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关系，是中国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迈进的新征程上需要重视与着力解决的根本性问题[1]。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城乡人口、土地、产业等要素在不同维度上均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变化，城乡转型相应地成为经济社会转型最基本的形式，不断揭示城乡地域空间发展演化及其交互作用[2-4]。转型是指事物的结构形态、运转模式和人们思想观念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动态过程，不同转型主体状态的多样性及其与客观环境适应程度的差异性决定了转型内容和方向的复杂性[5]。作为城乡要素转移、战略转变、机制转换的综合人文与自然过程[2,6]，城乡转型指城乡关系由分离、隔裂、对立转向协调、融合、一体化发展的历程，本质上是城镇化过程中区域系统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制度创新不断助推农村人口转移、产业结构转换、空间格局转变，从而实现由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变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建立在二元结构基础上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扭曲了市场机制，导致区域城乡要素不合理、不均衡配置现象普遍存在[7-8]。城市的快速发展与乡村的凋敝衰落形成鲜明对比，城乡发展面临着半城镇化现象突出、乡村地域空心化加剧、城乡土地配置失衡、城乡差距持续拉大、城乡环境污染日趋严峻等问题[2,9-10]。新时代，这些问题与经济转变、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等交织在一起，使得中国的城乡转型面临着区域关系日趋紧张、人地矛盾日渐恶化等挑战。同时，受偏向性发展战略和要素资源空间不均衡的影响，中国城乡转型的区域差异特征极其显著[11]。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起步早的大背景下，国外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城乡转型进行了深入研究，内容涉及城乡人口演化[12-14]、产业转型升级[15-16]、公共资源配置[17]、土地利用变化[18-21]等，并重点围绕城乡关系、城乡结构形态等内容形成了城乡地域类型理论[22]、中心—边缘理论[23]、城乡相互作用理论[24]、区域网络战略[25]、城乡连续体模型[26]等经典的城乡转型理论。在国内，对城乡转型的关注起源于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在区域实践上，各地基于要素资源禀赋和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探索出了一系列具有当地特色的城乡转型模式，包括苏南模式、珠三角模式、温州模式等[27]。在学术研究上，不同领域学者围绕城乡转型的历史过程与空间格局[4,6,8,28]、城乡转型的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28-29]、城乡转型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调控对策[2,30-31]等内容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城乡转型包含城市发展和乡村演化2个相互独立但又紧密联系的过程，但是当前国内关于城乡转型的研究多侧重于探讨单一的城市转型或者乡村转型，或者定性剖析2个过程的相互影响，缺乏对2个过程相互作用助推城乡转型的系统认知。同时，对城乡转型空间格局的认知也多着眼于区域人口、产业、土地等要素演化的视角，关于2个过程耦合作用所呈现的城乡转型状态的量化分析亦存在明显不足。
城乡转型是贯穿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与各领域的主线，是一个多尺度、多层次的动态综合过程[32]。着眼于现阶段突出的城乡发展不平衡和乡村发展不充分的结构性矛盾，城乡转型为优化区域城乡关系和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指明了方向[1,33]。因此，深化城乡转型的理论认知、揭示城乡转型的地域格局对于科学推进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落实和新型城镇化具有重要意义。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为指导，本文搭建了城乡转型的理论框架，综合分析城乡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并通过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刻画中国城乡转型的区域差异及其变化，进而探讨不同类型城乡转型区推进城乡融合的主要短板和关键对策。理论上，从城市发展和乡村发展2个过程交互作用的角度解析城乡转型；方法上，将城市发展和乡村发展置于同一评价体系内，通过剖析两者的耦合协调度演化来刻画城乡转型的格局和过程。
