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自由主义的对手是极权主义而不是民粹主义，因此他们强调的是多元化。但他们并不仅仅主张的是利益多元化，
尽管这是二十世纪中叶最传统的为民主辩护的说法：民主体系可以让各利益群体和平竞争。
他们还要求的是人类价值观的多元化，以及施莱辛格所说的民主社会中的“真正的文化多元化”。如柏林和波普尔等人则强调所谓的乌托邦不可能在一张不对个人权利做任何限制的政治蓝图上建立起来，因为个人的利益各不相同，而且常常不可调和。
这种原则性的多元主义呼吁尊重个人和群体的多样性，也体现出民粹者所主张的“同一的民族”概念多么危险。
冷战自由主义者如施莱辛格也在为捍卫致命的中心寻求一种
“战斗信念”
。他们让自己置身于思想流派的战争中，认为这样能使他们更加清楚认识到自己的政治理想。柏林曾说：
“我经常对自己说，我更愿意当耶稣，而不是那些谈其理想却浑浑噩噩一无所成的人。人如果知道自己要为之战斗的和与之对抗的东西，那他的武器时刻都是杀伤力很强的。”
但在其他时候，柏林又建议人们慎行，警告大家一种政治“信念”不一定会有与之相对的“反信念”，不像一种政治狂热需要另一种狂热去击败它。
然而，不管是渴望打一场“硬仗”以确认自己的政治立场，或者是刻意的慎重态度，这两种自由主义的思想在今天看来都是有不妥的。由于民粹主义并无统一的政治理念，因此也不可能有施莱辛格式的“反理念”。在任何时候，自由主义者都应该明白自己所支持的是什么，而不是靠政治对手帮助自己定义自己的主张。而中间派和慎重派这样的角色只有在人们能够说服他人左派或右派两种极端都同样危险时，才会显得有吸引力。右翼民粹主义并没有与之相对应的所谓左翼民粹主义。无论是美国政治家伯尼·桑德斯的支持者和民主社会主义者，还是英国劳动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的追随者们，尽管人们可能不认同他们的政治主张，却也不否认这些政治家们都是支持多元化的。他们可能会倡导“为了多数人，而非少数人”，但他们几乎不可能支持一个完全同一的民族（这并不意味着左派中没有反对自由主义的民粹者：委内瑞拉那灾难性的“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一个例子。）
人们都忽略的是，施莱辛格为中心的辩护也相当于强化了非共产主义、非斯大林主义左派（施莱辛格称之为“自由左派” ）的势力，而不是找到处于左派和右派中间的立场，或者一种两党派立场。
柏林和波普多是高调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他们认为福利国家对于一个好的社会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施莱辛格则怒斥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富豪统治的暴政”，呼吁对经济发展施加控制。这种观点使得冷战自由主义的主张大大区别于哈耶克，他公开承认自己反对社会民主主义，也是美国保守派运动和英国撒切尔主义的启蒙者。
自由主义想要寻找一个更加温和的中心立场，如果不是基于某些规则实现而是不合情理地希望在两派之间找到一个等距离点，
这实际上不是一件好事。
民粹主义者们极力反对“全球化主义”和“边境开放”，但事实上谁会提倡完全开放边境呢？尽管在今天的学术界，倡导全球性的公平和人口自由流动的学者也只是极少数。
当波普尔为“开放社会”辩护，他反对的是教条式的不容忍以及同族意识两种观点。他的辩论是关于认识论层面的，而非移民政策：人们要有开放的观念，而不是说一切地区都应让人自由通行（冷战自由主义者普遍支持接收难民；他们这种在旧时语境下的开明和慷慨也是自由主义思想的一种）。
所有冷战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中，以赛亚·柏林可能是最关注民粹者发动的国家身份认同的论战的人。毕竟，柏林终身是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对于民族主义抱有极大的同情心。他常常强调，归属是人类的基本需要。并且，十八世纪以来许多意识形态的形成都与“创伤意识”有关。
柏林所说的“创伤意识”指的是一种不被承认、生命不受尊重、未达到自由的世界性的文明应有标准的状态。在《乡巴佬的挽歌》一书所描述的这个时代，柏林对政治不满的心理源头的敏锐感知彰显出其特别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