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凭栏欲言
因为重点截取了
1993
年来对比观测
当今趋势
的可能发展，我突然想起了《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的作者黄仁宇选取了历史中相对平淡的一年铺开来看
历史趋势发展的必然
。
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黄仁宇认为：“中国的过去，禁忌特多，所以说话作文时有隐晦，或指彼而喻此，或借古讽今，这在明朝人更为惯技”。
明朝以前的人
确实缺点多多，黄仁宇说得对。
回归正题，
1993
年对中国并不是一个平淡的年份，而是一个特别的年份，为什么特别？
因为它是很多改革措施的前奏，也因为它跟
2020
年有较高的相似度！
01
特别国债来了
3
月
27
日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
“
发行特别国债
”
，引起了高度关注，这是时隔
13
年之后，中国再次计划发行特别国债，这也是将是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发行。
历史上中国发行过两次特别国债，分别为：
1
）
1998
年财政部发行
2700
亿元特别国债（期限为
30
年），用于向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补充资本金。
2
）
2007
年财政部发行
1.55
万亿元特别国债（期限为
10
年和
15
年），用于向中央银行购买外汇，从而注资成立中投公司。
特别国债的资金筹集模式类似于中央财政直接向银行透支，在
1994
年之前，这个模式极为常见，
90
年代初中国多次发行
“
特种国债
”
，直接向银行透支，目的是补充财政收支缺口。一个原因在于当时中央财政资金缺口很大，迫于无奈；另一个原因在于当时的银行商业化程度不高，仍侧重于计划模式。
随着
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中央分走了六成的财权但只承担四成的事权，中央财政由赤字变盈余，类似直接向银行透支的国债模式就不再多见，两次特别国债发行历史也可以看出，其用于特别的目的，
而不用于补充财政资金缺口。
对于本次（第三次）特别国债发行的目的，似乎倾向于基建、民生建设、加大对中小微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和促进消费等。这似乎与前两次特备国债发行目的不太一致，似乎是受疫情影响侧重于
补充财政收支缺口。
02
特别国债与货币超发
为什么向银行透支的模式不再多见了呢？
在央行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中，特别国债（或特种国债）将体现为对政府债权的增加，资产等于负债，对应的负债项为政府存款同步增加。
当政府存款被花掉之后，政府存款项就会减少，资金经实体流通后最终影响储备货币项同步增加，
这是高能货币，会被货币乘数放大。
经货币乘数放大后，理论上，现在新发
1
万亿的特别国债，将驱动
M2
增长
6.58
万亿，目前较高的估算口径是准备发
4
万亿特别国债，可以设想下其对货币量的影响。
虽然央行可以通过正回购或停止
MLF
等（放水工具）予以对冲，但很难完全消弭其影响。
政府对银行透支，必然会冲击汇率和通胀。
03
1993
与
2020
的相似度
专向债（不用于政府日常开支）就是基建债，
2020
年
3
月
31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再提前下达一批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带动扩大有效投资。
在内外需求下降的双重挤压之下，加强基建似乎理所当然。
这与
1993
年高度相似，当时出于一些政治原因，
1988
年开始收紧的货币与财政在一年后双双放松，激发了新一轮基建狂潮，持续到
1993
。有所不同的是，
1989-1993
年主要采取的是对银行透支的模式，而非发债，这并不影响本质——
因为基建总是需要货币超发的支持。
当前，在基建和货币的影响下，叠加疫情冲击外需订单大范围取消，基建刺激经济会具有两个副作用：
1）
刺激通胀。
2）
刺激进口而出口承压，导致贸易逆差。
历史上
1993
年，也是大基建的背景下，两个问题同时出现，
1992-93
年因基建影响进口钢材
4000
万吨，中国对外贸易由顺转逆，外汇储备由升转降，一度降至
200
亿美元以下，中国通胀率超过
20%
。
而当今，新基建虽然对钢材的需求下降，却需要进口各种电子元器件！
更为相似的是，房价泡沫！
1993
年正是海南房产泡沫的巅峰。
04
1993
年的粮食问题
1991-1992
年，连续两年粮食大丰收，农产品棉糖粮全部滞销，国家加大了收储力度，
1993
年中国国储粮正处于历史最高水平，达到约
800
亿斤。
但
1993
年
11
月，粮价暴涨突如其来。粮价整体涨价
0.3
元
/
斤，而当时稻谷的收购价才每斤
0.32
元。
事件缘起于广东等沿海工业大省，土地或建厂、或房地产占用、或产业园占用、或抛荒，人员入厂务工，粮食产量下降，就去内地抢购粮食。
而在当时高通胀的推动下，农业生产资料化肥农药等暴涨，粮价因长期工农业剪刀差压制，价格较低，农民惜售。
供需关系在货币泛滥的影响下，开始推高粮食价格。而公商（与私商）入场进一步强化了炒作，炒作赚了钱归自己，赔了钱归公家，放大了炒作胆量。万科创始人王石的第一桶金，就源自倒卖玉米。
1993
年国储粮存量有史以来新高，
1993
年粮食价格新高，戏剧化的一幕就这么突然出现。
为压制粮食涨价，国家通过国有粮店挂牌降价的办法，抛售平价国储粮（
2019
年抛售平价猪肉有异曲同工之妙），两种低标粮食（标准粉和标二早籼米）作为最基本的口粮不涨价抛售，其余品种有不同程度的上涨，粮价在约上涨
0.2
元
/
斤的幅度上得到控制，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但没过多久，
1994
年
3
月粮价暴涨又来，最终中国将多年积累的
800
亿斤国储粮抛售约半，粮食价格暴涨问题才得以控制。
从效果来看，低价抛售并不是粮价暴涨最终得以控制的主要原因，抛售只能短期压制粮价（包括现在的猪肉），
粮价暴涨问题的最终解决实际上源于
1993
年的财政与货币双紧。
价格是货币的具现，钱紧了，价格自然就得到控制了。
1993
年
7