区域人地系统是特定地理空间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按一定结构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和区际联系的有机整体，是一个多层次、多要素综合作用的巨系统，具有复杂性、动态性、层次性、开放性、自组织性等特点[34]。作为地球表层系统的组成部分，区域人地系统是由人文、经济、资源、环境等要素构成的内核系统和外缘系统在多时空尺度上交互作用而形成的[35]。内核系统决定着系统整体的功能和状态，其运行受特定的体制机制、政策制度、管理水平等因素影响[36]。随着系统开放程度的提升，外缘系统对系统整体发展演化的影响不断增强，并通过空间尺度的跨越不断突破地域限制，使得区域系统不断融入更大的区域人地系统乃至全球人地系统。在这一过程中，区域人地系统的内核系统与外缘系统之间通过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等各种“流”要素的交换持续发生交互作用和联系，使得系统的演化整体呈现出要素高级化、结构复杂化、功能多样化、空间扩大化等特征，并不断强化系统的耗散结构，构建起区域发展的驱动力，从而推动区域人地系统整体功能和状态演进。
从构成上来看，区域是由城市和乡村2大地理空间单元组成的[1,34]。因此，区域人地系统可以划分为城市地域系统和乡村地域系统2大子系统，各子系统状态是系统内生力与外缘力相互影响、相互协调的结果[27]，两者共同决定着区域人地系统的发展演化。就内生力而言，自然条件、资源禀赋、人力资本、产业发展等是内生力的核心内容，各要素间的互动及其在不同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排列与组合搭建起2大子系统的内部结构和组织，决定着系统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变化，并且其发展演化受城乡体制机制、政策制度、管理水平等因素直接影响[36]。在内生力的基础上，城市地域系统与乡村地域系统在不同时间维度和空间尺度上进行着复杂而有序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传递等要素交换，推动着系统发展演化[37]，即城乡地域子系统互为外缘力。具体来看，一方面乡村孕育了城市，乡村地域系统为城市地域系统的发展提供矿产资源、农副产品等初级产品以及劳动力、土地、生态环境等多种要素，并利用自身的自净能力消解城市污染；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城市地域系统通过“极化—涓滴”效应为乡村地域系统的演化提供资金、技术、信息等高级生产要素，并消化吸收乡村转移人口。
城市地域系统和乡村地域系统的演化是伴随着生产力水平提升而不断由低级向高级、由无序向有序演化的过程，这2个有所区别但又紧密联系的过程交互作用的结果就是城乡转型(图1)，其外在的直接表征是城乡耦合协调的状态。当城市地域系统的发展演化与乡村地域系统的发展演化协调一致时，则形成产业结构互补、基础设施互联、公共服务均等、生态环境互促的城乡耦合协调发展格局，助推城乡关系不断优化和城乡转型迈向更高层次，从而实现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当2大子系统的发展演化失调甚至对立时，则引发严重的“城市病”和“乡村病”，加剧城乡发展不平衡和乡村发展不充分的结构性矛盾，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的总病根[1]。
由前述理论解析可知，城乡转型是城市地域系统演化和乡村地域系统演化交互作用的结果，对其度量就是要综合评价城市地域系统演化与乡村地域系统演化这2个过程耦合协调的程度。本文构建城乡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度量城市地域系统演化与乡村地域系统演化在不同时点的状态，并建立耦合协调度模型以评价这2个过程在不同时点状态的耦合协调程度，从而刻画研究对象在不同时点的城乡转型特征。
2.1 指标体系构建
从主体的角度来看，转型主要表现为个体转型、经济转型、社会转型[38]。因此，本文从个体、经济、社会3个层面来度量城市和乡村发展水平。遵循指标选取的科学性、代表性、可操作性等原则，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39-42]和咨询城乡转型研究领域专家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个由11个指标组成的城市和乡村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各指标的权重通过熵权法和德尔菲法综合确定。具体来看，个体发展主要选取反映受教育程度的指标，经济发展主要选取反映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能源消耗、家庭收入和消费的指标，社会发展主要选取反映生活水平、教育设施和医疗服务的指标(表1)。从指标内涵来看，除文盲人口占1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负向指标外，其余均为正向指标，即正向指标值越大则城市或乡村发展水平越高，反之则越低。在对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时，选取离差标准化法[43]。计算过程中采取整体数据标准化处理后再分年度计算的方法对各省城市和乡村发展水平进行分析，以方便对不同年份城市和乡村发展水平进行对比。
2.2 耦合协调度模型
定量分析区域城乡转型的关键是要综合评价城市地域系统演化和乡村地域系统演化这2个过程交互作用所呈现出的耦合协调状态。借鉴物理学的容量耦合模型，城市发展水平和乡村发展水平分别表征的城市地域系统演化和乡村地域系统演化在特定时点状态的耦合系数计算公式为：
式中：C为耦合度，表征城市发展水平与乡村发展水平之间的耦合状态，其值介于0～1之间；Uit和Rit分别为省域i在时间t的城市发展水平和乡村发展水平。通常地，当C=0时，城市地域系统演化与乡村地域系统演化无关联；当0
