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尼全球商业政策委员会 | 文
在越来越多打破数字孤岛的呼声中，我们骤然发现“数字经济孤岛”不仅没有被打破，反而以国别为界进一步加强。
在数字化助推全球经济狂飙突进十多年后，数据滥用、隐私危机充分暴露，“数字化监控”威胁着数字化发展的环境。
在数字化的成就让人们对未来充满期待时，“技术后坐力”的威胁惊醒了全球消费者，对数字化的不信任正在蔓延。
近期，“技术后坐力”（techlash）、“数字孤岛”（Splinternet）、“监控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这些原本停留在科幻作品和学术研究中的反乌托邦名词，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社交网络、新闻报道甚至政治演说中的热门词汇，关于未来技术世界的想象如此迫近现实，引发的政策反弹和公众不信任则威胁着商业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自从万维网诞生以来，数字化就一直在自由无序的监管环境和用户的普遍信任中野蛮生长，一次又一次、一个行业又一个行业、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地出现数字经济的指数级增长。
今天，人们已经普遍习惯了全球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和好处，但其负面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地冲击着经济发展、社会生活乃至政治秩序，从消费者、政府到立法机关都在告别这一数字化的狂热时代。问题在于，在经历了长期的高增长之后，在一个数字化进程可能充满波折的时代，企业的数字化进程将如何继续？
在充分自由的市场环境中利用数字化实现高速增长的企业，也许会觉得变化来得有些猛烈，却并不能算是意外，今天企业领导者所面对的问题是，我们正身处一个什么样的变局当中，以及这个变局将会走向何方？更重要的是，如何应对未来的挑战？
30年前，万维网问世，为数字化的萌发创造了最重要的技术基石，而后冷战时期新一波全球化浪潮，则为全球数字化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政治、经济环境。
全球数据交换量空前增长，互联网应用和用户网络连接设备大幅增加。始于1990年的这波数字化浪潮，以加速度的方式不断冲击、颠覆着原本的经济结构、商业环境和社会面貌。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也幸运地赶上了这波浪潮，数字化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技术力量。
自此之后，数字化革命不断加速，数字化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不断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企业的运营方式，甚至整个行业的构成方式，带动了广泛的社会转型。包括：重新定义数字传播方式 、重塑通信与互动方式 、改变数据生成与分析方法、创造新的金融工具、重新分配经济增长，乃至于深刻颠覆整个商业世界。
虽然从赫胥黎、乔治·奥威尔等文学家，到麦克卢汉、尼尔·波兹曼等传播学者，乃至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家，他们对技术的质疑和警醒不断被提及和阐释，但都无法妨碍数字化席卷全球的态势。在数字化带来的经济增长面前，政府也在大多数情况下采取了被动的管理姿态，并未积极干预或主导数字化的进程。
但所向披靡的数字化浪潮在2016年开始遭遇危机。
危机首先来自于技术本身，技术带来的社会影响不再完全是利大于弊，在局部领域和一些具体问题上，技术的不当使用所造成的危害集中爆发，Facebook数据泄露引发“干预大选”以及假新闻泛滥等问题在2016年后成为技术后坐力最集中的爆发，公众和政府对数字化进程的信任开始大规模逆转，“技术需要被驯服”成为共识。在中国，大规模的用户数据泄露以及以用户数据为基础的互联网犯罪已经引发了公众的强烈不满和对部分企业的不信任，政府同样顺应需求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加强数字经济的治理和监管。
另一方面，数字化遭遇的另一个困境则是全球化在政治、经济上都遭遇了挫折。2016年之后，从美国、欧盟等发达地区到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对于跨国科技企业的监管态度日趋严格，各国、各地区的数字化主权意识越来越浓，国家政策对数字化进程的干预日趋频繁。
