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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万摩托大军真的消失了吗?媒体人:时代变化快,如今都是“两箱油”丨陌生的乡土

今日话题-腾讯新闻  · 公众号  ·  · 2025-02-12 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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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的乡土》由腾讯新闻万象工场出品,聚焦变化中的城乡社会和流动人群,万象工场旗下还有《昨天之后》 《此间》 《知识万象》等栏目,欢迎关注。

整理:鲁沛怡
编辑:奚应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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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浩浩荡荡的10万“摩托大军”去哪儿了?
有媒体总结2025年春运出现三大变化,除了铁路进入“无纸票时代”,C919开始“上岗”,另外一个变化就是摩托大军“退场”。
“退场”是大趋势,但在东南沿海通往云贵川内陆的国道上,依然能看到农民工骑着两轮摩托奔驰的身影,汪正年彭双芹夫妇就是其中一对。
14年前,汪氏夫妇从广东肇庆出发,骑摩托车跨越1350公里,历经5天4夜,克服重重难关,回到贵州石阡老家过年。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当年《东方早报》的摄影记者常河及同事,纪录片《1350KM》因此诞生。14年后,他们再次选择骑行回家,腾讯新闻进行了全程直播记录。
为什么14年过去了还在骑摩托?面对网友“混得不好”的评论,他们作何回应?摩托大军真的消失了吗?中国社会经历了哪些变化?
腾讯新闻《陌生的乡土》春节特别圆桌对话摩托大军代表人物汪正年夫妇,《1350KM》纪录片导演常河,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胡小武,一起聊一聊农民工的返乡之路和中国的时代之变。
以下是文字实录,欢迎阅读。
一、害怕被骗,农民工夫妇两次把记者带去派出所验明身份
陌生的乡土:首先问一下常河老师,当初是怎么和汪正年夫妇结缘并拍摄《1350公里》这样一部纪录片的?
常河: 这个缘分说来话长。我是做新闻工作的,摩托大军现象出现的时候恰逢国内媒体的转型期,大家都希望能从简单、平面的报道转向多维的报道方式,所以我和团队就尝试做了这么一个策划。为了找到能配合拍摄的人,我们先是去了佛山,发现佛山禁摩,又跑去深圳,发现深圳也没人骑摩托车,找来找去只有肇庆,最后就跑到肇庆。
跑到肇庆以后也是两眼一抹黑,我们只好在摩托车修理店里发名片,刚好碰见汪正年去保养摩托准备骑车返乡,我们就去和他沟通。但是汪正年那年才被诈骗过一次,所以非常谨慎,看到我们就觉得“天呐,是不是又来了一帮人来骗我了。”
我们前期只去了两位记者,汪正年把我们带去派出所验明身份,当时警察也帮不了太多,只是说“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所以这个信任一直没能建立起来。后来一直到采访前一天,我们大部队开着车来了,正年他们心里头才安心了一点,可能觉得“你看人家开着车来的,不是来诈骗我们的。”
彭双芹: 对,就像常老师说的。其实我们夫妇一开始就对他们挺信任,只不过因为之前我们被骗了,所以他们说要跟我们回家的时候,我姐姐特别肯定地说“不可能,你们小心遇到骗子”,非要带着他们去派出所,现在觉得很不好意思,挺对不起他们的。
当时还去了两次派出所,第一次去了北山派出所,看到他们敢和派出所的人吵架,我们心里想“这应该不是一般人”,已经有点安心了。不过回去之后我姐姐还是不放心,让我们小心他们和派出所是一伙的(笑),所以后来又去了一次市公安局。
陌生的乡土:方便讲一讲之前遭遇的诈骗情况吗?
汪正年: 方便方便。当时这边刚开始有“套金珠”的诈骗,就是地上摆一个金珠让你去套圈,套上去就有钱,套不上就没钱。我看老板一套就套上去了,想着我也去套一下,刚开始还能套中,后来就越来越难,最惨的一次被骗了1200块钱。
陌生的乡土:差不多你们一个月工资吗?