耦合度主要反映系统或要素之间交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程度，无法反映彼此间的平衡状态及其协调程度[45]。当城市发展与乡村发展均处于低水平时，两者较高的关联度往往容易造成伪高耦合度问题。因此，研究进一步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来表征城市地域系统与乡村地域系统演化之间的整体功效和协同一致性，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D为耦合协调度，T为城市发展水平和乡村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数，α、β为待定系数。由于城市和乡村在区域发展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因此α、β均取值0.5。借鉴相关成果[46]，本文将城市发展水平与乡村发展水平的协调度分为8个等级(表2)。进一步地，根据城乡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所表征的城乡转型状态，将严重失调、中度失调、轻度失调分别定义为低水平城乡二元阶段、中等水平城乡二元阶段、高水平城乡二元阶段，濒临失调和勉强协调分别定义为低水平城乡统筹阶段和高水平城乡统筹阶段，初级协调、中级协调、高级协调分别定义为低水平城乡融合阶段、中等水平城乡融合阶段、高水平城乡融合阶段。
2.3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使用的地理信息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www.resdc.cn/)。区域人口受教育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来源于《中国固定资产统计年鉴》，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和消费、家庭恩格尔系数、人均用电量等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义务教育阶段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任教师占比、师生比、生均图书等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医院和卫生机构床位数据来源于《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对于部分缺失的数据，采用相邻年份数据予以替换。在空间尺度上，本文以省域为研究单元，香港、澳门、台湾不纳入研究，由此共获得31个空间研究单元。借鉴已有研究对城乡地理空间的划分[1]，本文中的“城”包括城区和镇区，“村”指城镇建成区之外的广大地域空间。
3.1 城乡发展耦合协调格局
3.1.1 城乡发展水平时空格局
基于构建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本文选取2000、2010和2018年3个时间截面对各省城市和乡村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利用Arc GIS软件对计算结果进行空间可视化操作，从而得到全国城市发展水平和乡村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图2)。结果显示，全国省域城市和乡村发展水平均值在2000年分别为0.2664和0.1530，到2010年增加到0.4699和0.2685,2018年进一步上升为0.7033和0.3817，近20来年的年均增速分别为5.54%和5.21%。2000年，除东部沿海地区省份，全国省域城市发展水平整体呈现出“北高南低”的空间特征，其中最高为北京(0.3981)，其次为上海(0.3753)；最低为海南(0.2172)，其次为江西(0.2241)。2010年，全国城市发展水平的格局与2000年相似，最高的2个省级区为北京(0.5737)和天津(0.5622)，最低的2个省级区为海南(0.3860)和江西(0.3977)。2018年，城市发展水平虽然保持着与2000年和2010年相似的空间格局，但是北方省份的领先优势明显减小，中部地区省份显著增长，其中发展水平最高为上海(0.8149)和浙江(0.8051)，最低为甘肃(0.6189)和江西(0.6218)。
相较于城市发展水平，乡村发展水平在3个时间截面上均呈现出明显的东、中、西地域分异特征，即东部沿海地区为高值集聚区，西部地区为低值集聚区。2000年，乡村发展水平低于0.1的省级区有西藏(0.0261)、贵州(0.0802)和青海(0.0987)，高于0.2的仅有北京(0.2733)和上海(0.2845)。到2010年，乡村发展水平低于0.2的省级区仅有2个，为西藏(0.1652)和贵州(0.1883)；乡村发展水平高于0.3的有7个，其中最高为北京(0.4214)，其次为上海(0.3989)和天津(0.3528)。到2018年，乡村发展水平低于0.3的省级区为西藏(0.2585)，乡村发展水平高于0.4的有8个，其中超过0.5的为北京(0.5197)、浙江(0.5323)和上海(0.5881)。
进一步地，从2000—2018年各省级区城乡发展水平的年均增长速度来看，东北地区省份的年均增速最慢，其次为东部沿海地区，西部地区的年均增速最快(图3)。具体来看，有4个省级区的城市发展水平年均增速低于5%，为北京、上海、山西和河北，分别为3.76%、4.40%、4.47%和4.91%；有8个省级区的城市发展水平年均增速高于6%，其中最高为内蒙古(6.27%)，其次为西藏(6.13%)和贵州(6.11%)。对于各省级区乡村发展水平年均增速，低于5%的省级区有13个，其中北京和吉林低于4%，分别为3.64%和3.92%；高于6%的有5个，为西部地区的云南、甘肃、青海、贵州和西藏，分别为6.27%、6.36%、6.88%、7.92%和13.59%。
3.1.2 城乡发展耦合协调度格局