如今，数字化的进程仍在继续，但对于企业而言，与以往不同的是，全球各国政府都在更加积极地干涉数字化环境，如加强监管，加剧全球竞争，因而全球数字环境对于技术企业和依赖其服务的企业和个人都在发生巨大转变。
目前，企业、公众和政府对数字化发展的担忧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分别是：1）数字孤岛，2）技术后坐力，3）数字化冷战。而这恰恰也是最近几年以及未来最流行的数字经济关键词。
政府和企业都很清楚，对数字化所产生的这些担忧并不意味着对数字化的价值视而不见，但如何在政策制定上找到一个平衡点，以最大化数字化的正面影响和消除数字化的负面影响，将是政府、企业面临的巨大挑战。
无论是任由目前的数字化进程野蛮生长下去，还是过度的监管威胁数字化进展，都将导致一个失衡的数字秩序，要么威胁公众和国家利益，要么会让企业创新受阻，导致国家在全球数字化竞争中丧失发展机会。
对于各国政府来说，重塑数字秩序是在平衡木上的艰难行走，而这根平衡木则围绕着数字孤岛、技术后坐力、数字化监控等关键问题展开微妙的摇摆。
自从数字化进程启动以来，意在最大化数字化正面影响的鼓励性政府政策持续加码，而随着数字经济在全球经济地位角色的持续凸显，产业政策力度持续加码，它们包括：在监管上打造适合数字化企业成长的营商环境；在基础设施方面大规模投资数据设施、物联网、5G技术等；在人力上投资数字化人才的培养和吸纳；在研发上不断加大投入和激励力度。
而消除数字化的负面影响的政策制定，却日益成为各国政府和舆论议题的重要关切。数字化的负面影响已经越来越突出，“驯服”数字化的野蛮生长成为数字化进程的中心议题并不令人意外。
不过，令人意外的是，各国政府率先推动的就是数据本地化的监管政策（数字孤岛）。
尽管跨国数字化企业都要求更开放、全球化的信息流动，但在全球化本身遭遇挫折的政治经济背景下，越来越多国家竖起高低不一的数字围墙，保护主义、民族主义也为这一政策取向推波助澜。
根据科尔尼的调研，目前基本全部的G20国家都倾向于要求企业在本国境内存储或处理数据，并在不同程度上限制跨境数据流动。在这方面，俄罗斯管制力度最为突出，其要求所有本国国民数据实现本地存放，并成立专门机构对未能遵守的企业进行处罚。印度也在酝酿专门的“数据保护法案”，并要求所有印度国民数据存储于本地服务器上。
这一政策取向引发了企业关于“数字孤岛”的担忧，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正在与互联互通带来的规模经济。当从全球统一的互联网（Internet），变成一个个主要经济体的分裂网（Splinternet），这对于天然追求技术连接的数字化企业来说并不是个好消息。随着中国企业出海战略的深入，越来越多中国企业会遭遇这种“数字壁垒”。2017年，微信因为未能及时完成数据本地化的合规要求，导致在俄罗斯被临时封禁。而为了满足印度的监管需求，字节跳动在印度大受欢迎的Tiktok斥资1亿美元建立了本地数据中心。
好消息是，部分国家也在尝试避免“数字孤岛”的可能性。在所有为建立和维系开放的跨境数据流动的努力中，被寄予厚望的就是《全面和渐进的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CPTPP），在该协议中，11个成员国承诺将维护跨境数据流动并限制数字保护主义。
目前的困难在于，随着各国政府纷纷出台国内数据本地化政策，各国想要通过谈判就这一承诺达成一致将变得更加困难。所有的企业都不得不继续面对日趋严格的数据本地化要求。
而围绕“技术后坐力”所暴露出一系列用户数据安全与隐私等问题，数字化企业尤其是那些掌握大量用户数据的平台型企业遭受了更多的质疑，也招致了更强力的监管政策出台。
数据隐私保护
Facebook、谷歌等大企业爆出严重的隐私泄露问题，而其他企业在数据安全方面同样问题不断，导致公众对数据隐私担忧持续加剧。一向监管严格的欧盟率先出台《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将数据收集模式从“被动选择退出”转变为“主动选择加入”，甚至进一步将其延伸向多边贸易协定中的隐私数据流动规范。
平台监管责任升级
在社交平台上假新闻和仇恨言论泛滥，甚至形成对国家选举与公投活动的干预操纵也引发公众和立法者的广泛担忧。欧盟、美国等数字化经济也强化了对平台监管责任的要求，欧盟于2017年9月发布了一整套“在线平台内容发布指导方针和原则”，2018年1月德国的《社交网络强制法》（NetzDG）正式生效。甚至于一向对用户生成内容（UGC）持宽容态度的美国，也开始收紧相关内容，尤其是在线政治广告投放。
部分中国企业也在海外遭遇了平台内容监管责任的风波，TikTok就因为平台涉及青少年不良行为而遭遇抵制。
