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好东西》的人，不敢想有多幸福。

朋友们，我真的没想到，《好东西》和「爱国」叙事毫无关联的电影，激起了我的民族认同感。

过去一年，《芭比》在中国大火，「ken」成为了表情包，成为了「我考考你」的父权调侃符号。

男人与马，成了一种不用解释，大家都能懂的讽刺。

可惜，无论如何习惯使用这些调侃，它始终是一种舶来品，是跟在西方女性主义者们背后，捡人家的乐子来一起笑，是笑着笑着，浮现出来的还是一张外国白男脸。

离我那么远那么远，爽得隔靴搔痒。

这时候，邵艺辉她带着《好东西》来了，还真是一个好东西。 它给我们描绘了一种—— 中国的好东西，该是什么样的愿景。

注意

本文含 30% 剧透

但不影响观影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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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

你不宣传它你糊涂啊 。

《好东西》是目前为止，市面上唯一能让女性放下「恐育」焦虑的片子。

我想，邵艺辉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应该没想到它有这样的作用。

去看电影的前几个小时，我还在阅读韩国作家郑世朗的《从诗善开始》。小说的最后，女儿禾秀当着整个家族的面，说自己绝不生育。

「现在的女人不生孩子不能完全用经济原因来解释。是因为氛围太偏执了所以不生的。想到自己的孩子也有可能经历自己经历过的事，就无法忍受。」

「你不生的话，还有谁生孩子呢？」

禾秀回答：「没有受过伤的人。觉得这世界没有那么痛苦的人。能坦然看新闻的人。」

是的，我一直这么想的。

所以，《好东西》才那么可贵。它的可贵，恰恰是因为，电影里的主角，曾是一个调查记者，是单亲妈妈，她是「受过伤的人，感到痛苦的人，无法坦然看新闻的人」，但她生下了一个女儿。

有一个瞬间，是 9 岁的女儿写下一篇《我不再幻想》的作文，被老师发给妈妈。她对小孩说：「以后能不能多写点乐观的。」

女儿回答：「正是因为我们足够乐观和自信，才能直面悲剧。」

妈妈惊讶这个回答，问她从哪学来的。

这句话，是妈妈曾经做记者时，写在某一篇报道里的。而那一年，是女儿出生的时间。

9 岁的女儿，是导演送给所有对世界感到悲观的人的礼物。

我们不再幻想，我们直面世界的悲剧，我们去创造，去圈出一块领地。

在这个领地里，女儿可以说：「爱孩子不是父母应该做的吗，爸爸你为什么要骄傲？」「月经又不是屎，为什么说它脏？」

女儿可以是创作者，也可以做台下鼓掌的观众。

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想象，一个出生在追求公理和正义，认为「被爱和平等」是人应有的权利的家庭的孩子，可以长成什么样。

导演在造梦，但这个梦离我们又太近，你忍不住相信，也许这不只是一个梦呢？

懂得很多女权理论，

但就是做不到。

该怎么办 ？

电影里，小叶这个角色真的很妙，她是母女关系里的第三者，是刚刚好卡在代际之间的女性。

比起偶像般的妈妈铁梅和在相对新的世界里成长的小孩儿茉莉，小叶更贴近屏幕外的我们——磕磕绊绊地成长着，够女性又不够女性，懂得了很多道理，但暂时还做不到知行合一，外表洒脱又艺术，但内里其实比任何人都脆弱讨好。

这样的女人该怎么办呢？我真的很想知道。

于是电影让茉莉问小叶：「你妈妈从来都不夸你吗？你的眼睛很大。」

小叶摇头，妈妈只会说她眼睛大得瘆人，看人的时候很讨厌，但明明她的眼睛和妈妈的很像。

小叶理解妈妈——爸爸会这样骂妈妈，所以妈妈才这样骂自己。妈妈没有被爱过，于是也不会爱她。

但理解能填补爱的空洞吗？不能，爱才可以。所以小叶无可避免地陷进了糟糕的关系，因为这是我们一直被教导的套路，等待一个男人作为拯救者。

不同的是，小叶把爱的渴望和权力交给男人，但又清楚爱情没有神话，她一边尝试一边抵抗，一边反省一边上头；认清了现实又无法放弃幻想，清醒地犯了所有的错。多痛苦啊，也多像我们啊。

直到茉莉告诉她：你的眼睛又美又亮，你怎么看我都没关系，我喜欢被你这样看着；直到后来在天台上，铁梅向她道歉，小叶说不用，你又不是我妈，不必逼自己承担这么多，铁梅说：总要有人对你说句对不起。

爱的前提是承认。茉莉的夸奖承认了她值得被爱，而铁梅的道歉承认了她受到的伤害。

小叶的成长几乎就在这两个瞬间完成了，她不再是那个拧巴地在旧游戏里寻求爱，等待被男人救赎的小孩，而是决定为小孩们创造新规则的勇敢大人。

刚好，这也是《好东西》为我们创造的新游戏规则。

看《好东西》，

去感受成为「第一性」的新世界 。

当女性是第一性的时候，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在这里，搬家公司叫「袋鼠妈妈」；灯泡坏了，王铁梅自己修好，她还帮邻居小叶通马桶；乐队演出结束之后，她和朋友站在路边聊天，余光瞄到，就突然大声呵斥在 livehouse 外面随地大小便的男人；她可以把女儿扛在肩上，让女儿「骑马」看演出。

小叶约会回家，被戴着帽子的跟踪狂尾随，王铁梅骑着平衡车跟踪跟踪狂，跟踪狂快走，王铁梅就和他平行，盯着他，让他感受被跟踪的滋味。

为什么呢？她不害怕被跟踪狂报复吗？为什么王铁梅可以成为第一性。

我想，前调查记者这个身份设置非常重要。作为记者，她一定经历过黑暗，暴力，悲剧。

在那之后，面对生活的自信程度是不一样，于是，她可以写下「正是因为我们足够乐观和自信，才能直面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