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本文分别计算了各省级区城市发展水平和乡村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从而揭示各省城市发展与乡村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状态。结果显示，2000年，全国仅有西藏的城市发展和乡村发展耦合度处于磨合阶段，其他省级区城市发展和乡村发展的耦合度均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到2010年和2018年，各省级区城乡发展均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即城市发展水平高的省级区往往对应着较高的乡村发展水平，反之亦然。从2000—2018年省域城乡发展水平耦合度的变化来看，全国省域城乡发展水平耦合度变化的均值为0.0036，其中耦合度下降的省级区有24个，降幅最大的为海南(-0.0297)，其次为新疆(-0.0276)和吉林(-0.0246)；上升的省级区仅有7个，为山西、辽宁以及西部地区的云南、甘肃、青海、贵州和西藏。
从城乡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的计算结果来看，2000、2010和2018年全国省域城乡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均值分别为0.4445、0.5936和0.7178，即城市发展和乡村发展这2个过程的耦合互动在研究期内整体上实现了由濒临失调向中级协调的转变，表明中国的城乡关系在进入21世纪后不断优化。在空间上，中西部地区省域城乡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低于东北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具体来看，绝大部分省域城乡发展的耦合互动在2000年处于濒临失调状态，中度失调和轻度失调的省级区分别为西藏和贵州，勉强协调的省级区仅有上海和北京。到2010年，城乡耦合互动处于勉强协调状态的省级区增加到18个，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处于初级协调状态的省级区有12个，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华北和东北地区；仅有北京的城乡耦合互动处于中级协调状态。到2018年，处于初级协调状态的省级区有14个，主要为中西部地区省份；处于中级协调状态的省级区增加到15个，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东北地区；仅有浙江和上海处于高级协调状态(图4和表3)。
从各省级区城乡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的数值变化来看，2000—2018年全国省域城乡发展耦合协调度增长的均值为0.2733，其中增幅最小为北京(0.2221)，其次为山西(0.2323)和吉林(0.2410)；增幅高于0.3的省级区为贵州(0.3092)、江苏(0.3200)、浙江(0.3256)和西藏(0.3712)。进一步地，从各省城乡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的类型变化来看，全国有12个省级区城乡发展的耦合协调状态实现了由濒临失调向初级协调的转变，有14个省级区实现了由濒临失调向中级协调的转变，由中度失调转向初级协调、轻度失调转向初级协调、濒临失调转向高级协调、勉强协调转向中级协调、勉强协调转向高级协调的省级区数量均为1个。
3.2 城乡转型格局及其优化决策
3.2.1 城乡转型格局认知
城乡转型是城市地域系统演化和乡村地域系统演化这2个过程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城乡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化表征的就是不同省域城乡转型在不同时点的状态。由前述分析可知，全国城乡转型在2000、2010和2018年分别处于低水平城乡统筹阶段、高水平城乡统筹阶段和中等水平城乡融合阶段。具体来看，2000年，社会经济发展落后的西藏和贵州分别处于中等水平城乡二元阶段和高水平城乡二元阶段；27个处于低水平城乡统筹阶段的省级区中有17个位于前半区，即其城乡耦合协调度小于0.5，在空间上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上海和北京城乡转型处于高水平城乡统筹阶段，并且天津也即将迈入这一阶段。到2010年，中西部省级区普遍处于高水平城乡统筹阶段，东北和东部省级区普遍处于低水平城乡融合阶段，仅有北京进入了中等水平城乡融合阶段。到2018年，中西部省级区普遍进入低水平城乡融合发展阶段，而东北和东部省级区普遍进入了中等水平城乡融合阶段，其中上海和浙江已步入高水平城乡融合阶段，并且北京和江苏也即将步入这一高水平发展阶段。
在改革开放前20来年里，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尚未发生根本变化。但是，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人口、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日渐加速，不断突破经济的二元结构，助推城乡关系不断优化。到2000年，全国城乡转型发展已步入低水平城乡统筹阶段。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开始着手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制度进行变革，将“统筹城乡发展”定为“五个统筹”的首要任务，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从而推进城乡关系的优化和调整。为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党中央从2004年开始连续颁布以“三农”问题为主题的一号文件，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等乡村发展的各个方面构建起支持和保护“三农”的政策体系。