汪正年: 没有,那时候工资很少,也就几百块钱。在工地工作主要还是看天气,遇到雨季就没多少工资,如果天晴的话,可能能有一两千块。
二、意外频发,农民工夫妇骑摩托返乡的艰辛超乎想象
陌生的乡土:之前汪大哥他们已经骑过几次摩托车回家,知道大概的辛苦程度,常河老师你和团队有意识到吗?还是说凭着一股热情就往前冲了?
常河: 首先肯定是凭着一股热情,其实我们对路上会发生什么,对广西、湖南、贵州那边的山路是什么样的,一点概念都没有,就愣头青往前冲。我们团队有5个人,3个人会开车,但是2个都是新手,没有长途开过车,我甚至刚刚拿到驾照一个月,我们在路上出的唯一一次交通事故就是我开车的时候发生的。
那个时候所有人的多巴胺都分泌得很旺盛,白天拍摄,晚上回去整理素材,而且素材特别大,正年他们都睡觉了,我们还要备份素材,可能有一个人整夜都不能睡觉,才能把所有素材备份完。所以当时全靠提的一股气,才能把那5天撑下来。拍摄结束之后大家还没觉得累,等我们一回到家,所有人都瘫倒在地上。
当时我们对南方的天气状况和路况没什么了解,防范措施做得很差。比方说我们没想到南方也会下暴雪,所以就没给车配防滑链,对这个危险程度其实一点概念都没有。再加上没有在国道上开车的经验,出了很多问题。有一次我们不小心蹭到另一辆车,我们那辆车的前轮胎给蹭出问题来了,侧面开了一个小口,轮胎一直漏气,花了很多时间去修车补胎,就把正年他们跟丢了。等我们好不容易补好胎准备追过去,正年他的摩托车在路上也扎了钉子,他又去修他的摩托车。当年没有导航,方言我们也听不太懂,花了好长时间才弄清楚那个摩托车修理店在哪儿,才找到他们。
第三天已经有地方因为下雪封路了,但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意识到危险。等到第四天上路发现已经全是雪了,我们穿的衣服也不够厚,南方冬天的寒冷程度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料。而且贵州还会下冻雨,会把衣服整个冻住,真的是太恐怖了,我们完全目瞪口呆。我们拍完正年回家连夜开车往贵阳赶的时候也在下冻雨,高速公路上冻了厚厚一层冰,我们的车就一半在大车的车辙里,一半在外面,这么斜着一路开回贵阳。
第四天的时候正年他们爬雪山过不去,摩托车的轮子直打滑,这个时候就看到别人在摩托车上缠绳子做防滑链。
陌生的乡土:这段也是纪录片里传播比较广的名场面,正年大哥搓草绳做防滑链。我之前听正年大哥说很有用,但好像你姐夫又说不太有用?
汪正年: 其实还是有用的,只是跑一两个小时就会断。
常河: 我们作为旁观者,看他们夫妻俩搓绳,也很有感触,正年他们比较实诚,搓的绳子比较结实,比较牢靠,能扛的时间就久一点,还是很有用的。我记得大概一共搓了3次,最后好歹爬过那座山了,不然的话当时打滑打得摩托车推都推不上去。
陌生的乡土:汪大哥,当时遭遇这种恶劣天气是常态吗?你们之前骑车回去的时候天气有这么差吗?
汪正年: 没有,之前也会下雪下雨,但是没有这么大。2008年下过暴雪,那年我们没有骑车回家,其余的时候都没有遭遇这么恶劣的天气状况。刚好常老师来拍我们那年又是下雪又是下冻雨,路上的雪积得非常厚。
陌生的乡土:你们当时怕不怕?
汪正年: 怕肯定是怕的,当时我老婆还怀孕了,3个月。但是票很难买,为了回家跟家人团圆,你只能骑车回去,没办法。后来常河老师还说“如果知道你老婆怀孕的话,我们就不会采访你们了。”
常河: 对,拍摄的时候正年并没有跟我们说他老婆怀孕了,是等孩子出生两三个月以后,正年要带孩子来上海看病,我们才知道这个事。因为从我们的原则来讲,如果知道双芹怀孕了,我们肯定就不拍摄了,万一出点什么事情就很不好。事后回想起来真的很后怕,正年他们路上还摔跤了。
汪正年: 其实我们就摔了一次,堂哥摔了不知道多少次。
陌生的乡土:那说明汪大哥的车技还是很好的,恶劣的路况都没有让你摔太多次。
汪正年: 当时我年轻一点,而且我们夫妇之前骑过几次,他们一次都没骑过,那一年是他们第一次骑车,姐夫刚刚买的车,还没驾驶证,堂哥有驾驶证,但也没经验。
常河: 他们是要骑摩托车回去上牌的。
陌生的乡土:姐夫他们也是凭着一股热情就跟你们走了是吗?