近期视频换脸应用ZAO带来的广泛担忧——逼真的造假视频将在瞬间摧毁一个公众人物的声誉或一家公司的品牌——也预示着未来政府甚至可能将平台监管责任延伸至对深度伪造内容的识别与管理。
非法融资与反洗钱
在数字化平台上，非法金融涉及的恐怖主义融资、非法洗钱等问题也成为企业需要规避的风险之一。近期Facebook发起的Libra数字货币，在各国政府层面遭遇的大量质询就是一例。由于反洗钱议题在国际层面的高度共识，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个国家，都就此问题开展广泛的国际监管合作。
零工经济下的劳工权利保护
以共享名义诞生的“零工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对传统雇佣关系带来巨大挑战——一位7天×12小时工作的优步司机，究竟应被视为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这一问题在工会组织的施压下，获得媒体的普遍关注，而政府和司法机关则倾向于保护劳工权利，这对共享平台营运成本带来严峻挑战。
反平台垄断呼声日甚
而从美国政府近期针对谷歌、Facebook、亚马逊发起的一系列反垄断调查来看，平台型的数字企业都将在未来长期遭遇反垄断的司法调查，对大型平台企业进行拆分的呼吁不绝于耳。而且从近期趋势看，开展平台反垄断的国家范围也在大幅扩大，在欧盟和美国之外，如墨西哥、印度、日本和中国的反垄断部门，都发起相关调查。
互联网征税引发地缘争端
跨国数字化企业高明的避税能力，遭遇到各国财政部门的广泛挑战，这也成为全球贸易紧张氛围之下的一个火力集中区。尤其是欧盟和美国就该议题多次交锋，欧盟对美国跨国企业处以巨额罚金，法国更是率先单方面生效其“数字服务税”，甚至引发美国301调查。
数字税收正从过去的数字交易征税、在线广告征收等传统模式，向更广泛的协同征税模式转变，这一模式意图将应税利润与主要线上经济活动和网络流量进行匹配，以更精准地进行计税与征收。愈加复杂的数字征税政策，对跨国数字企业运营环境带来复杂性挑战，而这背后，则是各国对数字经济全球治理体系话语权的争夺。
近期一系列的全球监管趋严政策，折射了数字化浪潮在不断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推动社会转型中所遭遇的问题，这些“技术后坐力”带来的问题无法单纯依靠技术解决，而需要政府、企业与公众的互动参与。
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全球企业都将面临着全球性的数字秩序分裂和壁垒问题。由于国际上仍然没有就如何规范数字化达成共识，主要市场数字法规不一甚至互相冲突的情况将进一步加大企业的合规成本，这对于全球化的数字企业将是巨大的挑战。
数字化冷战
数据本地化的趋势反映了随着数字经济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数字化不再是企业进行市场竞争的舞台，而愈加成为国家进行国际竞争的场合。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在数字化技术、基础设施、研发方面加大投入，试图抢占数字化的制高点，而其中中美数字科技竞争尤其引起广泛关注。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转型提速，对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尤其在5G、人工智能等领域，取得了比肩甚至超越欧美的突破性进展。
在中美贸易战中，很多西方媒体已经开始将FAAG（脸书、苹果、亚马逊、谷歌）与BATH（百度、阿里、腾讯、华为）列为两大争霸阵营。同时西方媒体广泛提到的一个数据就是中国研发支出的快速上升——2000年至2015年间，中国研发投入以18%年均的速度快速增长，是美国增速的4.5倍。以此趋势中国预计最快可能在2020年成为全球研发投入第一大国。
目前，在世界各国的数字化竞赛中，5G技术和人工智能成为竞争最为激烈也最为重要的战场，美国、中国、欧盟作为领先的数字经济体之间的竞争，激发了更强烈的保护主义倾向，可能会加剧数字经济的分裂，加深“数字孤岛”的隔阂，对于全球企业的数字化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如今，数字化仍然是遍及全球的发展趋势，但数字化已经不再是一条坦途，企业通向数字化未来必须要更积极主动地克服种种限制，利用各种可能的政策环境与技术条件。显而易见，由于过去各国政府并未过多限制数字化的发展，在对数字监管呼声日益高涨的当下，全面规划数字化监管的新阶段已经到来。