政府一方面不断促进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持续强化要素资源的投入以补齐乡村发展短板，不断缩小城乡在产业发展、公共配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距[47]。由此，城乡二元体制改革由经济领域拓展到乡村发展的全过程和全领域。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步入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后期阶段，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藩篱不断被打破。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四位一体”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并且国务院于2014年3月正式颁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旨在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整体来看，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日渐增强，助推城乡关系优化和城乡转型发展迈向更高层次；但在区位差异和不均衡发展战略的作用下，中国的城乡发展呈现出明显的东中西梯度分异特征，即东部沿海地区城乡发展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转型格局也显著优于中西部地区。
3.2.2 城乡转型优化决策
虽然城乡转型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但是在特定的区位条件作用下，一些地区城乡转型的历史过程与驱动机制、城乡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等均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科学诊断城乡转型的地域类型及其内在成因对于推进城乡关系的优化调整和区域系统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前述城乡转型格局的认知，本文利用2018年城乡发展水平及其耦合协调的状态对全国省域城乡转型进行聚类分析，进而剖析不同类型区的主导成因，探讨不同类型区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基于系统聚类法，研究将全国划分为4类城乡转型区，并根据不同类型区城乡转型的特征将其命名为高水平城乡融合区、中等水平城乡融合区、低水平城乡融合Ⅰ区和低水平城乡融合Ⅱ区，各类型区省级空间单元个数分别为4、6、20和1个(图5)，其数值特征如表4所示。适应新时代城乡转型的需要，本文针对不同类型区面临的主要短板提出相应的关键对策，一方面要积极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另一方面应深入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助推区域城乡融合发展迈向更高层次。
(1)高水平城乡融合区。这一类型区包括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4个发达的省级区。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快速发展，这些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方面乡村为城市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支撑，另一方面城市通过“极化—涓滴”效应有效地带动了乡村发展，从而形成了城乡耦合协调发展的格局。然而，制约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尚未根本消除。新时代，本类型区城乡转型的关键在于进一步深化制度改革和政策创新，统筹推进人、地、业、权、财等要素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双向自由流动，从而提升要素资源配置效率，并通过乡村空间重构、城乡产业互融、治理体系共建等多种举措推进城乡一体等值发展，打造城乡融合发展新标杆。
(2)中等水平城乡融合区。这一类型区包括天津、内蒙古、辽宁、福建、山东和广东6个省级区。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极大地提升了区域的城乡发展水平，城乡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在全国亦位居前列，但由于区位差异和偏向型发展战略，这些省份内部发展的区域不均衡特征显著，造成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突出。着眼于区域发展不均衡和落后地区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本类型区城乡转型的首要任务在于扎实推进以主体功能区为引领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一方面通过建立健全普惠性扶持机制和差别化支持计划补齐落后地区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发展等方面的短板，另一方面通过健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不断完善“城—镇—村”空间结构和城乡分工与协作体系，从而构建高质量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支撑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