汪正年: 他那时候有十年都没回过家了,我们说打算骑摩托车回去,刚好他也买了新摩托车,就说也想回家看一看。
陌生的乡土:胡老师,听完正年夫妇和常老师讲他们当年的经历,你有什么感想?
胡小武: 对于摩托大军,我印象很深刻,现在想起来,我有三点感触。
第一是每逢过年,像候鸟一样的农民工从打工地回老家的急切心情。我也是离家在外工作的游子,之前那些年也很难买到回老家的车票,所以我能对摩托大军想要回家的急切心情感同身受,过年一定要回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年味”的突出表现。
第二就是摩托大军真不容易。我自己也骑过摩托车,哪怕在正常的路上我也经常摔跤,甚至会摔得头破血流。所以我看到纪录片中汪大哥他们摔跤的场面,觉得特别揪心。摩托大军回乡要克服这么多艰难险阻,真的很了不起。
第三是对今昔对比的感叹。我和汪大哥都经历过中国现代化水平较低的时期,当年没有那么多公路、高铁,也没有那么多私家车,远距离的交通特别不便利,摩托大军代表了一类回乡的人,当时我回家的方式是坐火车倒好几趟车,也得花两三天才能到家。今天再去回想当年的经历,确实感慨中国的运输能力和十几年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现在摩托大军也基本上消失了,这是一种巨大的变迁。
三、女儿患病,农民工夫妇四处奔波,坚持治疗到底
陌生的乡土:我们今年直播汪正年夫妇再次骑车返乡的时候看到很多网友有疑问,说“现在国产车那么便宜,几万块钱就能买到,为什么不买一辆小汽车?”汪大嫂要不要回应一下?
彭双芹: 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网友评论,问我们为什么不买车,确实是家庭条件不允许。
2011年拍摄过后,7月,我二女儿就出生了,但是一出生就生病了,一开始去我们县城医院看,说没什么问题,孩子奶奶也比较重男轻女,希望我们再生一个儿子,叫我们带着女儿一起出去打工。所以我刚坐完月子,就带着女儿回肇庆打工了,但是那个时候女儿的脸就慢慢地开始变黄,吃奶也吃不下去,我们又带她去医院看,医生说“你们难搞了,你女儿是地中海贫血。”那个时候我们根本连这个病的名字都没听说过,听医生说这个病就跟白血病一样,感觉天都快塌下来了。
医生给我们讲了两种治疗方式,一是保守治疗,二是骨髓移植。保守治疗要一直靠输血来维持,非常麻烦,我们就想给她做骨髓移植,但是医生说骨髓移植首先要找到匹配的骨髓,不是想移植就能移植的。当时听人家说南方医院机会比较多,我们就跑过去,但是那边的医生说我女儿的骨髓非常稀有,在骨髓库里找不到,建议我们再要一个小孩来配型,值得高兴的就是我们第三个孩子跟他姐姐配上了。我们以为配上了就可以做手术了,但是很多事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医生说就算配上了也要再等几年,等小孩长大了才能做手术。
从2011年一直到2016年,我们都在给小孩治病。中间还麻烦了常河老师好几次,常老师他们不仅帮我们去医院排队,还为我们募捐,把孩子的手术费凑够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去上海做手术的时候,那个医生问我们“你们家是干嘛的?”我们说“我们是打工的”,他就说“那我劝你们还是放弃吧,治这个病是无底洞,像赌博一样,一下放五六十万进来也不一定就能把小孩子治好,到时候会变得人财两空。”但当时我们铁了心,我们说“既然路都走到这一步了,那就赌一把吧,赌赢了就赢了,赌输了,那我们也问心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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