汽车行业出现近20年后美国才首次制定道路安全和其他监管标准，又过了几十年这些监管措施才开始全面实施，但在数字化时代，这一监管规范化进程将会大大加速。
未来数字秩序的形态，取决于两大关键变量的演进——政府监管力度的强度，以及全球互联互通力度。我们预计新的数字秩序将在2030年形成，对数字技术未来全球运营环境的情境分析表明，未来数字秩序的发展方向有以下四种。
情景一：数字经济复兴，全球化数字环境
随着千禧一代逐渐成长为新一代的全球领导者，各国政府和数字行业、企业达成一致，国家政策和法规应强制实施普遍接受的数字技术使用规范和约束。有效的法律约束的跨境数字运营环境成型，全球合作不断加强，更多创新不断出现，地缘政治日趋稳定，消费者信心继续提升，全球经济稳步增长。这一场景也是最为理想的数字经济场景，广泛的全球协作与合理监管，重建高质量的全球数字经济秩序。
对企业而言，这也是最为理想的场景。企业在适应新监管环境一段时间后，逐渐恢复蓬勃发展。数字商品和服务的跨境贸易有所增加，商业战略侧重于国际增长，同时采取措施确保符合跨市场的监管法规。虽然监管改革带来了短期挑战，但不同国家间对关键标准的全面统一有助于减少为应对挑战所付出的代价。
情景二：数字经济闭锁，孤岛化数字环境
各国政府对于在国内数字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巨大作用的本国领先企业都非常支持。世界各地的政府要求数字平台与政府共享用户数据，政府想要用这些数据来监测公民行为以及监督和构建平台内容。鉴于领先企业在数字领域的主导地位，全球化数字运营环境已渐崩溃。民族主义助长了对外国商品和服务的不信任，政府高竖数字围墙，设立了严格的国内标准和本地化要求。数字壁垒相应而生，形成了一个“分裂网”，即不同国家的公民接收到的是截然不同的数字新闻和有关全球发展的观点。
数字监管环境是孤立的，公司必须遵守由特定国家规定的一系列监管要求。跨国企业努力想要达到这些数字法规的标准，然而实际运作起来非常困难。全球一体化供应链一度受到破坏，抑制了世界各国的增长。政府官员在公司领导层中的影响力越大，为公司制造了更多的官僚障碍，限制了公司的创新能力、创造性解决方案和敏捷决策的能力。
情景三：数字黑暗丛林，数字环境彻底孤岛化
分裂、孤立的数字环境和薄弱的监管导致假新闻猖獗，数字经济进入到无管制的黑暗丛林式发展，导致民众对政府、企业和其他传统机构信任的迅速减弱，尤其是外国机构。消费者纷纷摒弃外国技术和公司，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数字环境的孤岛化。这一趋势限制了数字平台企业的规模和覆盖范围。
企业都在努力克服假新闻猖獗带来的信息冲突，需要不断应对黑客行为、知识产权盗窃、商业间谍和网络诽谤等活动。尽管无监管的环境对科技巨头有一定好处，如通过创新营销活动吸引消费者注意，但这样的环境下经济增长缓慢且消费者需求低。
情景四：数字平台操纵，数字环境全球化。
在此场景下，科技巨头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机构。经过这些公司的一系列战略合作，数字环境更加统一和全球化。数字平台能够触达全球范围内更多的人，并能够影响决策者。随着全球数字平台占据市场主导地位，数字化监控应运而生。他们收集个人数据，潜移默化地影响用户在数字世界和实体世界的行为。这些做法包括广告和政治领域使用基于监控的精准投放塑造大众情绪，甚至制定政策。
为了避免民众的不满，科技巨头将有可能提供资金支持推动全民基本收入（UBI）的提高，因而无论工作与否，公民每个月都能获得收入。虽然许多公民的收入比过去低，但他们满足于利用这些导致他们失去工作的技术平台娱乐自己，打发时间。
在“数字化监控”背景下，非技术公司必须重新调整自己的定位，找到与数字巨头互补的角色。这使初创企业和企业家面临非常艰难的环境。消费者喜欢无论身处何地都能够购买数字化商品和服务的便利性。
我们固然希望在2030年，甚至更提前，全球数字失序阶段能够尽快结束，并且进入“数字经济复兴”的坦途，但是科尔尼全球商业委员会对当前数字监管与数字互联互通的研究发现，无论是政府、国际组织、企业、媒体还是大众，都没有形成通往“数字经济复兴”的压倒性力量。因此，新的数字秩序充满了不确定性。未来十年，恰恰是数字经济发生颠覆式变革的关键时期，而数字秩序也将在不断的动态调整中变化。
总体而言，对于所有的企业来说，并没有一条确定的道路可行；相反，企业需要做好准备应对种种可能的风险。在数字经济渗透各行各业的今天，对于数字场景的研判，并不仅仅是互联网企业的优先议题，对金融、消费品、工业品、生物医药等各行各业的企业，都是关乎未来发展成败的重要工作。所有面临数字化增长和数字化转型的企业，都需要建立灵活弹性的数字化战略与数字化预案，实现积极有序的数字化转型，更积极地参与新的数字秩序的塑造与构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