。”沈保根说，虽然没有哪个部门这样规定，但是给评估表里填的就是这些内容，“把它作为硬性指标，多了就好，少了就不好。”
“这样就引导了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包括学生都要往这方面去努力。”沈保根说，为了把文章投向国际一流刊物，许多科技人员要一稿多投，收到反馈后还要反复修改，占用大量时间。“我们究竟是要让年轻人把基础研究的目标针对某一个杂志发表一篇文章，还是按照科学的发展规律去做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
话题也引起了中国科协党组副书记张勤委员的共鸣：“各个部门为了让工作有抓手，于是就有了各种牌子、帽子，而且太多，让科技人员成天应付那些申请、检查、验收。”
张勤说，一线工作的科技工作者真正需要的是公平竞争的环境。所以，必须要从国家层面引起重视，少一些这样的抓手，这样才能让科技人员把时间放在科研上。
“我们在工作中很重视钱，有预算、决算、巡视等监督管理措施。”齐让感慨地说，“但是我们不重视时间，对于科研人员来说，他们的时间就是宝贵的资源投入。”
他为此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在全社会特别是管理部门要牢固树立科研时间也是创新资源的观念，强化节约时间意识。二是降低间接科研时间比例，最大程度简化内部管理程序和中间环节，建立科学、多元的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三是大大压缩非科研时间的比例，尽可能不安排或少安排一线科研人员参加与科研无关的活动，限定一线研究人员社会兼职数量，最大限度地把行政、社会活动等占用的工作时间降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