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耶鲁大学5年前的一项调查在中文媒体引起了一番关注和小小的热议。这项2013年的调查数据表明，中国留学生群体中45%的学生曾出现过抑郁症状；29%的人自称有焦虑症状，而美国大学生的此项数据大约为13%。
如果罗列个案，可能比统计数字更加令人触目惊心。就以过去的2017年为例：
2017年12月13日，康奈尔大学21岁的中国留学生田苗秀final周被发现在宿舍自杀身亡。
2017年10月，在美国犹他大学攻读生物学博士的唐晓琳，选择在金门大桥纵身一跃，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2017年3月，哈佛大学法学院一年级研究生冠群(Will Zhang)被发现在剑桥市史多瑞街的宿舍中死亡，警方表示具体死因不明的同时排除他杀可能。
2017年3月，甄梅梅 ( 化名 ) 因无法适应国外全英语教学环境以及国内外生活状态变化，罹患重度抑郁症，在被送回国后不到一个月坠楼身亡。
2017年2月，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UCSB)寝室内，20岁的中国女留学生Weiwei Liu，被发现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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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公众号“留学生小站”
不过，如果坚持用理性来看待这些事情的话，应该就不会感到惊诧。仅仅凭借耶鲁大学5年前的一项有限的调查，剥离背景，调查结果呈现出来的相关数据还真不能做简单的解读。且不说出现过抑郁、焦虑症状不等于抑郁症或焦虑症，临床的诊断甄别要严谨得多，中国留学生相比美国本土学生多了一个从中国到美国适应过程，而且中国留学生出国前所习惯的中国校园环境与留学面临的美国校园环境有着天壤之别，那么在适应过程出现更多的抑郁、焦虑症状不过是十分自然而且正常的事情，完全没有必要对这一项调查过度解读，并因此忧心忡忡。
注意，我这里并没有否认应该高度重视和关心留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我只是不赞同对一项有限调查的有限结果“说起风就是雨”。中国在美留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当然值得重视，可是其根源未必是美国校园的情境，虽然异乡感受到的文化冲突和新环境的适应过程中的磨合能使中国留学学生表现出更多的抑郁、焦虑症状，在我看来，更值得重视的是他们在出国之前的的问题。
与耶鲁大学2013年调查呈现出的45%的中国留学生有抑郁症状可资对比的，另一项针对北京大学入学新生的调查研究可能更值得我们的社会、学校和家庭重视。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的徐凯文博士针对北京大学入学新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调查研究显示：30.4%的学生厌学；40.4%的学生感到人生没有意义。这项调查反映的数据可以与耶鲁大学的调查数据相互印证，生活中缺乏意义感是典型的抑郁症状之一，可以解读为40.4%的北大新生“曾出现过抑郁症状”。
OK，这两组数据的比较能大体地得出怎样的结论？40%左右的北大新生曾出现过抑郁症状；45%的耶鲁中国留学生曾出现过抑郁症状，鉴于北京大学和耶鲁大学分别是中美两国的顶尖大学，生源相对来说大体上同质。因此，可以直觉地推断出，45%的中国留学生出现的抑郁症状，其中的40%可以看作是从国内带到美国的；5%是文化冲突和新校园环境适应过程的增量。（当然，这样的推断是不严谨的，因为积极争取出国留学的北大学生群体与全体北大学生群体并不同质，前者只是后者的一个子集。）
在我看来，耶鲁大学调查的结果远远不如北京大学调查的数据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以我多年来从事高校心理学教学工作的经验，学生群体中能观察到的抑郁症状不说触目惊心，至少也令人捏一把汗。前面说到了，有抑郁症状并不等于抑郁症，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差别，不可一概而论。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抑郁反应可以看作是人们面对环境适应过程中自我与环境之间持续冲突的反映，轻则抑制人们感受快乐，重则令人生无可恋。
那么，中国高校大学生相对普遍的厌学、无意义感弥漫、缺乏激情，都可以看作是他们自我与环境持续冲突的结果。那么，什么样的冲突令差不多一小半大学生陷入困顿？意义感！
不仅对大学生，事实上对所有人一样，生活的意义并不是挂在墙上的挂钩，到了将自己挂在上面就获得了意义感这么简单。生活的意义是自己去发现、赋予生活的；而学会发现、赋予生活以意义是一个人人格和社会性发展的重要方面。
好吧，我们来梳理一下中国大学生进入高校之前的成长历程。从发展心理学来看待，一个人青春期，大约相当于初中和高中阶段的年龄，是他人格和社会性发展的关键时期。对于青春期的青少年来说，这个时期他要去尝试、选择、经历，然后从中逐渐地发展和完善自我同一性，本质上这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生活和奋斗的意义自然蕴含其间。中国学生在初中高中阶段，普遍地为了应付两场重要的考试：中考和高考，基本上被学校、家庭给禁锢起来了，他们不能自由地恋爱，不能组织各种同年龄人的比赛，不能参与到各种预先社会化的活动中；他们必须复习、练习，反复地复习、练习，直到高考过后获得一纸录取通知书。
不难看出，中国的学生普遍地在人格和社会性发展的关键时期，并没有获得自我发现的契机和支持，相反他们殚精竭虑地将几乎所有的青春耗费在日复一日的练习题中的时候，他们这么做的意义不是自己发现的，而是由家长、教师、学校乃至整个教育体制所强行灌输的，以高考“取胜”为奋斗目标和几乎唯一的意义。
问题就出在这里。那些考上北大或者其他高校的学生算得上是得偿所愿，三年甚至六年的艰辛苦学终于修成正果，问题是然后呢？高校并不会强行灌输一个意义给这些年轻的学子，其实也做不到；而这些学子们在青春期的成长历程并没有机会自我发现，甚至还备受压制。那么，他们所呈现出来的当然就是缺乏意义感，北京大学调查出来的结果是40%的新生“感到人生没有意义”；耶鲁大学调查出来的是45%的中国留学生曾经出现过抑郁症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